单军：关键不在于是否在境外盖房子

“中国建筑师要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关键不在于是否在境外盖房子，而是在于要将中国建筑师优秀作品中所蕴含的传统东方智慧和思想精华，以及应对当代中国城镇化发展中各种挑战时的设计智慧和理念传播给世界。”

单军，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

Q：2007年-2014年，您作为主持建筑师和项目负责人，主持了中国商务部驻印尼商务馆舍设计的项目。您能否简要介绍一下该项目的缘起和过程？

单军：本项目的起因，宏观地说，是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的大背景有关。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外商务合作和经贸往来越来越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中国使领馆商务处原有的空间设置、办公条件，以及作为对外商贸谈判窗口的形象等，都有了新的发展需求。在这个背景下，受商务部的委托，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和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共同展开了商务部驻印尼商务馆舍的设计。

2007年7月初，我和清华大学设计院的刘玉龙副院长等，随商务部负责同志一起组队去印尼的设计现场考察了一周。在短短一周时间内，我们完成了6个方面的调研工作，包括：拟建用地现场踏勘和评估、用地环境与市政条件考察、现有办公条件调研、与当地规划部门接洽并了解上位规划和当地设计法规与规范、考察当地的建材市场与施工条件、对印尼当地的自然、气候和社会经济文化的调研和研究等。通过对项目的预研究、现场调研，以及后期整理，尤其是根据在雅加达我们与使馆人员的座谈，拜访雅加达的规划管理部门官员，以及当地最大的设计机构，使我们对项目有了全面的了解和认识，最后汇集成一份详细的考察报告提交给业主方，使得本项目后续的设计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Q：该项目总面积只有3000多m2，但因涉及到当地规划法规等问题，设计和建造历时长达7年。您能否谈下两国规划设计法规的差别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单军：这个项目面积规模不是很大，但从2007年至今历时7年才建成使用，算是拖得比较久的，其中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例如，就雅加达方面，主要是设计前期用地性质的调整，将原来的居住性质的用地重新申报当地管理部门调整为办公加居住性质；此外，还有施工图阶段根据当地市政条件所做的供水、供电等方面的调整。在方案设计方面，主要是业主方根据有关的要求和规定，在人员编制控制以及居住面积标准等方面，有着不同的考虑和调整反复，包括停车位数量等相关的调整。当然，最后的编制和面积标准是严格遵循相关规定的，由于面积的缩减，使得商务馆舍的住宿部分，从原来的10层降低为建成后的8层，本来设计用于绿地和局部停车位的低层架空层也去掉了。当然，我们对设计自身相应的不断调整与完善，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在规范法规等方面，其实印尼的和我们差不多，比如说，根据大雅加达地区的总体规划，用地北面将有一条城市规划道路，所以建设红线要往后退8m等，由于当地的法规比国内的更宽松，所以我们只要根据中国的相关设计规范设计就可以。而印尼的建设项目申报程序和国内基本一样，由规划部门（City Planning Agency）来审核相当于方案阶段（Schematic Design）的设计；由建设管理部门（Building Control Agency）来审定相当于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Design Development and Working Drawing），但他们的办事效率比较低，所以也耽搁了不少时间。

Q：您认为在该项目设计中，最大的挑战和困难是什么？最主要的设计特色又是什么？

单军：我想这个项目的最大挑战和特色，均来自于境外项目的“飞地”特征。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地理现象，飞地建筑的独特性在于：飞地属于使用主体，而包围了飞地的外部周边环境则属于有异于主体的国家与地区，我称前者为所“属”国家或地区“使用主体的真实性”，后者为所“在”国家与地区“建造地点的真实性”。从建筑的地域性表达看，就是要在设计中平衡这两种不同的地域特征。所以，对“飞地建筑的双重地域性”的表达的探索，是贯穿印尼商务馆舍整个设计和建造的的核心理念。

一，与容易过多地考虑飞地建筑所表达的政治意义的设计观念不同，印尼商务馆舍首先考虑的是“建造地点的真实性”，其中，又以对当地气候的应答为重点，具体表现为双层屋顶和双层立面的设计。

正如弗兰姆普顿在评论印度建筑师柯里亚作品所提到的“气候是文化的深层因素”，对于特定地域来说，气候条件是恒定的，而在一些极寒或极热的特殊气候地区，气候更成为影响建筑乃至建筑传统的一个根本性因素。比如说，印度人对树的崇拜，就与其干热的气候下树荫的意义密不可分。所以，印度村口的树荫，不仅成为一种传承，也影响了在印度留下不朽作品的柯布西耶和路易·康。本项目中的“设计因循气候”（Form Follows Climate）策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馆舍两部分的顶部，我们都做了格栅式的双重屋顶。这样既能有效遮挡强烈日照，降低室内温度，也能形成屋顶围合性的院落。其次，在住宿部分的北立面（因为是南半球，所以北立面为受阳面），我们也做了双层表皮设计。在总共128块遮阳板中，靠近阳台部分的48块是可动的，住户能够根据内部使用要求进行局部调节。而具有韵律感的外表面，与其后功能性的内立面，也共同形成了整个建筑丰富的光影变化。由于地段周边多为高层酒店和公寓，双层屋顶和立面的设计也增加了馆舍建筑的私密性。

当然，建造地点的真实性，还包括对周边城市环境的回应。例如，将办公部分的“馆”与住宿部分的“舍”分开设置，对外在城市尺度上，形成当地两三层民居与二三十层高层公寓之间的过渡区，并在尺度上与原有的中国大使馆相协调；同时，一馆一舍的布局，使得建筑自身形成了一个“空”的绿地中心，增强了建筑自身的内聚性和领域感。

二，与相对具体的“建造地段的真实性”相较，设计中如何表达所“属”国家的文化身份，则更具有挑战性，也是我们设计中更多思考的方面。我认为，后者之所以难度更大，在于它不仅仅需要一种设计层面的策略，更需要从整体认知上，去把握一种更加抽象的命题，即：结合项目自身的一种政治和文化形象塑造的诉求，将如何更适宜地表达当代中国所应该对外呈现的时代文化精神？

这一问题本身看似是宏大叙事，但其内涵恰恰是一种对宏大叙事的扬弃。在关于文化传统的论述中，雷德菲尔德曾有“大传统”和“小传统”之说。过去我们一提中国的建筑文化特征，往往过多地注重单一和宏大的官方大传统，表现在建筑上则过于强调形式上的象征性，例如，通过所谓的三段式或对称式、甚而直接借用传统大屋顶的样式，来展现所谓的历史传统和大国气势。在本项目中，我们并不急于形式的塑造，而是通过反思，首先确立了基本的文化态度和设计原则：

其一，在以经济实力为根基的当今世界，建筑自身形式上的象征性意义已经大大被降低了，建筑更多地回归到对环境的关注、对使用者的关注，以及对自身结合使用的建造逻辑的关注。

其二，即便由于建筑的特殊性，需要展现当代中国的文化精神，对外呈现的也应该是一种多元的、开放的、包容的姿态，它不仅代表了历史上的中国地大物博、文化多样的深厚底蕴，也体现了当代中国海纳百川、自强自信的大国风范。

其三，作为一种代表官方、以及协调民间经贸往来与合作功能的建筑，尤其要展现一种亲和的、平等的、甚至有些低调的姿态和品格，这也是中国传统观念中所谓和气生财、内儒外商等精神的传承，更契合当今的国际态势。

在这个项目中，我希望能够通过设计把这种很微妙的感觉呈现出来。例如，刻意在布局上呈现一高一低不对称的形体组合，以避免对称形式过于庄严以至于给人以盛气凌人的感受；正如很多国家间的商务往来，往往从策略上采用民间合作方式以体现亲和性，在设计中，我们也着重展现类似民间建筑“小传统”所具有的平淡、普通、亲和等意象，例如大片的粉墙、小尺度的窄院等设计，它们不仅表达了中国类似气候条件地区民间建筑的传统意象，也很符合这种规模不大的建筑所应有的气质。此外，住宅立面遮阳板的可变性及其丰富的光影变化，形成灵活可变的建筑形象，传递出一种轻松与多元的感觉和姿态。

幸运的是，使用方完全接受和认可了我们的这些基本的设计理念，整体的设计思路能够比较顺利地贯彻始终。

Q：您认为该工程在您所有的项目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意义？

单军：从1990年代中期做博士论文研究开始，到后来的建筑实践，我一直都在思考和关注建筑的地域性问题。由不同地域特色组成的大千世界变化纷呈，可以说，自然和人文环境有多精妙，与环境相应和的建筑就可能有多精彩，关键是如何捕捉建筑与特定地域之间相关联与契合的要点。这其中，通常需要考虑的方面之一就是设计主体的“角色介入”问题。

在以往不同地域的设计实践中，尽管作为建筑师，我也需要以外地人（Outsider）的身份介入，并努力从本地人（Insider）的视角出发去研究和理解当地的地域文化，但作为文化人类学的基本方法，角色介入通常强调的是，外地人作为一种“他者”，通过一种“陌生化”的视角，去提升本地人在习惯性认知上的局限性，外地人和本地人两种身份有主有次，并不呈现重合并置的关系。

印尼商务馆舍则与以往的项目不同。由于飞地的特殊性，建筑师既要作为外地人考虑印尼当地的地域特征，又要同时兼具所属地的本地人角色去体现自身的文化特征表达，因此就具有了双重身份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这对于建筑师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因此，尽管本项目同我设计的几个博物馆建筑相比，在文化意义的表达上似乎没有更多的要求，但却具有其独特的意义。比如说，它需要建筑师更加敏锐地去认知异域环境与文化，特别是需要更加深刻地去反省自身的文化身份和态度，进而思考如何更加准确地展现异域建筑内在的品格和气质。此外，境外设计的经历和经验，有利于我们以此为参照去比较和认知境外建筑师在中国的实践，观照其所持有的文化态度和视角。

Q：从整体上讲，目前我国建筑设计的对外输出还是以伴随我国投资和工程技术输出为主。您认为应如何进一步激励中国建筑师提升设计的国际竞争力，拓展海外市场？

单军：其实我觉得，建筑师是不是一定要在境外建房子，并不是问题的根本。能够在世界各地做设计、盖房子，肯定是好事。它能够让更多的外国人看到，产生更大的国际影响力。但建筑最核心的影响力，是建筑自身的品质，及其所蕴含的思想价值。比如说，柯布西耶的朗香教堂、马赛公寓都建在法国，卒姆托的很多房子都建在瑞士，但他们建筑思想的传播和影响却是全球的，世界各地的建筑师、学生和游客们甚至都像朝圣一样去他们的本土观瞻他们的作品。他们的房子建在哪里，实际上并不影响他们设计思想的传播。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建筑师通过不断地与国际建筑界的交流学习，再加上得天独厚的创作机会，思想已经越来越成熟，设计能力与水平也有了极大的提升。但是我觉得，今天中国建筑师作为一个整体，所取得的设计成就和其应该具有的国际影响力还不太相称。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建筑师在国际上得奖，但建筑师群体的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与展现，在这方面与我们的邻国日本相比还有不少差距。所以我认为，中国建筑师要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关键不在于是否在境外盖房子，而是在于要将中国建筑师优秀作品中所蕴含的传统东方智慧和思想精华，以及应对当代中国城镇化发展中各种挑战时的设计智慧和理念传播给世界。即通过所谓的中国制造、中国创造，去更积极地影响和改变世界。

这不仅需要中国建筑师继续完善和提升自身，更需要包括行会和学术机构、媒体、业主甚至政府等方方面面的共同推动。例如，境外建筑师到中国来接重要项目的时候，他们的政府往往都会出面支持，甚至政府要员访华时会带着建筑师一起来做宣传和推广。我相信，随着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全球政治经济上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并担负更多的责任，在包括建筑理念的传播等文化影响上也必然会有更多的担当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