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仙林学校 / 雁飞建筑

虽然关于普通教育（Обще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ая）的系统早在建国后就从苏联引入，但考虑到当时的国情，中央下放教育事业管理权，区域内中小学由地方负责投入，直到1985年义务教育才转变为以国家财政性投入为主；次年，我们才正式进入“普九”的重要阶段。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学校的建设标准是以各个省份的标准设计室或建筑院校提供的学校图集作为参照。

“普通”（generality）关注点落在了经济性建造和关于教室单元的采光、通风、噪音、温控等基本物理性能的讨论。其背后既是应对在经济困难、机电匮乏时期的大班化教学的刚需，也是朴实地回应学生在青少年时期的生理成长和心理安全的需求。同时，因学校整体规模较小，尺度适中，建筑大多围绕操场线性布置，学生课间活动与场地的关系也就相对紧密。这种关系在大量的集体照中被记录下来，形成了那个时期的一种集体记忆。

技术转移往往需要时间来适应和消化。在苏联技术转移的过程中，首先集中在工业、住宅和基础设施建设上，因为这对于国家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更为紧迫。中小学教育设计作为相对次要的领域，在技术转移和应用上则相对滞后，但这也留下了一个时间的窗口。一方面，参照的来源结合了苏联、德国和日本的一些案例及资料集；另一方面，各地方依据不同区域、人口、政策及城乡情况，制定的地方标准也逐步推动了国家规范的出台，渐渐形成一条符合国情的路线。

这部分关于“标准与弹性”的重绘整理工作中，框选部分是设计方案，其余为实例。整体上看有一种因经济性导致的克制，但细看又可以读到南北廊与操场、气候及流线的关照。

之后，在1986年推出的《中小学建筑设计规范》，与“普通”挂钩的基本性能被纳入到规范中，设计的关注点开始慢慢转向形式的讨论，这在同期出版的一系列关于学校的竞赛和优秀选集中亦是清晰可见。到1994年分税制实行后，土地财政模式主导了新区开发，推动了快速的城市化，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随后在90年代末农村入学适龄儿童减少，导致了当地撤点并校的政策，到2001年撤点并校也正式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政策，在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下，也变相推动了学校规模的扩大化，重点学校、巨型学校开始站上舞台。

而“普通学校”则陷入乏善可陈的困境，作为伴随新区开发的基础性教育配套，它也成为了平庸图景中的一部分，就其集约用地、师生配比、班级规模，以及综合造价而言，它最终是一个经济测算的结果。规范作为提供基本物理性能的保障，同时也暗示着按部就班、大同小异的设计结果。所谓的独特性，大多不在里子，而在一种如画的面子[3]；其愈是试图抵抗平庸的图景，愈是加剧了现状。“普通”与经济性的挂钩，由原先的物理建造，演变为如今可考核的指标。普遍通用（general）渐渐的滑向了一般的、广泛的、无差别化的（generic）生产。
爬取了北上广深以及成渝地区数以千计的中小学卫星图，最终选取了规模体量上相当的510所作为研究对象。

当抽取了510所学校图底化后，重迭图像与强排方案形成了一种照应。在讨论设计时，规范往往被处于一种回避的姿态；而事实上，它是整个普世生产的先锋。

因此，仙林学校尝试重新考察“普通学校”的可能——“普通”在抽象化的同时，是否还暗含着一种具体化的胜任。它瞄准的是一系列与经济性相关的问题——大容量教学模式与大体量的化解，校舍操场的布局模式与僵化的间距控制，教室单元与结构单跨规范限制，公共空间的比例与混合分区，结构预制率与管线综合，采光通风与运营能耗，学生心理安全与活动便利性，上下学接送对周边社区的交通压力与社区开放分享的衔接等等。这些诸多问题隐匿在了一种标准容积率的暗示中，所以它也有一个代号 “FAR=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