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珂：现代主义城市与现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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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问对中国大陆建筑从业者影响最深的欧洲建筑师是谁?无可争议，要属勒•柯布西埃，出生于瑞士的法国画家，一位成功的建筑师，同时又是一位失败的城市规划师。

柯布西埃这个名字或许对普通市民显得陌生，但要提起他在现代城市中留下的痕迹，可谓比比皆是：先不说取古代城市道路网而代之的巨大街区和城市中的快速道路，就且看那些巨大的居住“小区”中林立的百米高层、蜂窝一样堆叠起来的公寓楼也变成了国人在城市中居住的主要场所;从何时起，“家”的样子从胡同、小巷中的院落房屋变成了巨大高层里的蜗居公寓?从何时起，“街道”的样子从五米到九米宽的熙攘小街变成了三四十米宽的快速车道，以至于要横穿马路需要穿过地下通道或者过街天桥?从何时起人们不再生活在院落里以至于现在院落成为了奢侈品?从何时起人们在城市的一个区域工作，却在另一个区域生活?

这些变化乃是为了迎合某种理念所造成的结果，这种理念叫做“现代主义城市”，它是针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拥挤、脏乱、腥臭的欧洲城市所提出的针对性设计。

现代主义城市设想有如下要点：

巨型居住社区、高层住宅、宽阔快速的道路网(以及道路两侧的建筑后退距离)、有计划性的城市功能分区等。

这些要点宣称是为了让市民更健康、城市更高效而设计的。例如强调住宅的阳光，新鲜空气和水，强调游憩空间分隔各城市功能区，强调分开工业区与居住区但彼此临近以缩短通勤距离，强调修建高层建筑以节约土地。这些要点具体反映在《雅典宪章》中，但实际上《雅典宪章》是对建筑师柯布西埃的一个叫做《光辉城市》的城市设计方案进行的提炼。

这就很有意思了，基本上来说，“现代主义城市”是一种理念，这理念不是通过对现状(或曰客观世界)的观察而积累出的经验，而是通过对一个虚拟的存在(也就是一个城市设计方案)进行观察而提炼出的说辞。

这套“现代主义城市”理念是宣称可以解决当时存在的城市问题而出现的，但有些尴尬的是，在被提出之时，它并没有真实的被应用过，也就是说，这些提出者自己也不清楚它能否解决(它宣称能解决的)那些问题。

实际上，在《雅典宪章》发布之后的整个二十世纪中，我们依然没有看到现代主义城市理念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虽然这理念看起来倒是挺炫酷的)。现代主义城市理念中的巨型居住社区和高层住宅相得益彰的摧毁了传统的邻里关系和宜人尺度的街区。而宽阔的道路网和城市功能分区则恰到好处的造成了交通拥塞(功能分区制造了通勤高峰和死城现象，宽阔的道路因此不能保证高速度交通联系)。柯布西埃同学在《光辉城市》中兴奋的鼓吹：“街道消失!”，但当街道真的消失的时候，他不一定兴奋，但我们是焦虑了。

《雅典宪章》被舶来，并被引入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学科教育之中，它的提出者是一个叫做CIAM的团体，中文名字被翻译为“国际现代建筑协会”。但实际上它并非真正的“国际”，而是当时由柯布西埃所组织起来的二十八人(包括柯布西埃的堂弟)构成。这二十八人都是欧洲建筑师，他们中并没有社会学者，没有经济学者，没有政治学者，也没有数学家。所以可想而知，整个协会的成果乃是建筑师的集体臆想，并没有进行过社会、经济、政治和数学上的可行性论证。

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是否更加善于构想“新”的东西，而不善于观察“旧”的东西?我无从回答这个问题，我只看到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现代城市主义”。它在诞生后就不停的失败，先是柯布西埃在印度设计的昌迪加尔，一个美丽的超级失败，然后是卢西奥设计的巴西利亚，一个一厢情愿的城市空壳。昌迪加尔的超级街区无法阻挡南亚暴晒的阳光，也丝毫没有考虑到印度大多数人口经济上的负担能力，它唯一有价值的就是一些可以称得上出色的单栋建筑物;就连巴西利亚设计者的拥趸们自己也承认，巴西利亚“有可能”成为一座伟大的城市，但需要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

《城市的胜利》的作者，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曾经写道：“柯布西埃设想摩天大楼被绿草如茵的空间所环绕，但这似乎完全忽视了街头生活才是赋予城市互动活力的源泉。城市是复杂的有机体系，它的活力来自于混沌的状态以及功能上的多样性。”(《巴西利亚：过度城市规划的警示》)

“现代主义城市”幸好只是一种“主义”，只是一种乌托邦的臆想，虽然它屡败屡战的精神值得敬佩，但也许成熟一点的态度应该是放弃形而上学的幼稚，多回归经验归纳的稳妥。

库哈斯对现代主义城市理念的批评言之所至：“现代主义的诺言正像炼金术士的行当，它试图通过抽象与简单复制将数量转化为质量的战略已经失败，已经成了一场点石成金的笑话。它的理念、美学、程序，都已经终结。总的来说，每一次对一次崭新开始的尝试都使这一崭新的开始变得名声扫地。”(《城市主义怎么了》)

那么，既然现代主义失败了，是什么成功的解决了拥挤、脏乱、腥臭的欧洲城市?

“现代主义”归根结底还只是一种理念、一种美学偏执，更像是一场艺术品宣传攻势而不是一种科学的理性方法。和它不同的是，“现代化”作为一种手段拯救了柯布西埃笔下备受批判的欧洲城市，“现代化”为中世纪的道路网设计了新型的下水系统，为古老的房屋铺设了电灯，装备了明亮的开关和密闭性较佳的玻璃窗。抽水马桶，钢筋混凝土和铁提供了开阔建筑空间的可能，欧洲城市得以在渐进式的修缮中摆脱传统砖石木构房屋的昏暗空间感受，电梯为老年人带来了福利，电话得以开拓办公空间的可能性。柯布西埃说过“不搞新建筑就要革命”，但是直到那个肮脏阴暗的欧洲城市被一点一滴更新修缮，解决了过去的问题并依然保持过去的形象为荣之时，革命仍然没有发生。

所以我说，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主观的审美和宣传虽然值得钦佩，但如果借助国家力量或者话语权威强行推广的话，其结果却是有害且可笑的。更为可怕的是，建筑学院和规划学科所教育的仍然是现代主义而非现代化，这让人不禁怀疑这个学科究竟是为了某种偏执的臆想服务的，还是为了了解和解决真实的城市问题所存在的?城市和建筑学科不如学习一下胡适之博士所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尽管如此，我们虽然生活在失败的现代主义城市遗迹中，现代城市以其新鲜的生命力却免疫着现代主义城市糟糕的格局。“城市专家”目睹现代城市激情的活力粉碎权威的话语，消灭了的街道也无法阻止夜幕下灯火辉煌的市场所带来的随机造物，这些在现代主义城市构想中没有名字也无法命名的事物超越了建筑师故作高雅的乏味想象力。

现代化是经济的自生造物，是现代城市赖以存活的基础设施。它是中性的，因此它得以嘲笑强力意志的现代主义。现代主义从未成功，但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留下败坏了的格局。如果不是现代化的恩惠和城市文明自生的活力，我们早已生活在苦难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