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化整为零的集群建筑设计探索

中国目前正处在经济及城市建设快速发展的阶段，一个很大规模的项目往往在很短时间内被一家设计院或一个设计师的简单设计所吞噬，必然少了对城市空间的思考以及可能呈现给城市的更丰富的建筑形态。而集群设计恰恰可以化整为零，集思广益，共同探讨城市和建筑的取舍，创造出没有时间积累的智慧结晶。

集群设计可化整为零，共同探讨城市和建筑的取舍

集群设计最早源于国外示范性实物建筑展，其中1927年德意志制造联盟的魏森霍夫试验住宅区可谓现代集群设计的开山之作。展览的初衷是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住房紧缺和经济状况急剧恶化情况下的住房建设问题，强调的是经济与适用。展览聚集了密斯、柯布西耶、格罗皮乌斯、夏隆等17位世界著名的现代主义建筑师，代表了当时欧洲最前卫的设计组合。他们以探索未来住宅设计为己任，使用创新的设计概念和设计方法，对住宅建筑的平面布局、空间效果、建筑结构、建筑材料等进行了一系列革新，并开创了“国际主义风格”。之后，在1931年以“我们时代的住宅”和“新的建设”为主题的德国建筑展，以及1957年以“明日城市”为主题的国际建筑展上，现代主义建筑师一次次集体亮相，无一不是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体现了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集体智慧的交锋推动了学术进步，于是集群设计这种与生俱来的精英气质，使“集群”不只是简单的数量概念，还隐含了前瞻性与示范性的意义。西方各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也涌现出一些集群设计力作，这些项目不再是有组织、有主题、有特定目的和区域的展览活动，而是一般意义的房产开发项目，其产生动机不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或是对于社会建构的使命，其精英气质更多地被当作商业利益最大化的筹码。

2000年，潘石屹、张永和策划的长城脚下的公社开启了中国的集群设计时代。其后的集群创作项目中既有上海的青浦营造和杭州的良渚文化村这类大规模的新城制造，也有银川的贺兰山房那样属于艺术家“玩”建筑的产物；既有在全球范围邀请设计师参加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项目，如南京的中国国际建筑艺术实践展和金华的建筑艺术公园，也有声势浩大、毫不逊色的本土建筑师参与的项目，如东莞的松山湖新城和成都的建川博物馆聚落。这些项目的委托方既有政府机构，也有房地产企业。它们普遍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在国内建筑项目运作中，业主选择建筑师的一般方式是设计竞赛招标。而国内集群设计的特殊性在于，绝大多数项目从规划到城市设计再到建筑设计均采用委托设计形式，如此大规模的邀标需要业主具有相当的魄力、实力和影响力。

第二，国内集群设计项目的基地大多在自然环境优越的城市郊区。城郊土地资源较市区内丰富，土地成本相对较低，基地环境质量的可选择余地大。基地远离城市的同时也远离了城市矛盾，因而建筑设计受到的限制较小，为集群设计的创作自由度提供了条件。

对于集群设计的价值和意义，从学术上来讲，集群设计推动了建筑界的学术交流和发展，长城脚下的公社在威尼斯双年展国际建筑展上还获得建筑艺术推动奖。有专家说，由于中国正处在经济及城市建设快速发展的阶段，一个很大规模的项目往往在很短时间内被一家设计院或一个设计师的简单设计所吞噬，必然少了对城市空间的思考以及可能呈现给城市的更丰富的建筑形态。而集群设计恰恰可以化整为零，集思广益，共同探讨城市和建筑的取舍，创造出没有时间积累的智慧结晶。

从营销作用和商业价值上看，参与集群设计的建筑师通常都是设计界的精英，他们不仅富有创意，还有更为严谨的工作方式和态度。无论基于消费者从盲目追求品牌到趋于理性消费的变化，还是基于开发商对商业利润以及品牌价值的追求，他们都相信在高质量的产品身后，必然是品牌效应带来的高附加值。而对于建筑师来说，正如张欣在运作长城脚下的公社时曾说过的：“商业是建筑艺术最有效的推动手段。”集群设计正是借着众多优势条件，成为引人注目的建筑事件，并形成开发方和建筑师的双赢。

集群设计是中国当代实验建筑发展的一个探索形式，是单个建筑师的个人实验行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联合，体现了实验性建筑已经从游离于主流设计实践和学术意识形态之外，变为主流的一部分。所不变的是建筑设计过程中“实验”的主导思想。

集群设计给建筑师之间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建筑师通过合作沟通学术，集中反映实践过程中的思考。艺术家也加入到建筑设计过程中，体现了当下建筑设计实验中建筑与艺术的结合。艺术家不同的视角以及表现形式成为建筑中的元素，让建筑设计更富有人文气息。集群设计是一个建筑事件，其产生的影响力和引发的关注度使其脱离了单纯的建筑设计活动而具有了社会性，但此种形式的实用性，即创作完成以后的使用价值和商业上的可运作性还需要更多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