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访谈Alejandro Aravena：我们将拥有更大的“自由”

普利兹克（Pritzker）组委会在2016年将大奖搬给了亚力杭德罗·阿拉维纳（Alejandro Aravena）——一名48岁的智利建筑设计师。   在2016年普利兹克奖颁奖大会上，凯悦基金会主席汤姆·普利兹克（Tom Pritzker）称其真正利用设计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是当今设计师学习的典范。“高冷”的普利兹克此次并没有青睐高耸的摩天大楼和大型文化地标，反而将目光聚焦于一群外行人眼中的“半成品”。

1967年出生的阿拉维纳纳自1994年执业至今已为其母校智利天主教大学设计了多座建筑，其中，2014年的UC创新中心－安纳克莱托安西里尼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专家分析，阿拉维纳所设计的公共建筑大多具有厚重的外围，内部则设有一个滤光玻璃构成中庭。与传统建筑相比，这些建筑群能比普通的办公楼每年每平方米降低近80千瓦的耗能。除此之外，作为智利的建筑师，阿拉维纳的建筑材料大多选择国内，大大节约了运输成本。 

然而，真正让阿拉维纳名声大噪的并非这些世人皆知的公共设施。2001年，阿拉维纳与几名伙伴正式成立Elemental公司，哈佛执教让他积累了大量高端资源，但他却固执地选择了为穷人发声。自创立之后，Elemental接收了大量“城市改造”的案例，除了薄利的公共建筑，更多的则是棘手的贫民窟改造。在智利，城市化的迅速发展让许多老旧的社区显得格格不入，贫民窟的“脏乱差”更是滋生了大量犯罪事件。  

阿拉维纳告诉《周末画报》，参与公共建设让他学会了与政府打交道，相较设计本身，了解每个地方资本的运作方式同样是重中之重。2004年，Elemental与政府合作对智利北部城市一个破旧的居民区进行改造。这个占地数千平方米的“贫民窟”有着悠久的历史，却与蓬勃发展的城市形成对立。然而，每户7500美元的补助让改造成为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如果80平方米能够让一个家庭住得舒适，那么7500美元仅仅能够对40平方米进行改造。”对此，当时他颇感绝望。

然而，这个当时的“困境”竟然成了阿拉维纳今天成功的契机。他和团队最终决定，他们只做“半成品”。这个“未完成”的半成品意味着他们仅对一半进行改造，而这一半也是最难的一半，包括厕所、厨房等居民平时无法自行进行改造的部分。另外的40平方米则由居民自己进行改装。“以往，家庭对于整个房子的改造没有任何话语权，新的方法可以让居民拥有更大的自主权，更好地参与其中。”阿拉维纳说。

与中国的“三口之家”标配有所不同，智利的家庭结构相对多元化，尤其在贫民区，七八口之家极为常见，更有许多家庭将房间商住两用。阿拉维纳的“半成品”让家庭对自己的房子能够进行个性化改造，标配的40平方米外观略显平庸，但经过每个家庭精心的修修补补，曾经破败的旧物反而个性彰显。 

2010年智利大地震过后，阿拉维纳再次临危授命，相似的资金匮乏，时间紧迫。民众对地震的恐惧和不知所措让改造步履维艰。阿拉维纳和团队将重心放在了外观的修复，将房间内部交由民众自行改造。没过多久，“半个好房子”的点子开始相继被多地政府采用，阿拉维纳的Elemental也有了更多客户登门造访。 

朋友眼中，这位人们口中的“良心设计师”更像是一个“经济学家”，虽然他自己拒绝承认，但他在将资源效用最大化等方面的确天赋异禀。他很少使用建筑学专业用语，常常用最为平实的语言解读他的设计理念。在他看来，相比起外形和建筑所谓的“专业性”，一个设计师更重要的职责是帮助社会切实地解决问题。 

对于很多人来说，成功是一种负担。普利兹克大奖过后，他在工作和采访中奔忙，平日安静的Elemental办公室也变得门庭若市。然而，阿拉维纳却告诉记者，与其说是负担，普利兹克大奖对他来说更是一种“自由”。这不仅意味着全球对他们建筑的认可，更会为他们未来的项目带来信誉。未来，他们无需再过多地证明自己，除了钟情的“城市改造计划”，他们也会放手去做自己以往不敢尝试的事情。 

Q：十多年来，你们一直努力替穷人盖房子，让穷人也能有尊严的居住，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你选择投身“城市改建”这一领域？

A：穷人居住环境恶劣、城市空间未能有效利用一直是困扰智利和全球的大问题。我们很早就开始关注这个颇具挑战性的问题。它的挑战在于它的“不可逆性”。改造成功，你可以造福千千万万的人，但是一旦失败，就将给这个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空间的合理利用可以解决很多社会问题，但是仅仅以“志愿者”的热情是不够的，它需要专业人士投入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个项目的开始并不复杂，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让我们自然而然地就投入到了贫民区和城市的改造中。

Q：相对于华丽、夸张的造型，你更关注建筑的功效。很多人认为，比起设计师，你更像一个经济学家。你是否也这样认为？对你来说，建筑中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

A：我不同意，事实上我对经济学知之甚少。在我看来，如果一个建筑师想要对社会有所的贡献的话，在设计的最初阶段应该尽可能远离“建筑学”。很多建筑师沉溺于行业用语、标准，但我们正好相反，我们在最初的时候会着眼最基本的问题，预算、价格、周边环境的利用都是我们考虑的因素。我们会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我们的设计理念。相比起外形和建筑学的“专业性”，建筑设计师更重要的职责是帮助社会切实地解决问题。但是，我不是经济学家和评论员，我并非在报纸、专栏上撰文告诉大家这是一个怎样的建筑，而是用我的技能把它变为现实。

Q：金塔蒙罗伊（Quinta Monroy）社区项目获得了智利政府的支持，但前期政府的投入非常有限，怎么解决这一困境的？

A：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标准，在墨西哥，资本市场是城市改造的推动器，但是在智利，政府是最重要的资助方。在金塔蒙罗伊社区改造项目中，政府承诺给每一间“社会住房”提供7500美元的补助。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80平方米是一个相对舒适的居住环境，但是，补助仅仅够我们改造40平方米的住房。思前想后，我们决定推出“半个好房子”计划，也就是我们帮助家庭改造他们认为最困难、能力无法企及的40平米，相对容易的另外一半则由他们自己进行改造、扩张。以往，家庭对于整个房子的改造没有任何话语权，新的方法可以让居民拥有更大的自主权、更好地参与其中。

Q：“社会住房”往往缺乏个性，不能满足不同家庭的需求，“半个好房子”计划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A：某种程度上，是的。过往的“社会住房”不够多元化，不能满足有宠物、商铺、以及很多子女家庭的需求。但是，“半个好房子”计划允许设计师根据不同家庭进行不同的设计。很多人期待设计师改造的房子会更大、更漂亮，但这并不是我们的衡量标准，我们的标准是房屋改造能让不同家庭在个性化的设计中更加方便的生活。事实上，这个想法实践后，我们又多了很多新的客户登门造访，很多我们改造的社区也决定继续沿用我们的方式。

Q：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大奖后有什么新的打算？

A：直到现在，除了兴奋，我还沉浸在难以置信中。我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能够获得这项大奖。对我和团队来说，这是一项极大的荣耀，我们还需要一点时间去相信它真的发生了（笑）。未来一定会继续我们的“城市改造计划”，对于城市空间来说，目前最大的困境在于这些贫民窟已经建成，城市空间已经被占用。我们不能总想着拆除重建，而是多想想在已经建成的“贫民窟”面前，我们还有哪些其他的改造可以做。正如一名联合国官员所说，今天的贫民窟很可能就是明天的曼哈顿。当然，这次得奖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某种程度上也让我们拥有了更大的“自由”。我们会更有勇气去尝试一些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