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影响中国的包豪斯建筑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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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包豪斯和中国，要特别看看中国建筑领域中包豪斯的影响。如果说对产品设计、平面设计来说，包豪斯仅仅是间接影响的话，那么在建筑方面，包豪斯在中国的影响应该说是比较直接的，并且在圣约翰大学建筑系得以体系化发展,不可轻视。

20世纪上半叶，西方现代建筑开始影响上海。包豪斯作为一种系统的现代建筑思想与现代建筑教育体系对上海产生影响始于40年代圣约翰大学建筑系。它的影响不仅反映在圣约翰大学建筑系的人才培养上，也反映在一系列建筑作品包括大上海都市计划的制定上。包豪斯在上海的这段历史折射出了中国建筑与世界建筑接轨的进程。20世纪20年代，对于上海来说，甚至对于整个中国来说，传统的西方建筑式样才刚刚传入不久。对于中国传统建筑而言，它们已足够“现代”。因此盛行于上海20年代的及20年代之前的西方复古主义建筑与后来出现的新建筑之间并非像欧美那样表现为一对尖锐对立的矛盾。相反，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新的建筑式样只是又一种比新古典主义建筑更为时髦的新式样而已。因此，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以来从西方传入的大量新结构、新材料等现代建筑技术与差不多同时流行于上海的西方传统建筑形式如新古典主义风格之间也就并未表现出太多的冲突。在上海，学院派的传统建筑师与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土木工程师之间从来就未有过建筑设计观念上的冲突。

20年代中叶，来自欧洲的现代建筑风格波及到了上海。作为依然不落时的西方复古风格非常自然地和现代建筑风格揉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上海建筑的时尚风景线。

这种“时髦”倾向在一些老牌大型建筑师的作品中有着明显反映。当时上海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大的老资格建筑师事务所公和洋行（Palmer & Turner ），一直以娴熟的新古典主义设计风格著称，它设计的汇丰银行大楼把上海的西方新古典风格推到了顶峰。上海建筑新风格的另一个先锋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建筑师邬达克（L.E.Hudec, 1893-?）。30年代，随着上海新风格建筑的逐步出现，邬达克的设计风格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并从此成为上海新风格建筑最引人注目的大力推动者。他极其引人注目的新潮设计立刻受到上海建筑界的广泛注意，并由此奠定了他作为上海最有影响的新潮建筑师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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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达克这个人很传奇，我看他的背景，简直可以拿来拍电影素材用。他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一个建筑世家，21岁毕业于布达佩斯皇家学院，又作为军官加入了奥匈帝国的军队，两年后当选为匈牙利皇家建筑学会会员，却不幸被俄罗斯军队抓获，送到西伯利亚的战俘集中营。1918年，25岁的邬达克从战俘营流亡到上海，完全是一个陌生人，语言不通，没有熟人亲友，完全赤手空拳投入谋生，在一家美国建筑事务所当助手。7年后，32岁的邬达克在上海拥有了自己的建筑设计事务所。 从1918年到1938年，邬达克留下了几十件建筑作品，有不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了上海的标志，比如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花旗总会、四行储蓄会大楼、沫恩堂、广学大楼、市三女中五四大楼、达华宾馆……，还有一些医院、学校、教堂、公寓、别墅等等，这些作品现在都被列入了上海建筑保护单位，也是上海最早一批现代建筑。他的建筑风格其实很多元化，从新古典主义风格、Art Deco 风格到纯粹现代主义风格都有，在那个20年中间，他成了上海建筑界最著名的建筑师，一个人对一个城市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也不多见。而通过他把当时欧洲正在探索的现代建筑，包括包豪斯概念引入上海，并且成为建筑体现，也是他的贡献。

现代主义建筑思想在上海真正的大规模传播，始于1942年圣约翰大学建筑系的创办。圣约翰大学是一所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建筑系的创办人黄作燊应圣约翰大学工学院院长、著名土木工程师杨宽麟教授之邀，筹办建筑系。黄作燊是格罗皮乌斯的第一个中国学生，根据中国的记载，他是在1937年去哈佛大学跟格罗皮乌斯学习的，但是从时间上来看，格罗皮乌斯创建哈佛大学设计院是在1938年，黄作燊跟他学习应该是这个时间，也就是和贝聿铭同一年进入哈佛大学建筑研究院的。由于直接受教于现代建筑大师，颇得现代建筑真谛。他创办的圣约翰大学建筑系一开始就试图引进包豪斯式的现代建筑教学体系，强调实用、技术、经济和现代美学思想，成为中国现代主义建筑的摇篮，开创了中国全面推行现代主义建筑教育的先河。

1940年代，圣约翰大学建筑系的部分教授在教学的同时，也开展了一些建筑设计业务。1946年上海市成立上海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着手进行大上海都市计划。当时的规划设计工作小组的8名成员中就有5人是圣约翰大学建筑系的教授。他们是包豪斯毕业生包里克（R.Paulick）、布兰特（A.J.Brandt）、陆谦受、钟耀华及系主任黄作燊，包里克（Paulick）兼任总图组的组长。在“大上海都市计划”初稿的每一张图纸上都留有他们的签名。大上海都市计划完全按照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原则进行规划，运用了卫星城镇、邻里单位、有机疏散理论等现代城市规划概念。“大上海都市计划”由于当时中国国内的局势而未能得到实现，但对后来的上海城市规划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包里克（R.Pau lick）在参加“大上海都市计划”的同时还主持制定了闸北区的重建规划及其行政与商业中心的详细规划。文远楼的建成体现出包豪斯的设计思想已走向成熟。

包里克是包豪斯毕业生，包豪斯在纳粹上台后立即被封闭，他只身一人来到战前的上海，把包豪斯的建筑精神在中国的建筑、城市规划中实现，关于这个人，我们大多数人仅仅知道他是德国建筑师，而不知道他是第一个把包豪斯设计直接带到中国的人物，而黄作燊则是1938年在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第一批研究生，这个学院的院长就是刚刚从德国来到美国就职的包豪斯奠基人沃尔特.格罗比乌斯。黄作燊毕业之后，回到上海，根据时间来看，黄作燊回国和参加建筑设计工作是1941年，他不但担任了同济大学建筑系前身的圣约翰大学建筑系系主任，并且和包里克他们一起完成了大上海都市规划设计，是包豪斯和中国设计实际最早，最完成的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