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uce Graham：芝加哥是设计灵感源泉

Bruce Graham，1925年生于哥伦比亚的La Cumbre，曾在工程基地学校学习，主修工程学，两年后，参军加入二战。战后，他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继续他的求学生涯，专业为建筑学，并于1948年从该校毕业。格雷安于1951年以主任设计师的身份加入SOM，并于1960年成为合伙人，在SOM他成长为一个设计高层建筑的杰出专家，1989年退休。他的代表作品有芝加哥的地标性建筑西尔斯大厦(Sears Tower)、约翰·汉考克中心(John Hancock Cezlter)等。

问：在SOM工作的这40年中，您觉得您一直奉行的建筑设计的原则、方法或者理念是什么?

BG：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在芝加哥工作的经历。我觉得，在建筑上，那里是全美国最棒的城市，那里是设计灵感的源泉。我不是说你非得去模仿那里的建筑师，如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路易士·沙利文等建筑家，而是因为那里有悠久的建筑设计历史和丰厚的建筑文化底蕴。尤其是那里建成了许多社区，拥有自己的公园、自己的学校等等。这种建筑风格正是我所奉行的理念。

问：这么说，您继承了那里的建筑设计传统，而芝加哥城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指明了建筑设计应追寻的方向。

BG：对，的确如此。

问：您还提到许多著名的建筑家，比如，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路易士·沙利文等。您在著作中还着重指出设计结构表达的重要性，这也的确是这些建筑大师的过人之处。您怎样评价自己在这方面的成就呢?

BG：首先允许我说明一下，我与其他建筑师在思想理念方面的不同。首先，建筑不是绘画或是雕刻，建筑更像是音乐，必须要考虑是否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第二，建筑是空间的、运动的、立体的，很早之前我就有这样的认识了。记得那时有一次，我到法国的夏特尔大教堂，它就坐落于一座小山上的广场上。恰巧那里正举办葬礼，演奏着莫扎特未完成的安魂曲。那时那景，我竞潸然泪下。这就是音乐跨越时空的魅力。时空也正是建筑的全部内涵之所在，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我相信即使是现代建筑，也应该遵循这样的原则。在芝加哥，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拥有一批优秀的工程师，结构仍然是空间设计的灵魂，正如夏特尔大教堂所显示的那样。

问：那么您怎样使一个结构设计适用于建筑物呢?

BG：每一个结构设计都要以建筑物的类型为基础，而空间的设计则要以建筑物的用途为基础。我们都知道，教堂的设计是绝对不同于写字楼的设计的。

问：您会经常与工程师进行工作上的合作吗?

BG：当然，这是必不可少的。比尔·哈特曼接手SOM工作组以后，我就经常和他一起切磋，他也是我的第一个工作伙伴。那时我们的工作小组人才济济，拥有像法兹勒‘克翰这样年轻而杰出的工程师。一开始，我们组里还有一个经验十分丰富的工程师，人也很好很和善。有一次，我们计划着把一幢大厦的几项设计应用在室外时，他持反对意见：“我不同意这样做，我老了，该退休了。伊利诺斯大学有个不错的年轻工程师，你们可以请他过来工作……”我们就去邀请这位工程师，他也接受了我们的邀请，这个年轻的工程师就是法兹勒‘克翰。自此以后，我与法兹勒就成了工作上的好搭档。

问：您与法兹勒·克翰之间是怎样合作的呢?你们都进行了哪些交流?

汉考克大厦设计师Bruce Graham （图片来源：互联网）

BG：当然，在不同情况下我们的合作情况也不同，我们不是每一次都能有一致的意见。但通常来说，一开始，都是我先提出一个整体的构想，然后，法兹勒就过来和我一起讨论这个构想。有一次我们还谈论起一位与我们一同工作的机械工程师。法兹勒曾成功地带出了一批优秀的工程师，并把他们组建成一支很棒的合作小组。我们还一起策划把办公室分成相对独立的工作组，每个工作组都至少有一名高级建筑师、一名设计师和一名执行成员。似乎，他们是不同的工作小组，而不是共同组成一个大的工作组。每个小组的组员间关系都相当密切。

问：您曾与法兹勒就某一设计构想有过激烈的争论吗?

BG：还没有，我的专业是工程学，其实，我学设计之前，是学工程和应用科学的。

问：您觉的结构设计也要与地形特点相适应吗?

BG：当然了，比如把一座钢结构的塔建在埃及，简直是异想天开，那是不可能的。

问：您同样也对庭院的结构设计很感兴趣。您在芝加哥不就有一套庭院式的住房吗?作为一位现代派的建筑家，您是怎样看待这种极具地方特色的建筑的?

BG：噢，这个问题嘛……我在秘鲁长大，在那里，所有的居民住宅和古代房屋都是庭院式的。在城市中，庭院式的房屋有许多优点，第一，就是安全；第二，可以有足够的空间供你随意设计；而且，还能远离喧嚣的街道。与传统的房屋相比，你可以拥有更多私人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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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的设计构想会随某一地方特点的不同而不同，那么，您是怎样从一项工程过渡到另一项工程的呢?

BG：正如我曾反复强调的一样，建筑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空间……

问：那我说点其他类型的建筑吧。有一段时间，您曾探索一种管状结构，并将其应用到您的高层建筑中。您也曾成功地设计出一系列这样的建筑作品，比如布伦瑞克大厦(1965年，芝加哥)、西尔斯大厦(1974年，芝加哥)。顺便说一下，西尔斯大厦真可以堪称您的一件杰作。您是怎样设计这种类型的建筑物的呢?

BG：其实，管状结构是高楼设计的一个基础思想。传统意义上的建筑没有管状建筑那样大的容纳力，也需要更多的资金。使整个建筑物的重心都集中到中心的核心地方，是很容易做到的。那样的话，就可以有广阔的空间，这一点对办公大楼尤其重要。许多人都觉得这样的建筑物的成本会很高，其实事实正相反，西尔斯大厦和约翰·汉克克中心(1970年，芝加哥)的建成足可以说明这一点。

问：尽管是基于同一个设计理念，但这些建筑物形式各样，各具特色，令人叫绝。是什么使它们呈现出如此的多样性?为什么您每次不更直接地重复一下主题呢?这样不是更简单吗?

BG：因为一座办公楼不同于一座住宅楼。汉克克中心是一座多功能大楼，不同的用途决定了它内部格局的多样性。贝壳广场(Shell Plaza)本想采用核心部用十根钢材的方案，但是我们经一番讨论和研究，决定还是把这个方案应用到理查德·J·德莱中心(Richzrd J．Daley Cellter，1965年，芝加哥)这个建筑上，就在广场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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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全世界正掀起一股“现代设计”的浪潮，您觉得70、80年代的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正确吗?

BG：建筑师有的很优秀，有的很糟糕。所幸，芝加哥拥有一批优秀的建筑师，这对城市建筑业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能如此幸运，这的确是个残酷的现实，不是吗?

问：您的出生地不在芝加哥，但是自从您来到这里之后，您似乎已经把这里当成了您的故乡，为之倾注着全部的热情和心血。作为一个外乡人，您觉得，您会为芝加哥带来历史性的改变吗?

BG：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总觉得我与芝加哥之间似乎有种割不断的情结。当我来这里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孩子。战争开始后，我就应征入伍了。我深爱着这座城市，觉得她是世间最美的城市。战争结束后，我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许多朋友都在战争中牺牲了。后来，我就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然后，又再一次来到了芝加哥，认识了比尔，还有法兹勒，后来的事情你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