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东丰雄：建筑完全可以更自由

日本著名建筑师伊东丰雄曾在上海举行《超越现代主义的建筑》演讲会，《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会后对他进行了专访。

记者：你一直提倡保护老建筑，但是像纽约、东京这些城市建设发展速度非常快的大都市，往往需要大量的新建筑空间，你如何看待保护老建筑与兴修新建筑之间的矛盾？

伊东丰雄：城市需要新的建筑空间，但这并不表示新的建筑空间就一定来自新修的建筑。旧的建筑如果能得到合理的再次开发，同样可以创造出新的、可利用的建筑空间来。我现在就住在新天地附近，感觉很好。我认为新天地的开发就是个很成功的案例。城市，就是在不同时代里不断发展、积累下来的。在这种积累中，建筑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可以说它记载着城市的回忆。如果旧的建筑被拆除，就意味着有关于这个城市的某些公共回忆也被抹煞。所以我认为，旧的建筑必须被保护起来，并得到充分利用，这才是和城市发展相协调的做法。上个世纪，人们一直将“如何创造新的、优秀的建筑”作为追求目标，但是我相信21世纪的建筑界，将更加关注“如何改变旧建筑的机能，如何充分发挥旧建筑内涵”这个课题，这才是建筑发展的新方向。

记者：有人说，上海的城市发展中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那就是用新建筑的不断兴起来加速旧建筑的自然淘汰。你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伊东丰雄：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但这种现象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东京也曾出现过。

在那时候的东京，你会发现很多高楼大厦看上去外表残破黯淡，但它们往往是建好才四五年的新建筑；更有甚者，有些大楼刚刚修建好、尚未投入使用就被推倒重修了———这种建筑发展速度是极不健康的，它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社会资源的浪费。

我一直说，建筑是有生命的。一栋建筑的兴建完成，只是这个生命的开始。虽然硬件设施是不变的，但是建筑本身还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变化。它有可能会发展得更好，有可能会发展得不尽如人意，这一切都取决于人们怎么对待它。如果人们善待建筑，即使它年逾百岁，仍然会散发青春活力。

记者：你曾经说过，你现在致力于做“只有在这个地方，才能建造出这样的建筑”的项目，那么在中国，有这样的一个让你有创作冲动的项目吗？

伊东丰雄：目前我在日本的事务所非常繁忙，手头上还没有建于中国的项目。我曾经和张永和合作，参与中国央视大楼工程的竞标，但最终评委们选择了雷姆-库哈斯的创意。我所说的“只有在这个地方，才能建造出这样的建筑”，意思是指建筑必须和环境融为一体。以前，在上海浦东有很多小河，但是在浦东开发的过程中，这些小河都被挖平或者填平了———我一直觉得很可惜，如果当初能靠着这些小河来开发和兴建建筑，或者现在能将这些小河恢复起来，顺着它们的坡势来修建建筑物，那么浦东的城市建设将会更加有活力。我们一直都在探讨“城市活力”这个问题，其实这个活力不就是指该地域最原始、最具有地域性的那种特质吗？

记者：从1984年的“银屋”，到代表作“风之塔“和2002年世界建筑东亚区最佳建筑奖的获奖作品———“仙台媒体中心”，你的建筑一直以空旷、洁净和透明为主要特色。你的这种创作风格与你所追求的建筑中“自由的空间”有关系吗？

伊东丰雄：我喜欢白色，喜欢轻薄透亮的材料，这样可以给人以自由与无限延伸的感觉。但是，建筑材料的选用只是我追求自由空间的一个途径，这并不代表我对“自由空间“的全部定义。建筑空间是有限的，而自由是无限的。如果要在有限的建筑里呈现出自由空间，我们就必须借助环境。20世纪，建筑本身仅仅具备一种机械功能，这种功能与环境并没有太大关系；而21世纪，建筑成为一种生态化产物，它具有了社会性，它与自然和环境有了更多的联系。只有使建筑与环境“和平共处”，才能在建筑物上创造出“自由的空间”。

记者：有人说“中国没有好的城市规划师，只有好的建筑师，因为大部分城市规划师都在做建筑师的工作”。以一个优秀建筑师的角度，你是否同意这个说法？

伊东丰雄：很多人都认为欧洲的城市规划很好，我也去过欧洲，他们的城市规划确实很好。对于欧洲的那些古老城市或者大都市来说，他们的城市规划要横跨五六十年，在这五六十年里，城市规划会得到有条不紊地执行，这其中的变数很小。但是，这种城市规划并不适合在美国、日本或者现在的中国出现，即使出现，也不可能得到切实地执行。

以一个建筑师的角度来看，商业是一种暴力行为。即使是建筑师本人，也要被商业所左右———尤其是在纽约、东京、上海这种城市建设发展速度非常快的地方，城市建筑时刻随着商业的变化而产生变化。这种由于商业暴力所带来的变化，不是几个规划就能适应的。

但是在21世纪，作为建筑师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是10年、20年后，我们将把怎样的信息传达给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