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建筑师在中国遭遇政治地雷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掀起了建筑业历史上速度最快的一次现代化运动。随之而来的巨大转变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会显得尤为突出。从1990年至今，上海共建成了7000多座11层以上房屋建筑，而纽约同期只建成了5500座。所以说，如今的上海遍地都是高楼大厦。

不过，矗立于上海浦东开发区、仍然在建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Shanghai World Financial Center）工程可谓全国之最。落成后，这座高492米的金融中心将成为全球海拔最高的建筑物之一，甚至超过了上海着名的金茂大厦（Jin Mao Tower）。金茂大厦有88层，高421米，而其中的金茂凯悦酒店（Grand Hyatt）则号称是“全球海拔最高的酒店”。

目前，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仍在紧张的施工当中。一旦达到预设的高度后，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将成为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因为在建的“迪拜大楼”（Burj Dubai）建成后高度可达705米，有望成为世界第一高楼。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计划可以追溯到1997年。日本森建筑公司（Mori Building Co Ltd）的开发商森实先生（Minoru Mori）希望在上海建一座超级建筑，遂聘请了纽约Kohn Pedersen Fox公司代为设计。总设计师派德森（William Pedersen）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谈道，他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中国古代用方柱和圆盘来代表天地关系的风格。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设计是一个长方形的棱柱体，面积随高度增加而减小，呈上窄下宽形。由于风荷载（风压对建筑物产生的水平作用力）对高层建筑的影响很大，因此派德森为金融中心设计了一个圆形的开口，称作“圆月门”，以减轻风荷载，增加稳定性。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风洞测试表明“月门”的确可以发挥预期作用，但这一设计却产生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派德森说，“在我看来，这个设计象徵着月亮门，但他们却认为象徵着日本的太阳。”

2001年初，森实先生聘请了罗伯逊联合股份有限公司（Leslie E. Robertson Associates）负责金融中心的结构设计。该公司曾经参与纽约世贸中心（World Trade Center）设计的建筑师罗伯逊（Leslie Robertson）表示，“上海政府并不喜欢这个月门，他们认为这是日本的象徵。上海市长对这个设计丝毫不感兴趣。”

为解决这一问题，派德森建议在圆形的月门中央搭一座桥，象徵着“将两个半圆联接起来”。这一提议得到了有关部门的肯定，于是大楼的结构也做出了相应的改动。

然而就在工程启动后不久，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正当施工单位刚刚修好了地基，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了并使得工程长期停滞。

另外，监于2001年美国世贸中心遭遇了9•11恐怖袭击事件，世界各国的建筑设计师和发展商开始反思高楼专案，提高建筑物在发生火灾时的安全性及结构稳定性。2003年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重新开始施工，但舆论对设计的批评仍未停止。直到去年10月，有关建筑公司提出了一个新的设计方案，将圆形的开口改成梯形。截至本文发稿前，金融中心已经建起了20多层框架结构，而且高度每天都在增加。

从多方面来看，“圆月门”事件反映出外国建筑设计公司在中国市场缺乏相当的工作经验。对房地产开发商来说，中国虽然是一块极具潜力的市场，但其中也不乏涉及政治和民族敏感性的雷区。一言蔽之，中国人做生意有自己独特的方式。

由于商机的诱惑和使命感的驱使，外国建筑师纷纷来到中国。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建筑师可以在这里找到百年一遇的创作机会，同时他们也希望在这个不断进行改革的国家留下自己的印记。然而，中国的独特设计审查与文化保护观念薄弱两个因素，成了他们工作的一大挑战。

Urban Fabric Architecture建筑设计事务所的合夥人邦纳（Jeff Bonner）指出：“中国古代的艺术美感已经不复存在了。”来自新西兰的邦纳将中国与其他城市作了一个对比：在伦敦，设计师必须考虑到这个城市的历史，还有周边地区独特的建筑风格。可是在中国，发展商只希望尽量缩短工程的时间，建筑设计不是走现代化的路线便是模仿西欧风格。由于许多传统建筑被夷为平地，新的现代建筑取而代之，因此古色古香的建筑越来越少。尤其是在北京，胡同小巷等近代建筑都得为2008年的奥运会工程让路。

目前，邦纳先生正在负责一家酒店的结构设计工作。这座18层楼高的酒店位于黄山脚下。黄山是中国文化名胜之一，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批准的世界遗产之一。

至于酒店的设计应当如何反映当地的文化特色，邦纳先生说并没有得到有关政府部门的指示。也许有人认为，在自然奇观的山脚下开酒店毋须考虑文化特色。最后，邦纳和他的同事选择采用灰白色的设计，目的是让酒店与当地的建筑风格融为一体，因为灰与白是安徽省传统建筑的主色调。同时，他们也做好了接受中国政府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评的心理准备。同样，许多国外设计师来到中国将必须面对这样的难题。

这种工作环境十分打击设计师们的士气，因为谁也不希望在最后一刻被迫修改自己的创意。投资商在采用了某个设计方案之后，往往还要顾虑政府部门的态度。在印尼出生、从小在荷兰长大、目前就职于荷兰PTW建筑公司的华人设计师Victor Njo说：“当我们的客户意识到政府部门想法不同时，就会要求修改设计方案。”

当问及建筑设计是否需要考虑到中国风水学时，Njo说：“事实上，很多风水学上的基本原理，例如背山面水等，都是设计学上的基本常识。”和其他建筑师一样，他也经常遇到投资商临时要求修改设计的情况，而风水也是要求修改的原因之一。

在采访的过程中，所有的建筑师都反映在中国必须要和投资商搞好关系。在中国，人际关系对各行各业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外国设计师认为，饭局、卡拉OK还有酒宴与工作毫不相干，令人疲惫不堪。国内的地产投资商在评审某建筑公司是否合乎要求时，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就是人际关系，因此建筑设计公司必须要和发展商建立长期的良好合作关系。

德国Engel und Zimmerman设计公司的乔安斯先生（Johannes Reinsch）对记者表示：“我们向来都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的。”北京国家图书馆是该公司在中国参与的工程项目之一。“可是出现问题的时候，我提出的首要事项却得不到回覆。于是我发现在中国首先要做朋友，才能做生意。”

同其他建筑师一样，乔安斯认为中国有许多商机，但是投标结果很难预测。因为在中国，投标过程不仅与西方国家存在着文化差异，而且还缺乏透明度。

“中国比其他国家确实有更多机会，而且工程项目的种类、面积和规模都更具挑战性。可是另一方面，风险也相对要高。比方说，如果要参与一个专案的投标，你必须派出最优秀的工作团队，做出最好的设计方案，这本身就是一项很大的投资。但是我们不了解中国的投标操作，因此很难预测中标率，以及是否应该参与投标。”

在西方国家，投标结束后评委会将宣布中标者，并有一份详细报告解释为何中标者胜出的原因。“在中国，只有中标后或者进入决赛后才会收到通知。整个过程通常就像是个黑洞，我们无法得知投标进行的情况，因此无法提高自己。”乔安斯说。多数建筑师担心，这种投标活动只是走个过场，最终中标的公司是内定的，所以参加投标只是浪费时间和资金。

去年6月1日，中国政府规定在两年之内转手的住房要徵收5.5%的交易税，这一规定对建筑师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这一政策是为了打击房产投机行为，防止地产泡沫经济的出现。

霎时间，投资商纷纷撤销了已经开始着手的专案，使众多建筑设计公司大受打击。在西方国家，任何将对建筑业产生影响的立法活动都会事先通知设计师，此外，设计师还有针对立法发表政见的权利。可是在中国，立法完全在于北京的取态。

很多在中国工作的建筑师认为，国内的发展商“喜欢追赶工程进度和偷工减料”的做法简直不可理喻。

事实上，中国的建筑物使用周期普遍较短。西方国家会对老化的建筑物进行整修翻新；在中国，老化的建筑则通常被直接拆除。也许这是由于中国在历史上频繁发生变故和混乱，因此人们逐渐失去了对永久事物的追求，甚至对建筑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