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科桑底的风铃

从乌托邦的基本特征，很容易推导出乌托邦运动的必然结果：首先，超验性特征决定了乌托邦是在幻想的基础上被“设计”出来的，而不是在经验的基础上被“延续”下来的，“设计”必然导向精英主义，乌托邦的设计权和解释权被掌握在极少数社会精英手中，因此极少数人通过乌托邦就能主宰大多数人的命运；其次，乌托邦要求以“革命”切断传统经验世界的血脉联络，对于既往的经验世界所积累起来的传统，乌托邦必须予以否定并擦除；第三，乌托邦的理性特征决定了它实施的冷酷，人类情感对于乌托邦来说是多余之物，至少是必须严密控制与导向的；第四，乌托邦的非时间性特征，决定了它的空间主张是瞬时的而非历时的，批量生产而非渐次成长的，时间是乌托邦的敌人，时间会带来不确定的偶然，乌托邦必须以速度来战胜时间，然后进入永恒；第五，乌托邦的完美性要求常常导致乌托邦的设计者降低其结构的复杂度，以简化来达到完美，因此乌托邦结构永远是简单的；第六，乌托邦的纯净性特征，决定了它对于异质元素的零容忍，为了乌托邦的纯洁性，可以用残酷的斗争来消灭异己，所以乌托邦里没有暧昧和混杂，只有清晰与透明。

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被舶来的乌托邦思想反复忽悠的历史。遭遇乌托邦，被乌托邦所迷惑，为乌托邦理想而奋斗、倾轧、争战、杀戮、压榨和欺骗，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史的主旋律。1843年，从洪秀全读到基督教入门小册子《劝世良言》那一刻起，中国人就开始了被各式各样的乌托邦实验所裹挟和席卷的苦难历程。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乌托邦实验，其代价是用了13年时间消灭了当时中国 40%的户籍人口，死亡人数近两亿，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酷烈程度的世界纪录！1927年，一个乌托邦政党向另一个合作的乌托邦政党猝然发难，举刀相向，中国历史上因乌托邦理想分歧而引发的暴力时代首次来临，此后22年，内战不绝，国人相屠，白骨盈野。1958年，一场浩大的“超英赶美”的乌托邦实验令举国癫狂。1966年，一场声势更大的乌托邦实验，破四旧，立四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文攻武卫，几乎把中华三千年文化摧残殆尽……

图腾城市

在一个借助未来之名以管理现实世界的国度中，乌托邦就是全民的精神图腾。有这个图腾在，现行秩序体系就有了合法性。因此，国可以一日无粮，不可一日无乌托邦，一个乌托邦幻灭了，就必须立刻找到另一个新的乌托邦来补位。60年来，各种名目的乌托邦前仆后继，像走马灯一样，始终高悬在我们前方，引导中国走上一条又一条伟大光荣正确的道路。回顾乌托邦在现代中国的演化史，足以汇集成一道令人眼花缭乱的概念轨迹……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终于找到了一个最直观、最能立竿见影、最能迅速令全民族目眩神迷热血上涌的新乌托邦图腾，这个最新的乌托邦图腾，就是城市。

从本质上看，城市与乌托邦从来都是毫不兼容的两个选项：乌托邦是一个被人工设计出来的完美、纯净、匀质的思想晶体，而城市则是一个自然生长出来的充满缺憾、混杂、多样性的生命集群；乌托邦需要自上而下统一意志、建立秩序、规范生活，而城市的魅力正在于自由思想多维组织、妥协共享、各异生活；乌托邦目标明确、轨道预设，而城市则自在自为，轨迹灵变；乌托邦是先空间后社会，空间结构决定社会结构，而城市是先社会后空间，社会结构决定空间结构。正因如此，乌托邦空间可以按照统一目标集中力量大规模快速生产，而城市则必须尊重其自身的规律，给它充分的时间自由地缓慢生长，故此从本质上说，只有乌托邦是可以被规划的，而度上，都堪称小巫见大巫。
真正的城市是不可被规划的。

正因为乌托邦与城市是不兼容的对立选项，因此在西方历史上，乌托邦的实验无一例外是反城市的组织形态，从1824年罗伯特·欧文在美国创办的“新和谐公社”，1832年夏尔·傅立叶在法国创办的“法朗吉”，1848年约翰·诺伊斯在美国创办的“奥奈达公社”，一直到索莱里的阿科桑底，莫不选择在远离城市的空间里安身。就连这些乌托邦的精神领袖们也深知，乌托邦的“纯洁”终究挡不住城市之“邪恶”的腐蚀，在正常情况下，乌托邦面对城市完全没有竞争力。

现代历史上，最纯粹的乌托邦城市是巴西利亚，完全按照一个理想的功能布局和空间形态一次建设而成。其结果，是造就了一个史上最枯燥的城市，许多在此上班的人因无法忍受这里被规定好的、没有多样性与自由空间的无聊生活，宁愿忍受奔波之苦，也要回到***百公里之外的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居住。而另一方面，距巴西利亚10公里之遥，就有一个巨大的贫民窟，为城市提供基础服务却在乌托邦规划中找不到容身之地的底层劳动者，被迫只能在这个贫民窟里栖身。类似的例子还有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另一个现代乌托邦城市规划的典范，看起来光耀无比，住起来乏味至极，一到周末居民就倾城而出，几乎变成鬼城。

然而，这些西方城市史上经典的失败案例，与近十几年来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所进行的城市乌托邦化运动相比，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后果的严重程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当代中国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发动高速城市化引擎时，无论政府、学界还是民间，所能借用的城市思想资源都是乌托邦化的，概括来说，大体来自三种城市模型：其一，是中国古代的“礼法型乌托邦城市”，其代表是《周礼·考工记》中虚托古制对城市进行的礼制化空间描述；其二，是脱胎于前现代西方古典城市的“意识形态乌托邦城市”，这种城市形态百多年前就已通过租界城市和殖民城市进入中国，1950年代又通过苏联再度传入，成为与官方意识形态相铆固的空间结构；其三，是以摩天楼、立交桥、汽车道等现代景观为标志的“现代化乌托邦城市”，自 20世纪 70年代末这些现代性地标经由电视传播，以奇境图景的方式震撼了中国人的眼球之后，现代化乌托邦逐渐演变成以城市标志物为形式核心的“现代奇观图像乌托邦”。

之所以说这三个模型都是乌托邦化的，是指它们与中国社会空间的传统构造经验没有关联，对中国社会来说，它们都是超验的、反历史的，并非在既有城市结构肌理上的自然生长与延续。这三种乌托邦城市模型，没有一个尊重人、尊重社会、尊重生活、尊重城市的自然生长与自由演变，而是把城市视作政治观念的物质载体、权力秩序的空间化身、制度优越性的形式表现、官员政绩的广告宣传、经济发展的炫耀图腾。

近十几年来，发生在中国城市的海量建设，就是按照这三者兼杂的乌托邦模式在进行。中国的城市化，与其说是“城市化”，不如说是“乌托邦化”，其结果，是中国在得到越来越多乌托邦的同时，正在摧毁越来越多的城市。乌托邦对城市的破坏，不仅仅是城市表象的更变、空间肌理的涤除、多样性城市生活的屏蔽，更为隐蔽而深刻的是，以乌托邦为蓝图的城市更新，在扫荡了传统城市空间结构与物质形态的同时，也彻底摧毁了附着于其上的固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却无力于短期内将其再组织成稳定的新型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可以说，对于中国城市当下所面临的社会溃败与文化涣散，乌托邦发展模式莫辞其咎。

乌托邦在中国，既是意识形态，又是经济形态；既是政治结构，又是空间结构；因此乌托邦对城市的入侵不仅是思想性的，更是暴力性的。2006年8月11日下午4时50分，是一个应当载入史册的时刻，随着无照商贩崔英杰手持烤肠小刀的信手一挥，北京市海淀区城管副队长李志强颈血飞溅，成为中国城市史上第一个“乌托邦烈士”。就此，乌托邦城市的暴力大戏拉开大幕，各地惊爆的拆迁血案与城管暴行触目惊心。2009年11月13日，这幕暴力大戏终于达到高潮，成都女企业家唐福珍为反抗拆迁，在自家楼顶自焚身亡。消息传来，举国哗然，然而在全社会群起抨击，何曾想过，这正是乌托邦理想在中国城市中被肆意放纵所带来的必然后果。

说到底，这些血淋淋的生命不过是建设乌托邦、维护乌托邦的巨大成本中微不足道的极小部分。乌托邦是完美的，而完美之物的获得与养护都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事实上，人类社会发展至今，还没有哪一种社会形态能够真正支付得起实现乌托邦所需要的高昂成本，现实世界中任何一个乌托邦实践都被迫以各种手段千方百计降低成本，因此我们看到的任何一个现实的乌托邦，都必然是粗制滥造的乌托邦。

常见的降低乌托邦成本的手段，第一是牺牲品质，这一点我们已从全中国的粗糙城市中深有体会；第二是采用暴力进行掠夺，这一点更无须赘述；第三是用谎言和假象进行欺骗，近年来中国城市的乌托邦生产趋于“图像化”，就是乌托邦骗术中最常见的一种。图像化的乌托邦城市，除了表面光鲜的奇观图像之外，完全没有城市应有的深度——生活的深度、社会的深度、文化的深度。从这个角度分析，我们处身其中的半成品乌托邦，与半成品的阿科桑底，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

逃离方舟

一百年来，中国人旧的乌托邦之梦未醒犹酣，新的乌托邦造梦人又从西方纷至沓来。美国大片《2012》中，由西方人提供图纸、中国人负责建造的方舟，着实是一个对中国乌托邦实践的精彩隐喻，借一句电影台词：“全世界也只有中国人能干成这样的事情！”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之所以屡败屡战、愈挫愈勇，乐此不疲地按照舶来的蓝图不断打造海市蜃楼一般的乌托邦，根本原因还是出于内心深处萦绕不去的恐惧：恐惧落后挨打，恐惧“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恐惧被开除“球籍”，恐惧贫困，恐惧丢脸，恐惧被西方鄙视，恐惧阴谋和陷阱，恐惧经济崩溃……一百年来，这重重的恐惧已经积淀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成为中国人思考的本能语境——说穿了，中国人所寄望的乌托邦，就是一艘虚幻的挪亚方舟，在灾难世界的洪水中，带给他们的生命以免于恐惧的庇护，为了这个应许的庇护，生命之外的任何牺牲都是可以接受的代价。

因免于恐惧而建造的乌托邦，却反过来生产出更多的恐惧。因为乌托邦，正是由恐惧所支撑，由恐惧而确立了它的合法性，只要我们心底一天还存留恐惧，我们就一天无法走出乌托邦的庇佑。正缘于此，乌托邦的设计者和受益者们就需要不断炮制恐惧，散播恐惧，保持恐惧的浓度。举例来说，刚刚更新过的恐惧版本，是资源枯竭，是全球变暖，是碳排放带来的生态毁灭，为此，那些以制造乌托邦为职业与乐趣的“大师”们，挟“生态乌托邦”的大旗再度越洋而至，向中国人昭示他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与灼见。与以往每一次乌托邦运动的场景类似，对这些以人类未来为己任的幻想家，对这些伟大乌托邦的先行者，当代中国人的态度和自己的先人一样：深怀敬畏，聆诲领命，赞叹附和，顶礼膜拜，并跃跃欲试，随时准备动手实践。

然而，城市毕竟不是诺亚方舟。

城市不是人类短暂避难之地，而是社会生命长久生息繁衍之所。

城市，也不是某个聪明的建筑师某日梦醒后灵感爆发的涂画，它是城市居民祖祖辈辈的成功与失败、经验和教训、智慧和愚蠢不断累积的空间叠构，是在漫长的历史时间中过往生活的重重印痕，是先人的遗存与后人的创造并存共融的丰饶环境。“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这真实的人间城市，用任何一个乌托邦天堂我们都不愿交换。

我心所爱的人类，那从异域而来，指山为城的人与指鹿为马的人一样必须警惕

不信，请你远涉亚利桑那的荒原

去听一听阿科桑底的风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