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宇：中国的样子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教授李振宇（图片来源：互联网）

一 形象的外在与内在

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承认，建筑是城市乃至于国家的形象，建筑艺术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外化的表现。从万里长城到天坛故宫，从高颐墓阙到江南园林，中国历史的样子，就是这样一点点形成了。那么中国今天的样子，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中国的国家形象中最为关键的一面，是国家希望展示给世界的状态，是自上而下的表现。我国驻各国的外交馆舍，虽然数量有限，单个项目规模不大，但地处异国，直面世界，是体现中国外在形象的典型建筑类型。相对而言，国内大量建筑实践体现了在社会矛盾和妥协中的价值取向，是自下而上的显现。前者是理想化的，外在的；后者是现实的，内在的。而中国的国家形象也在对外意愿和内部能力之间的博弈过程中逐步显现。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建筑以经济性为主导的建筑形式，与同时期驻外外交馆舍受到西方建筑范式影响追求宏伟效果形成对比。表现出力求收敛和节俭的内在和强势的外在。改革开放后至2000年初，在国内建筑界充斥着新奇怪诞的建筑形式的背景下，外交建筑体现了对民族文化识别性的反思。

时至今日，“和而不同”的驻外外交官舍需要建筑师对中国文化渊源的理解和自信，对当地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尊重。豁达包容，以和为贵，不委屈求同，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我国外交工作中的特有观念。这一现象与国内建筑界也已显现的文化自觉现象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同步。国内建筑师从西方建筑思维中走了出来，逐渐具有了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开始基于自身文化的范式的探索。可以说，中国驻外外交馆舍所呈现的国家形象与国内现实的差异正逐渐融合。正如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二 中西分立

20世纪，中国驻外外交馆舍建筑风格的演变似乎遵循着一个现象，即馆舍建筑队中西建筑风格的选择与国家对外开放程度往往是相反的。在饱受外界制约的年代，外交官舍却表现出强烈的西方风格和力求宏大叙事的建筑体量。而随着对外开放的推进，代表民族性和传统文化的语言成为了驻外外交官舍探索的主要目标。而在国家形象的选择和转变过程中，中西方建筑文化始终被视为相互分立而以融合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第一批较大规模的驻外使馆，如驻苏联大使馆，驻朝鲜大使馆，驻印度大使馆，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等，在建筑布局和形式语言上虽有不同，但都通过完整对称的轴线和空间序列，富有节奏感的立面需求纪念性。建筑设计既体现同时期苏联建筑中宏大，集中，对称，庄严的特点，在细节处理上又暗示了美国典雅主义的影响。例如通过节奏性的柱廊，开窗，大长细比的竖向构件对古典建筑秩序的演绎。

这一时期，驻外外交馆舍几乎成为外国民众观察中国的唯一的标准的形式。新兴政权在外界压力下，急需一种强烈的建筑语言，向外界展示其正统性和权威性。苏联模式和典雅主义特有的纪念性图像正满足了这一需要。

改革开放后，我国驻外外交建筑对于民族形式展现出极大的需求。琉璃瓦，大屋顶，斗拱等传统符号都以移植或拼贴的方式运用到现代结构中，如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等均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作品。此时，中国的综合国力进入稳步提升阶段，社会各个层面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日渐紧密。在多文化林立的世界舞台上，中国形象中的正统性和庄严性逐步让位于对文化识别性的诉求。这种突如其来的诉求，带来了略显脸谱化和简单化的建筑造型语言，在设计方法中缺乏对传统理念的转化，但无疑是这一时期最为简单易行，便于操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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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和而不同

近年来，我国驻外外交馆舍逐渐走出了西方风格与民族形式之间非此即彼的思维。中国外交理念，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之间的关系也逐步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倡导的“求同存异”向新时期的“和而不同”转化。虽然前者仍然是重要的外交原则，但后者正逐渐在外交事务以及外交建筑的风格选择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两者的主要区别在字面上是对于同的不同态度，前者重在求同，后者则重在不同。而更深层含义是在于对待文化差异的爱都由被动转向了主动。大到不同国家之间的社会文化，外交政策，小到建筑风格，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等，从努力求同，忽视分歧，转向对文化差异的充分尊重和表达，在分歧中主动协调与共生。

这一理念直接投射到了驻外外交官舍所蕴含的文化价值的转变中。以往的馆舍建筑形式，无论是西方样式还是中国样式，都是默认西方社会为观察主体。在初期借以展示国家正统性的西方样式源于西方，而改革开放后用于表达民族识别性的中国样式，古或今的选取的核心不在于选取的结果，而在于自身的文化立足点，正如陈从周先生所说，“古今结合，古为今用，一势所必然，若境界不究，风格未求，妄加抄袭拼凑，则非所取。”

当前的决策者和建筑师们开始不断尝试在现代艺术高地上展示实力，探索独特的品质和趣味。建筑形式既不拘泥于对中国传统形式的直白表达，也不一味模仿和移植国外范式，并在融入当地氛围，符合当地审美趣味之间取得平衡。一系列风格各异，形式多样的外交建筑作品都体现了这一新的文化价值趋向，如崔愷的驻南非大使馆，荷兰高柏公司的驻荷兰大使馆，贝聿铭的驻美国大使馆，李兴钢的驻西班牙大使馆改建工程等都是对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性，中国特征和当地形式之间的积极探索。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团队也对驻外外交官舍在中国文化的传承方面进行了一定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