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使领馆的外交建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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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史上数不清的不平等条约中，领事裁判权和公使驻扎地是两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依靠领事裁判权外国人在华享受了大量的特权，特别是在强占的租借地内更是几乎可以有恃无恐，而公使是否能够进驻北京则直接引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由于这种特殊的民族记忆和历史情结，在国人心目中使领馆具有特殊的意义。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中国必然要与友好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并对外派出大使、参赞、领事等各种外交官，国人对于外国使领馆的看法才开始发生某种变化。然而只要国内政治生活一旦不正常，在“文革”期间出现围攻苏联大使馆、火烧英国代办处这样的恶性事件就不足为奇了。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逐步敞开胸怀拥抱更广阔的外部世界，在一轮轮出国潮中外国使领馆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使领馆，又被渲染上了特殊的色彩，其中尤以美国为甚，人头攒动的签证处成为了社会心理微妙变化的特殊写照。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外交活动的神秘对其没有直接关系，而外交建筑却是更为具象的存在，洛菲勒的《外交与建筑——— 美国海外使领馆建造实录》则将外交与建筑两个有趣的话题联系了起来。在政治科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国家象征物。地标性的政治建筑就是一种典型的国家象征物，无论是前现代国家还是现代国家都知道这一点。具有国家象征性质的政治建筑的形制多种多样，例如宫室、陵寝、雕塑、凯旋门、纪念碑，乃至宗教建筑(某些政教合一的国家或者神权国家)。这些政治建筑一般矗立在疆域之内，假如建到了国境之外则象征着国家权力在空间上的延伸，有时甚至是对被征服国家或民族的一种羞辱。不过，现代国家确实有一种独特的政治建筑，可以正当合法地建设在外国，这就是使领馆建筑。

尽管以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为代表的美国国父们，在独立战争和建国之初在外交舞台上相当活跃，但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国家，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建设使领馆主要是20世纪的事情，这正好暗合了“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这一说法。对于美国而言，外交和领事业务直到1924年还是分开的，外交官们关注代表事务，领事们则负责处理护照、签证以及相关的商务问题。在鼓励主义情绪的影响下，尽管正常的外交关系已显得越来越重要，不过既然柯立芝总统说“美国人的营生就是做生意”，那么支撑这个金元帝国在全球利益的领事点自然显得更为重要一些。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即使到了这一时期，美国在使领馆建设上的投入却抠门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在一些地方甚至可以用寒酸来形容，这主要是因为国务院的相关支出要受到国会预算审批的制约。最后也是依靠国会通过的《外交建筑法案》才使政府在外交地产的投资和处置、外交建筑的设计与建设上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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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1926年的《外交建筑法案》，私人建筑师事务所得以更广泛地参与到美国外交建筑的设计过程中，而战后美国在全球拓展影响力和显示国家实力的外交事业，更是给了他们以非常广阔的舞台。建筑鉴赏家们经常说，建筑是凝固的艺术，但是政治建筑的特殊属性，使使领馆设计师不能完全自由地放飞想象力和创造力，不仅要考虑到无法绕开的成本问题，还需要契合所在地的城市规划，与周围的建筑风格尽可能统一和谐，更要考虑到所在国家的文化历史和风土人情。过于强化其政治意象的表达，例如将之作输出意识形态的阵地，可能起到完全适得其反的作用。如同国人经常一不留神捣鼓出山寨版的白宫、国会山、大本钟等等，类似国会山的建筑设计也曾不恰当地移植到伊拉克，作为美国驻伊拉克的大使馆，不仅伊拉克人觉得光怪陆离，美国的外交官和建筑师对此也非常不满。

当一个国家的外交使节能够重返其外交驻地时，表明与这个国家的外交关系正在恢复。20年代后期国务院获得的有限自主权，很不幸地被30年代的大危机和其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打断，但二战结束后美国空前绝后的国际地位，使美国的外交建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被打上了输出民主的深刻烙印，其背后则是东西方从军事到外交、从经济到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冷战。这一点在重返德国和日本这两个战败国过程中反映得尤为突出，因为美国需要对它们进行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重建，从某种角度说，这种改造是从重建美国使领馆开始的。例如在德国，美国在每一个领事点都建造了美国之家，与其说其建筑的外立面、室内的陈设是给德国人以及在德国的美国人看的，还不如说是给苏联乃至包括东德在内的整个东欧看的。当然，国务院和诸如中央情报局这样的要害部门，将越来越多的功能植入使领馆建筑，也给建筑师们带来了许多的麻烦。对于某些特殊功能在使领馆的加载，克格勃更是洞若观火。莫斯科那座被暗设了无数窃听器的美国大使馆，对已经远离冷战的我们来说可以当作笑话来看待，但对于当时的美国政府来说则无异于一场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