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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愷:塑造国家门脸

图片来源:互联网

崔愷,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总建筑师,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本土设计研究中心主任。

“这个想法源自对建筑上的地方要素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同点所做的一种诠释,不是以派出国为主体的一种强势的文化,而是寻找大家的共同点……这恰恰成为一种特别的文化语境的要求,外交的语境和建筑文化的语境在这一点上还是有一种契合。”

问:南非使馆项目是我国近年新建的规模最大、最重要的使馆项目之一,这个项目从设计到最后建成历时9年时间,能否请您简单介绍下这个项目从被委托到设计的历程?

崔愷:这个项目最初是通过竞赛,不是直接委托。那时候中国驻美国使馆和驻南非使馆是外交部的两个最大的新馆建设,驻美国使馆是委托贝聿铭先生做的设计,南非使馆的竞赛大概有三四家单位参加。但国外项目的竞赛有一个局限性,就是不太可能竞赛之前去现场考察,只能根据行政司提供的一些设计资料和建设要求做,后来评审时可能还是对我们的设计策略或理念比较认同才选定了我们,但也告诉我们通过现场考察、踏勘还会有比较大的修改。

我第一次去现场是在2004年,到现场一看的确与地形图上的感觉不一样,原来的使馆是一个很小的别墅,周围是许多私人的花园洋房,使馆委托当地公司用了好几年的时间一家家地收购,才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新馆建设用地。所以我们到现场时,原来的那些洋房和树木都在,大使领着我们一起转了多半天的时间,一个院儿一个院儿地看,还挺有感觉。地段上的树不少,又是非洲的树种,大使说能不能尽量多保留一点,我很同意,也同时提议这些老房子有的也可以保留,大使也很赞同。我感到和大使交流很重要,因为在馆舍建设中外交部很重视大使的意见,而以往我国驻外使领馆的建筑风貌也肯定反映出大使们的外交文化态度,这也是让我们建筑师多少有些担心的。后来交流中知道大使的小孩恰巧也是学建筑的,这让我们感到有了更好的机缘,聊得就更放松,其实大使和馆里相关同志的想法很好、很务实,也讲文化、讲外交礼仪,不少想法大家都一致,气氛非常好。

我们当时抓紧时间在驻地着手做方案、画草图,给大使汇报,再根据馆方和当地咨询公司的意见修改,希望能在现场把总平面和功能布局定下来,以便回来后正式开展工作,这个过程还是很顺利,最后大使和大家说:你看咱们提出的那么多问题和要求,建筑师一画就解决了,很清楚,很有效率!回来后,我们对形态方面的设计又花了不少时间推敲,总希望使这种比较官气的建筑类型能恰当地反映出外交文化的主题,为此对南非的土著文化和殖民文化做了不少的研究。后来,形态上的方案是通过司里送给大使看,大使也还比较认同。所以总的设计方案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

问:境外建筑实践的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建筑师要在自己并不熟悉的文化语境中做设计。而使领馆又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建筑类型,它既要体现出本国的国家形象和文化;又要融入所在国的环境,考虑到当地的自然、地域和文化特色。您在南非使领馆项目中是怎么兼顾考虑和处理这两方面的设计要素的需求的?

崔愷:我对使馆项目比较感兴趣也是因为我觉得它在文化上的拿捏是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在国内做可能相对单纯,而在国外,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媒介,不仅要表现出我们自己的文化自豪感,还要考虑让别人能欣赏和接受,同时也要尊重别人的文化。这件事就变得比较有挑战性。

南非首都的城市环境和自然环境都非常好,建筑品质、施工质量也很不错。我们调研时去看了一下周围其他几个国家的使馆建筑。离现场不远是美国使馆,它的特点就是防卫性特别强,据说大部分建筑体量在地下,从外形也看不出什么文化。日本使馆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坡屋顶建筑,远看像个学校,比较低调,室内有些日本文化装饰。我们觉得中国使馆可以做得好一些,尤其在建筑的文化层面。我想第一是要符合所在地整体的城市环境的氛围,以低矮、舒展、坡顶的建筑为主;第二,应该尽量保留场地内的大树,树不仅是景观,也能够代表场地的记忆;第三,适当保留老房子,不仅在建设过程中能够作为使馆临时办公的场所,而且后来保留下来的一栋英式小别墅也表现出对当地历史文化的尊重。

另外,我们在寻找建筑语言的线索时也注意到,虽然在比勒陀利亚并不多见非洲的土著建筑,但我在城里一些院子里也能看到有非洲人盖的草棚子,在精巧的木屋架上铺着很厚的茅草,夏天在棚子底下特别凉快,听说非洲人也常常在棚子里住。于是我们发现,中国的传统建筑、非洲土著的建筑和殖民地英式建筑的共同特点就是都暴露木构,强调屋架的结构美,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方向上努力,希望设计一个有特色的混凝土的框架体系,不是装饰性的,是能够控制空间和形态的一个基本的构成单元,让墙面和屋顶跟构架适当地区分开,使混凝土构架呈现出某种独立性,这就是我们设计的一个基本逻辑。这个想法源自对建筑上的地方要素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同点所做的一种诠释,不是以派出国为主体的一种强势的文化,而是寻找大家的共同点。当我们这么去解释这个建筑的逻辑时,外交部觉得特别恰当,找到跟别人沟通的共同点实际上就是外交活动的目的。这恰恰成为一种特别的文化语境的要求,外交的语境和建筑文化的语境在这一点上还是有一种契合。

另外,再谈谈对自然环境和气候的响应。这个项目地处南非的北部高原上,全年日照充足,比较干燥,空气质量好,只是夏天雨季来临时雷暴阵雨多。在设计时一方面注意立面遮阳,自然通风釆光,少依赖空调;一方面设计双层屋顶考虑防晒、排水和防雷。

还有就是外交建筑对安全的要求。听说以前有一个使馆是铁皮屋顶,在总统府的附近,政变的时候人家往总统府打炮,结果炮弹没炸却砸漏了大使馆的屋顶,差点伤了人。另外,驻外机构也容易受到各种敌对势力的干扰,所以外交部特别要求新建馆舍要提高安全防范的标准。我们设计的双层屋顶、立面格栅窗和防撞围墙就是有这方面的考虑。还有在空间组织上哪些可以对外、哪些对内、哪些是机要都要严格分开,还要考虑日常清洁、维护管理和安全保密不能有矛盾。

我们在开普敦设计的总领馆的地段环境又是另一种情况。那个地段就在开普敦桌山的山麓下,周边也是富人居住区,场地边有高大的松树林,环境很美。现状总领官邸是一个当地的历史建筑,前面还有欧式花园,这部分是要完整保留的。我们做的是后面山坡上的领事馆办公和宿舍部分。地段高差大,用地窄,还有草坪和树木需要保留,尤其要考虑和邻居宅院拉开距离,减少干扰。我们开始也在想是不是做个对称的布局,但后来发现这么做势必对场地有比较大的改造,功能上也难于组织。所以我们还是顺势而为,斜向错动布局,把办公、接待、签证和宿舍巧妙分区,充分利用地形将建筑错层衔接地上和半地下空间,消减建筑体量,创造宜人的尺度,不彰显,精致化,与历史建筑风格协调,表达中国特有的礼仪文化。这个方案在当地公示的时候周围邻里比较认同,据说建成后,邻里关系也比较好。这件事给我们一个启发,态度比形式更重要。我觉得做外交建筑,参与国际交流,这种低调、礼貌、有内涵又比较智慧的方法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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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关于之后项目的实现过程,虽然使馆项目的所有施工和监理都是中方承担,但在异国的实施,在当地建筑法规方面或者可能有的市民听证程序、以及施工过程中,是否遇到过一些特别的困难?最后的建成效果是否达到了您的预期?

崔愷:在国外做设计肯定都要符合当地的规范,但使馆又有些特殊性。比如,当地的消防规范虽然比较宽松,但使馆项目还要满足国内规范,相当于是两边规范的叠加。因为外交建筑一旦着火要以自救为主,当地消防队要经过使馆许可才能进入,避免在救助当中出现泄密这类问题。另外,使馆项目对设备、材料要求都比较耐用,因为维修也要等中国工人过去。所以这也让使馆建筑在使用管理方面比一般建筑考虑得更慎重一点。

各种报批程序也会占用很长时间。一个是我们国内的审批程序,馆里、司里、部里各级都要看。更主要还是当地的审查部门,我们的图纸资料译成英文,当地的咨询公司看基本符合报件要求了,再通过他们去申报。南非办公效率比较低,办一件事的周期差不多要3个月到半年左右,所以我们要尽量减少和避免因为考虑不周造成在报批上的反复。

在施工配合上,相比国内项目比较特殊的是阶段性很强。因为除了土建的沙、石、水泥以外的所有材料都要在中国采购完成,统一装船运过去。我们的团队花了不少时间在这上面,怎么能够有计划地配合施工单位选定材料、设备及招标,要考虑周全,避免出现订货上的疏漏。因为一旦疏漏,是不太可能回来补充订货的。另外,我们在这个项目中也主动和行政司建议派设计师驻工地,先后派了两位建筑师和一位室内设计师,大概有8个月时间,起到了不少的作用。

最后的完成度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尤其使馆是用清水混凝土斜框架这种做法对施工还是挺有挑战性的,我们和总包单位就一些技术细节做了很多沟通,还有设备安装和装修工程中问题也不少,但经几方面积极配合,最终还是基本解决了。其实施工单位很不容易,他们为了拿到项目低价中标,对当地情况估计不足,困难很大。最终呈现出来的结果表达了我们对建筑和环境的态度,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可,不仅馆方和到这儿访问的国内领导,还包括当地建筑学生以及很多来这里参加活动的其他国家使团也表示很喜欢。2014年,我们在南非开UIA大会期间又回访了大使馆,现任大使非常高兴地接待了我们,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问:南非这个项目是您非常重要的一个境外项目,您怎么评价它在您众多建筑作品中所处的位置?对您以后在国内或国外的其他设计实践来说,您通过这次境外的设计实践有哪些特别的收获或经验的积累吗?

崔愷:我觉得这个建筑在我的作品当中还算是完成不错的,属于我比较喜欢或者说比较愿意给别人讲到的一个项目。一是因为刚才我们谈到的对文化的这种态度,这个建筑设计中的确有一些我们在学术方面的思考。还有,这个项目也让我们更多地体会到建筑师的那种责任的重要性。在一般项目中,建筑师很想承担责任,或者也很想加强话语权,但经常受到各方面的干扰。而外交部项目除了前期必要的审查程序时间比较长之外,到一切都定下来、开始进行真正的深化设计、建造时,给予建筑师的话语权还是比较充分的。那么,一旦把这样一个话语权给到我们,我觉得我们在设计精度、材料设备选择这些方面就更有主体性,当然也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我觉得今后在国内的项目设计当中,也要尽可能地在设计阶段下功夫,减少现场施工配合过程中的随意性,同时,对项目实施要有更好的了解和控制力,这也是我们从这个项目中获得的经验积累和启示。

实话说,我们设计团队施工图的绘制水平还是比较细的,基本上年年都在院里获施工图设计奖,这可能跟做外交部的项目挺有关系,南非这个项目的图就画得很细,因为设计的时候还不知道能不能派工地配合,那就一定要把所有东西表达清楚。经过那么一两个精心设计的工程之后就会形成一种习惯,如何通过控制施工图的质量来控制施工质量,这已经成为我们团队设计的一个标尺。

我觉得虽然这是在境外建的项目,但并不是真正进入当地的市场,所以还是一种特例。外交部出面跟政府部门打交道,当地对中国使馆也不像一般项目那样进行管理,我们直接跟当地建筑审查部门打交道也不太多,应该说跟中国建筑师直接在境外做项目还不一样。

问:目前中国建筑师的境外实践中很大比例还是基于政府背景的项目,比如援建或是驻外机构建筑。从建国以后,这类项目中的大部分也是被大型设计院承接。就您所了解的情况,您如何评价中国建筑师目前在境外的建筑实践的现状?

崔愷:确实,中国建筑师在国外的作品还是以援建项目和对外机构建筑为主,我觉得这也是目前这个现实阶段,中国建筑师直接在境外盖房子、接触国际建筑市场的一种初级方式。其实从建国后开始,中国建筑师到国外做项目也是经历了几个阶段。建国初期项目少,这种援建项目都带有国际主义援助的色彩,又是国家工程,大家都有这种政治意识。而且中国人特别的一种礼仪心态,在国外设计甚至可能比在国内设计要用心,要做得好。比如我们院当年戴念慈总建筑师做的斯里兰卡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中心项目,到现在都很受当地人的爱戴,像国宝级的建筑一样,这也是让我们中国人很自豪的一件事。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援外项目还能做到那么高的水平和完成度,我觉得完全是从政府到具体实施单位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改革开放初期,大家愿意做援外项目是因为有额外的收入,比如说可以有外汇指标买些进口商品,这在那个时候是很大的动力。再后来这些优惠没有了,国内的建筑市场很大,现在做援外项目实际上对设计院来讲动力已经不是很大,因为周期太长,收费也不是特别高,就变成了设计院的一种品牌项目,不见得是挣钱的项目。当然,这些年随着中国商业性投资到国外,也会有一些伴随商业投资的设计项目出现。我觉得从这几个阶段的发展看,从原来代表国家做一些政治性的项目到服务于商业投资去做普通的功能性建筑是一个趋势,会更看重你的设计品质、技术水平和控制工程的能力,也需要我们更多地了解国际设计服务的规则和技术门槛,也会有更多机会与当地设计团队合作。

问:从整体上讲,目前中国建筑设计的对外输出还是以伴随投资和工程技术的输出为主,您对中国建筑师未来参与国际建筑实践的前景如何看待?您认为中国建筑师如何能提升设计的国际竞争力?

崔愷:我觉得中国建筑师逐渐走到国外这个趋势是没问题的,但我不太相信会很快。因为这还源于世界经济的需要,国外巿场的需要。中国建筑师现在在国际上被广泛的认可度还是比较低的,只有少量建筑师在国外有一定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更多的是对他们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下的创作活动的认可,还不到在国际上处于某种引领性的份儿上。在中国建筑师的价值观还没有成为一种特别被人欣赏、被人认同的情况下,走出去还不会成为一种很普遍的现象。

另外,我也觉得中国建筑师职业服务的能力还应该提高。建筑师对工程整体建造负责是国际市场上最基本的要求。但国内职业服务的现状问题使建筑师还不具备在工地上的话语权,而建筑师也渐渐失去这种监造工程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你走出去很难达到外国建筑师基本的职业服务水平,这也是我们走出去的一个很大的障碍。

从国际上看,我参加国际建协、apec建筑师事务委员会的一些会议,也在讨论推广建筑师服务的国际化。但目前建筑师的跨国服务还都是有条件的,一般都要与当地建筑师合作。要突破这点还有很多的障碍,包括各国在建筑教育、认证制度、国情、市场开放的需求度上的种种差异,所以我觉得要真正推进跨国服务还要有相当长的时间。

另外,从我的观念来讲,我还是觉得任何建筑都是有地域性的,总体上说,还是需要由本地的、更熟悉这个文化的建筑师来解决他们自己的城市和人居环境的问题。即便在建筑艺术创作方面是有开放性的,但从职业实践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还是应该更强调建筑师把自己所熟悉的环境、所熟悉的地区、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好。当你能在你的家乡做得非常好,得到国际广泛关注的时候,可能你独特的价值观就呈现出来了,然后你也有可能被请到别的国家去做设计,而不是仅仅出于工程或技术上的优势。那些在国际上活跃的著名建筑师,一定是在建筑艺术的创作上有很高的独特价值,他们以贡献建筑创作的智慧和艺术成就来影响这个世界,才会被真正地需要。否则的话,在功能或技术层面,各个国家的发展虽然先后不同,但最终都能够解决。一旦自己具备相应的能力,对外国建筑师的需求实际上就没有那么大,毕竟有个成本和时间的问题。所以,我对未来这方面的发展的判断不是特别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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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崔愷院士访谈南非大使馆外交驻外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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