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日本建筑师与上海的不解之缘

上海国际设计中心

今年的普利兹克建筑奖被日本建筑师坂茂获得。在消费主导的环境中，日本建筑的历程会给中国建筑界怎么样的启示?日本建筑师在上海做出了怎样的作品?

不知何时，中国建筑界几已成为国外建筑师巨大的试验场，这与极少向国际开放的日本建筑界，不得不说是一个对比。坂茂获得今年的普利兹克建筑奖，他也成为第七个获得该奖的日本建筑师。在消费主导的环境中，日本建筑的历程会给中国建筑界怎么样的启示?日本建筑师在上海做出了怎样的作品?就此进行探讨与反思。

在中国发展建设的过程中，在上海街头，日本明星建筑师的作品也逐渐增加。在嘉定新城，安藤忠雄的保利大剧院已规模初具，这将是他在上海完成的第三个设计项目;继浦东的喜玛拉雅艺术中心之后，矶崎新在复兴中路的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于近日揭开了面纱;在古北，青木淳设计的尚嘉中心去年竣工时曾以“靴子楼”的形象走红网络;隈研吾改建设计的Z58在番禹路上低调地伫立了多年，前不久又成为一部电影中“梦幻住宅”的取景地。同为日本建筑师的长谷川逸子曾偶然路过Z58，其同行在金属板上所做的垂直绿化处理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还是挺漂亮的”，她告诉我们。她在上海的漕河泾也有一个商业地产项目正在建设中，两周前，她带着另一位圈中好友坂本一成前往参观……

长谷川逸子、坂本一成，还有伊东丰雄，他们此番齐聚上海，是为了参加日本先辈建筑师篠原一男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建筑展的开幕论坛。三位建筑师都被称为“篠原学派”的成员，在他们职业生涯的初期曾受到篠原一男的很大影响，而今，他们在各自的建筑、学术领域创立了不凡的成就。尤其是伊东丰雄，在2013年获得了普利兹克建筑奖。紧跟其后，获得2014年普利兹克奖的又是一位日本建筑师坂茂。

丹下健三、桢文彦、安藤忠雄、SANAA(妹岛和世+西泽立卫)，加上伊东丰雄和坂茂，日本建筑师至今为止已有6组(7人)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仅次于拥有8位获奖者的美国，特别是近5年来，他们连续3次获奖。在受到国际建筑界认可的同时，日本建筑师也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关注和认知。

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高速发展的中国各地，尤其是上海，有数量众多的建设项目，近些年来也引进了不少国际级建筑师参与其中，日本建筑师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日本的文化和中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建筑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经历能够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日本建筑师在我们身边留下了怎样的作品?

褒贬不一的作品

作为在中国也许是最有人气的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在上海的实践从几年前就开始了。邻近同济大学的上海国际设计中心是他在上海最早的建筑。然而，对这座建筑，业内人士褒贬不一。

采访中，有建筑师对其做出了肯定，也有建筑师对其不屑一顾，一位建筑评论家略带刻薄地揶揄：“我觉得他的上海设计中心真是垃圾，绝对不是安藤自己做的吧。”

这座总建筑面积近5万平方米的办公楼并非安藤忠雄标志性的小型建筑，亦没有体现出他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清水混凝土的特征，主楼由两个形状明晰的玻璃几何体交会而成，仿佛一把巨大的椅子。从远处看去，确实像是一座经过设计且颇具来头的建筑，只不过未必能与安藤忠雄联系在一起。

据说，该建筑的部分墙面原本是打算做成安藤忠雄所擅长的清水混凝土，但是国内施工单位做出来的效果却与建筑师的预想大相径庭。“浇好了，不平，有色差，有蜂窝。怎么办?再刷涂料。”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李斌告诉我们，这个问题实际上普遍存在于日本建筑师在中国的实践中，“日本建筑师能设计出来，但是施工过程达不到要求。这是让他们很头疼的问题”。

参与项目的文筑国际创始人马卫东坦承，做这个建筑时“双方都没有经验”，“导致最后的效果可能没有达到安藤老师原初的想象，”不过他补充道，安藤忠雄后来的几件作品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震旦美术馆和保利大剧院“做得非常好”，保利大剧院尽管还在兴建，但“参观的人很多，来看他的素混凝土怎么做”。

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王方戟在接受采访时特别提及了上海国际设计中心。他认为，“走在房子边上的时候，基本上还是感觉它是比较友好的。”他觉得，尽管这座建筑体量不小，还是体现了日本建筑师人性化的一面，“日本建筑师可能有这种习惯。因为在日本大都市里面建筑很密，所以他处理这种关系，让你感觉比较亲切。”

安藤忠雄的上海国际设计中心只是一个早期的特例，但它体现出日本明星建筑师在进入中国建筑领域时的磨合之困，以及他们在人性化、细节处理方面的闪光之处。

同样的人性化考虑也可以在矶崎新刚刚完成的位于复兴中路的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看到。在这个具有历史风貌的街区，周围环绕着低矮而富有细节的百年民居，具有简洁几何体风格的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仿佛是一朵巨大的波浪，却因为周围环绕着绿色植物而不再显得突兀。

在很多中国建筑师眼中，年过八十、留着白辫子的矶崎新在日本建筑界也算是一个另类人物。“他继承了后现代主义的传统，”李斌说，“后现代主义逐渐消亡之后，他开始重新寻找一些新的标新立异的东西”。

位于浦东花木路的喜玛拉雅艺术中心或许就是一件典型的矶崎新的让人弹眼落睛的作品。这座总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的文化、商业综合体由两边的立方体和中间的“异形林”组成，“异形林”从底层中部向上蔓延，而两边的立方体表层遍布着中国符号组成的矩阵。

尽管造价不菲，喜玛拉雅艺术中心依然或多或少面临着施工的完成度问题。同样的问题曾经困扰过初来乍到的安藤忠雄，也几乎困扰着所有在中国做项目的日本建筑师。

建筑师唐克扬认为，日本建筑师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他们所处的环境，“比如行业水平和专业态度。”而中国建筑领域施工水准的粗糙使得他们难以施展拳脚。

“日本建筑师在中国的项目一般有三个环节，”马卫东介绍，“第一个是外方的设计，第二个是深化，通常都是请国内单位来做，第三个是施工。”他表示，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控制不好，最后都不能算作成功的作品。日本建筑师自然希望能控制好后面的两个环节，但中日双方“对完成度认识不同”，往往是造成双方摩擦的主要问题。

长谷川逸子在上海的首个设计项目已进入第四年，她也表达了控制项目的艰辛：一方面，在日本做工程时惯用的时间节点、制作方式“在中国根本无法实现”，另一方面，无论是负责人的意志，抑或法律法规，“变化的随意性非常大，给设计师带来非常大的困难，得不停修改设计”。

“我现在在反省当中，”长谷川逸子谦虚地表示，“今后做中国的项目，希望能用更加适应中国的方式来做。”

素朴美学在中国

事实上，安藤忠雄他们并不是第一批在上海开辟天地的日本建筑师。日本建筑师在上海的建造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初，当时在上海的日本侨民所使用的不少建筑都是由日本建筑师设计建造的。日本近代建筑自明治维新以后便走上了西化道路，而他们留在上海的建筑也大都沿袭了西方建筑传统。

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建筑学专业的平野勇造(1864-1951)在上海完成了三井洋行上海支店、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等项目。而日本工部大学造家学科(日本东京大学建筑系前身)毕业的福井房一也为上海留下了三菱株式会社上海支店大楼等建筑。日本建筑师冈野重久还建造了西本愿寺上海别馆，而今已改建为民居。

现在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内的“一·二九礼堂”原本是日本建筑师石本久治设计建造的，抗战胜利前，它曾是一所日本人中学的礼堂。同济大学副教授华霞虹认为，该建筑尽管“很朴素”，“但实际上设计得很好”。“作为一个学校建筑，它肯定是非常低造价的建筑，它用简单的材料，清晰的结构形式，满足了特定的空间需要，”华霞虹表示，“它没有过度宣扬，但非常妥帖合适。”

实际上，素朴与适宜作为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元素之一，极大影响了日本文化，进而成为日本现代建筑主流一以贯之的美学诉求。只是，在中国走向近现代以后，这样的取向并未在上海市场被轻松接受。

香港城市大学教授薛求理和同济大学教授彭怒曾撰文对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日本建筑事务所在上海的实践进行了分析。改革开放之初，日本建筑师就进入了中国市场，进行一些高楼的设计建造，例如瑞金大厦、花园饭店改造等。

“日本建筑师表达的‘现代性’更接近‘合理性’的本质”，作者写道，与之相比，“‘新奇’反映出我们对于‘现代性’的普遍想象。”“与西方世界隔绝30年之后，我们无疑首先选择了普遍性的、易识别的、截然不同于原有建筑世界的符号以建立一种区别，因而这一时期建筑的‘现代性’更多地体现在象征的层面，以‘新奇’和‘普遍性’为特征，而且对‘新奇’的需要更甚。”

或许正因为如此，直到八九年前，日本建筑还不是中国人所感兴趣的。“当时中国人感兴趣的是美国人、法国人，”李斌表示，“美国的设计比较张扬，法国人比较浪漫，日本人的设计则相对朴素一点，不太适合中国人口味。”不过，他认为或许是国家大、人口多的关系，中国建筑市场的需求终究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大鱼大肉吃惯了，换一盆炒素。可能是这个原因”。

“像日本做这么平实的东西，日常的美学，这些土豪能接受吗?”建筑评论家方振宁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怀疑。

鉴于两国土地制度的不同，在日本，普通人也会为兴建自宅邀请建筑师做设计，而在中国，建筑设计的甲方往往是大型的开发商，业主属性不同，项目大小也有天壤之别。

“日本最大的特色是住宅。住宅应该是建筑的基础，需求量大，最普遍。”方振宁表示，“我们住宅的概念和日本不同，我们的住宅是一种富有的象征。但是日本的住宅是为普通人服务的。”

为普通人设计住宅，或许正是日本建筑设计发展的动力之源。实际上，无论是篠原一男、坂本一成，抑或是伊东丰雄、长谷川逸子、安藤忠雄、妹岛和世，自丹下健三所处的大发展时代以后，日本每一代建筑师都是以设计小住宅作品出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