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塔园与维也纳

方塔园

20世纪80年代，因开会之便去游览方塔园，开始只以为是看宋代的方塔，进了园子才大吃一惊，那分明是一座古典式的园林却处处洋溢着现代艺术的格调，它融汇得那么自然天成，又常常迥出意表，令人想起三百年前的张南垣：“独规模大势，使人于数日之内，寻丈之间，落落难合，及其既就，则天堕地出，得未曾有。”因此很想知道建筑者的大名和艺术经历。后来听说，方塔园出自冯纪忠先生的手笔，他也像他的老友林风眠那样，是致力于中西融合的建筑大师，他的古典传统根基于家世，现代感则来源于维也纳的求学经历时，对大师的兴趣就更浓郁了，而且每当看到关于维也纳建筑的书刊时，就会想到方塔园，想看出它们之间是否会有什么关联。

冯先生1936年负笈维也纳，其时维也纳已有一批建筑家致力于现代运动，那包括Josef Frank，Josedf Hoffman，Adolf Loos，Gerrit Rietveld，Andre Lurcat，Hugo Haring等人。但是如果我们走进维也纳，观看一番，也许最冲击我们感官的是那环城大道(Ringstrasse)上的一系列建筑。那些建筑始建于19世纪70年代，大约用了20多年，最终成就了风格统一、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几乎重塑了维也纳的城市形象，那些建筑由于地理上的集中，在视觉效果上几乎超过了19世纪的任何一座城市改造，甚至包括巴黎。用来描述那项伟大工程的术语既不是“革新”，也不是“再发展”，而是“城市形象的美化”(Verschoenerung des Stadtbildes)。学者们认为，沿着环城大道建起的宏大广场、国会大厦、市政厅、大学、博物馆以及居民等建筑，为我们理解处于全盛时期的奥地利自由主义思想提供了最方便的形象指引，因此环城大道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就像“维多利亚”(Victorian)对于英国人，“创建时期”(Gruederzeit)对于德国人，“第二帝国”(Second Empire)对于法国人一样。在这样工程的带领下，维也纳得到了急速的发展，大约1900年前后，它成为世界第五大城市，人口约一百八十万。

虽然说环城大道以其石材和空间体现了贵族和资产阶级两者社会价值的集合，但它还是受到了两位强有力的建筑师的指责。一位是卡米罗·西特(Camillo Sitte 1843-1903)，曾任过国立职业学校(Vienna Staatsgewerbeschule)校长，也是《城市建筑》(Der Staedtebau )刊物的创始者，主要著作为《据艺术原则的城市建筑》(Der Staedtbau nach seinen kunstlerischen Grundsaetzen 1989).另一位是奥托·瓦格纳(Otto Wagner 1841-1918)，一位现代建筑运动的奠基者，维也纳学院的教授，分离派的成员，对新艺术[Art Nouveau]也有影响，建过火车站、银行、教堂和医院等各类建筑，主要著作为《我们时代的建筑艺术》(Die Baukunstunserer Zeit 1895)。西特批评环城大道为迎合现代生活而背弃了传统，瓦格纳则批评那些建造者打着历史风格的旗号，掩盖了现代性及其功能的需求。

西特的父亲弗朗茨·西特(Franz Sitte)也是一位建筑家，建造并修复过教堂，而且多才多艺，能绘画，会雕塑。由于童年时代跟父亲工作，西特也学会了所谓的“整体艺术”(Gesamtkunst)。他在后来追随音乐家理查德·瓦格纳的过程中，更加强了这种以手工艺为基础的整体艺术信念。恰巧，他在大学期间，也受到了艺术史教授艾特尔贝格尔(Rudolf von Eitelberger 1817-1885)与之有关的教育。艾特尔贝格尔不仅是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的开创者，而且也是奥地利工艺美术馆的创建者，他对于应用艺术的有力支持极大地鼓舞了西特。

1875年艾特尔贝格尔推荐西特担任了国立职业学校的校长，这正符合西特两个主要兴趣；建筑术和手工艺以及艺术史和建筑史。有了这点简单背景，我们也许就能理解他为什么坚决反对环城大道那种整齐划一的模式，而提倡古代和中世纪城市空间组织中的自由形式，即它的不规则的道路和广场，因为它们不是从制图板上画出来的，而是自然而然增长的。他力图实现生动有趣味、让人心意满足的空间组织，这使他极力强调：城市建设决不能只重技术，它更是一个纯粹的审美问题。

与西特不同，奥托·瓦格纳的名言不是从手工艺而是从一位工业艺术理论的先驱那里借来的：Artis sola domina necessitas (需要才是艺术的惟一伴侣)。根据需要，他把设计集中在交通上，因为交通可以把范围广阔的大都市统一成一个高效的单元，而不管它的构成部分究竟是什么。他批评环城大道，实际上是杀回马枪，因为他在环城大道区域内建造过一些公寓。但他越来越不满意环城大道的那种历史主义。他认为，环城大道把建筑视为一种“风格任务”(Stilauftrag)，这是以前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可想像的，它暴露了艺术与功能的脱节，让建筑沦为考古研究的产物。

为了寻找现代风格，瓦格纳在以克里姆特为首的分离派那里找到了灵感。首先，他借用了克里姆特的二维空间观念，那在克里姆特是用来象征展现虚幻世界抽象性的，他却用来为墙体创造出新的意义。跟环城大道宅邸的分节交错的墙体不同，他设计的第一座分离派风格的公寓楼，宁愿外观普普通通，也极力用墙面表达出功能。环城大道的建筑的确精工细雕，但与平平的大道迥异其趣，而分离派公寓的正立面，则简约得与街道平面保持着和谐一致，于是不但服从并且强化了街道的方向感。在内部，他也同样发挥了定位的作用，楼梯扶手、地毯 、地板，都根据走动的主要方向设计了嵌入式条纹。

瓦格纳在1898-1899年建造于维也纳河滨大道上的两座相邻的公寓楼也显示了分离派对他的影响。索尔斯克(Carl Schorske)认为，那些建筑首次融合了他所提出的三大构成原则：一、在决定形式上，实用(Zweck)优先。二、根据现代建材的特点，大胆使用它们。三、倾情投入现代性的非历史、准象征性的建筑语言。这使我们想到了瓦格纳在建筑车站外表时所使用的铁材，它不仅出现在入口和售票厅，即使在专供皇室私人使用的城铁候车亭，也照样把钢材架在半巴洛克式石楼的筒形拱顶门廊上。

简单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西特强调古典的美，自然生成的意趣，并从音乐家那里汲取灵感，顺便插一句，他本人就是一位大提琴手，而瓦格纳则强调现代性，注重二维的几何性，善于使用现代建材，与画家交往而获得启迪。这真是一对有趣的对比，若能折衷融合，或许会有奇迹出现，若再能融入东方的诗趣，或许会有更大的奇迹出现。

但历史主义者西特和功能主义者瓦格纳对环城大道建筑的反映到底多深地影响了后来的建筑家，我却实在孤陋不知。不过若说他们的后辈维也纳建筑家对之也孤陋无闻，那就完全不合情理了。我猜想，冯纪忠先生在维也纳的五、六年学习生活中一定深深感受到了那种气氛。

严善錞先生羡慕冯先生在使用现代材料上的鬼斧神工，赵冰先生强调何陋轩以巴洛克式和当地传统民居中的开放曲线的动态使空间在光影的变化运动中达成的时空转换，王澍先生则赞扬方塔园的旷远之意和入口门棚的钢筋焊接支撑结构，但这些开创了中国建筑新时代的成就，到底有多少源自中国的艺术传统，有多少得益于维也纳时代的学习生活，实际上，也许我们只能感受，不过，在这里记住占星术的一句话，也许是有益的：星星吸引，但不强迫。而一切推测恐怕都是冒昧的。

有时我会想到，我们看一片优美的园林，或一座建筑，也许就像看一幅油画，我们能够感受到画上的艺术之光，至于这种艺术之光如何才能回译成自然之光，也就是把光线转为的颜色再回译为光线，则需要知道它的传递代码，可惜我们对这种代码传递的方式知道的太少了，况且它们又是深深地植根于中西文化的无形脉络之中。

                                                                                  范景中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原载于《冯纪忠和方塔园》200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