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之路的东方践行者——冯纪忠的现代之路

冯纪忠先生在方塔园

冯先生1915年出生于河南开封，3岁移居北京，祖父曾任浙江巡抚、江西巡抚，1911年辛亥革命的时候，因为选择问题，很困惑，在九江吞金自尽。当时皇帝赐予“忠”，所以冯先生的名字叫纪忠，纪念他的祖父。冯先生家学深厚。父亲曾经做过徐世昌总统的秘书。这些背景对冯先生有深刻的影响。10岁左右父亲去世，母亲带他移居上海，后来就一直在上海发展，小学、初中在南洋模范，高中、大学一年级在圣约翰，读土木是在1935年，当时的同学包括贝聿铭、胡其达等。

1936年冯先生去了欧洲，到维也纳工科大学学习建筑学，自此走上了维也纳工科大学开辟的、在今天看来更具潜力的现代之路。它和发源于维也纳艺术学院、经德国的包豪斯、并在美国得以流行的现代主义不同，那种现代主义是后来被后现代否定的与历史形式决裂的现代主义，而维也纳工科大学开辟的现代之路更注重形式生成的共通性这一当今更受关注并被当代主流称之为新现代的思想，它不是断裂的，不是革故鼎新的，而是蕴含着冯先生后来开创的“与古为新”的现代之路的可能性的。从Carl König开始，到Karl Holey、Siegfried Theiss、Josef Frank等再到更年轻的一代代传人，这一现代思想不只在维也纳，也在欧洲，在欧亚大陆得以拓展，正如历史所走过的那样，通过冯先生及他主导的同济大学的影响，它也成为中国现代思想的主要精神来源，并将在不久的将来伴随着中华全球化转化为当代世界的主导价值。

冯先生在维也纳求学，曾获得过洪堡基金会奖学金，194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二次世界大战使他无法回国，一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他先后在几个事务所工作过，这些建筑实践对他回国后的思想和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二战以后，他和留在德奥的中国留学生们终于可以返回祖国了，经过了将近一年的努力，到捷克，到瑞士去办回国签证，非常的艰难。曾经在瑞士逗留了半年的时间。那时住在修道院里，季羡林他们也在那里等待。那代人，从德国、奥地利留学的那批人，包括医学、艺术等各领域的人都结成了终生的朋友。冯先生后来是从法国巴黎等到回国的轮船，经过84天的航程，走地中海、红海、印度洋，到新加坡，到越南，最后搭乘飞机回香港，其他人则继续坐船回到香港，投入祖国的怀抱。

回国后冯先生先在南京参与南京的城市规划，撰写了相关报告，包括工业调查报告、建筑调查报告。也做了一些建筑设计方案。到了解放后，精力主要集中在上海，参加上海的都市计划委员会，和当时上海的一些同仁一起从事上海都市计划工作，当时就提出有机更新的思想。1942年Eliel Saarinen提出有机疏散，冯先生则在那时候面对战后的城市重建，提出改善城市的生活环境、适应城市发展的“有机更新”的思路。在1951年和程世抚等合作的一本书里，可以看到他的有机更新的思想。有些思想，在今天看来都是我们应该坚持的。

1947年冯先生兼任同济大学教授，1948年同时兼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继续兼任同济大学教授，后来变成专职，除在都市计划委员会外，主要在同济教书。不管是在兼职和专职的过程中，还是在规划和设计实践中，他始终坚持现代建筑的思路，一种用城市规划的思想来拓展建筑的思路，同时在绿地，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景观或者风景园林领域，做了很多工作，这是在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初期。现在从我们研究收集的一些资料中，也可以看到当时他的一些思考。

建筑方面冯先生的代表作品，一个是武汉的东湖客舍，就是受到陶铸的邀请，在东湖，武大的北面那个地方，做的一个客舍。那是50年代毛泽东在武汉的驻地，东湖客舍甲所和乙所。不过乙所现在已经完全拆掉了，因为没有保护，甲所很多延伸的部分也已拆掉，所以非常遗憾，一个这么出色、优秀的建筑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我上周在武汉，正好全省在申报文保单位，所以我就提议把这个作品先作为省文保单位，明年初申报国家文保单位，若成功获准，以后就不能对这样一个重要的建筑随便拆改了。同时冯先生还设计了武汉医院即同济医学院的主楼，这个建筑当时在医院建筑方面是影响非常大的，包括以后北京、广州的医院，都是以这个建筑为范例的，在中国现代建筑史上，应该有它的地位。所以这个建筑我也提议作为省级文物单位保护起来，希望以后能成为省级文保单位以至国保单位，不然的话哪天同济医院觉得主楼矮了，要建高楼怎么办呢，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找回现代探索的一些作品呢。我希望我们在湖北做的一些工作，能够把现代的经典保护起来。这个话题还会引到上海的方塔园，也应该保护。有些重要的东西，哪怕是刚刚建成，我们业内认为是经典的就应该保护，应该有一个呼吁，很遗憾我不在上海，我也无能为力，不过借这个场合，我呼吁把方塔园作为一个现代的园林经典，整体保护起来，特别是里面要列上一个单项——何陋轩，要把它保护起来，因为它在中国现代建筑史乃至世界建筑史上是有极其重要地位的，好，这是说了后面的话了。

50年代，除了做这些设计，还陆陆续续做了其它的设计，包括南京水利学院总体规划及其工程搂的设计、华东师范大学大化学楼的设计，这些规划和设计都是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陆续进行的……，50年代初期应该算是一个高潮，到后来做的一些设计，比如说50年代中后期做的同济大学中心大楼、北京人民大会堂等反而是方案没有实现，但是50年代初期，刚刚解放倒是实现了一些作品。

在教育上，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城市规划专业。当时不叫城市规划这个名字，而叫城市建设和经营，但内容就是城市规划，以此来培养规划人才，应对中国城市化进程，最终在1956年才正式确立城市规划这个专业名称。这是很不容易的，当时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建筑专业会议上遭到了“布杂”保守势力的反对，但最终这个专业还是办下来了，因此才有了今天遍及中国的大量城市规划人才的产生，才确保了中国能够有效合理地推动城市化进程。应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贡献。我们建筑界、规划界，或者我们国家应该以国家的名义授予冯先生一个勋章，像授予钱学森勋章一样，研制了核武器，可以给勋章，为什么推动城市规划和建设的人物，就不能有这么一个勋章呢？我认为应该有，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呼吁的，应该做的事情。这是在规划领域，在风景园林领域，50年后期冯先生创办了规划的园林专门化方向，到了文革后就发展成了风景园林专业。

60年代，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当时随着现代主义在全球蓬勃发展，需要在培养人才上来改进传统的“布杂”的教学体系，因此在当时的西方的美国、东方的中国，都出现了这种新的探索，就是把现代的设计思想跟教育的方法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会创造一个新的教学体系，而不再是传统的“布杂”的体系。“布杂”是法国学院派建筑教育体系，强调一种古典的、形式的处理，但是如何培养现代的建筑专业人才，就需要有新的教学体系相配合，恰恰冯先生在主持同济建筑系的工作中意识到应该推行现代教学体系，而且不仅仅在同济建筑系，应该在全国建筑系，推行这样的体系。他提出了空间原理这样一种思想，用于整个设计教学。这个教学在实行了数年后还是受到了政治的冲击，和梁思成所代表的“布杂”保守势力的打压。当然很多人认识到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体系，但是却很难贯彻。大家知道那是一个政治主导的时代，所以很多事情在那种情况下实现是非常艰难的。尽管如此，他的空间原理的体系，在国际上看来也是有重要价值的，这点在座的香港中文大学顾大庆教授有专门的研究，当时的美国，德州骑警，可以说他们是并行的，都在做一种探索，他们从形式角度获得了一种新的教学方法。尽管这样，中国的教育还是被中断了，文革更是如此，冯先生在文革中，特别在文革前，设计革命化遭受冲击，在文革中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打压。

一直到70年代，1972年以后，当然陆陆续续也参与了一些设计，其中包括北京国宾馆、北京图书馆，还有上海的宾馆这些设计，但是那毕竟还是在文革中，他的整个思想不会被重视，也没有人会意识到他的价值，也许意识到，但当时的政治氛围，无法说！

粉碎“四人帮”以后，正如40年代末期、50年代初期一样，刚刚解放，这回是刚刚改革开放。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时间的轮子转到对现代建筑有利的一面了，所以70年代后期就出现了方塔园这样的机缘。当时上海市筹建四个园子，想做出特色来，园林局就请几个人来做，其中方塔这一块，请冯先生来做，另外一个园子，请杨廷宝来做，其它的两个园子分别请工业院和民用院来做。当然今天来看，方塔园这么一个机缘终于创造了中国现代建筑的一个典范，也使我们看到冯先生一生追求的现代的思想能够以真实的空间的形式展现出来。

方塔园原址有一个宋代的古塔，一个明代的影壁，并不在一个轴线上，但如何把它们组织成一个新的、现代的园林，我们说的公园，或者说露天博物馆，这会儿正是冯先生运用他的现代思想的时机，他用一种现代的组织方式，用几片墙，做一个划分，然后获得了一个大的空间关系，从而形成了方塔园的基本格局。在这个格局上陆陆续续建了一些单体，最后在82年方塔园正式对外开放，以后也有一些补充的建筑。

在进行方塔园探索的同时，冯先生还做了一些旧城改造方面的工作，而这个工作在今天看来是非常有前瞻性的，也不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开始这个工作的，因为根据我们现在研究收集的文献，早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刚才说到的，他已经有那些思想了，不过是把这些思想在迫切解决人口规模过大、城市化发展迅猛、改善市民的生活空间上做得更具体，提出了一些更有针对性的思路。连续做了六届毕业设计，围绕上海不同的地段进行旧城改造的探索。带领学生来做这项工作，今天看来非常有价值，如何保留或者继承传统，也就是冯先生说的与古为新，不只是刚才说在方塔园里，在旧城改造上如何与老建筑、与历史上优秀的建筑来相结合，创造一个现代的城市空间，这是在旧城改造上他进行的思想和实践探索。

当然在更大范围的景观规划，像庐山的规划，像九华山的规划，这些项目，实际上也体现了与古为新的思想。特别是九华山，如何保护历史传统，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的景观空间，他做了同样重要的探索。            

在方塔园落成以后不久，茶室的设计要求提出来了，他做了何陋轩这么一个设计，这个设计实际上是我们就要提到的维也纳现代主义在东方所做的一个最重要的探索，它是世界现代主义在东方达到一定程度以后一个新的超越。建筑不大，何陋轩非常小，正如密斯的巴塞罗那展览馆，非常小，但是是历史性的、划时代的。建筑用竹子，用草，进行了一种现代的构建，创造了一种新的时空转换、一种新的境界，这种境界正如冯先生自己在“方塔园规划”以及“何陋轩答客问”和后来的“时空转换”中提到的，它表达了一种意动空间，这是冯先生说的在空间创造方面，最根本的、最核心的思想，而这个思想我认为开启了现代思想的一个新路径，这个路径突破了现代主义在欧美的困境，在东方，走出了一条新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是维也纳之路在中国的践行，也是维也纳之路从西方向东方延伸的一种超越，而超越者就是冯先生。所以我认为它的价值异乎寻常，要不我刚才提到要保护何陋轩呢。当然他个人创作的时候不是这样想的，他想的是建筑会随着时间生灭，他是这样的一个境界，建筑不是完全固化的，在材料等物质方面并不追求永久性。何陋轩是一个经典之作，得到了国内、国际上的好评。在1986年下半年，美国建筑协会通过授予冯先生美国建筑师协会荣誉院士称号，1987年他赴美国接受颁奖。

后来到90年代，冯先生在美国把大量的精力放在东方意境的研究上，特别是结合诗的研究，把现代的空间探索，真正和诗的境界结合在一起，他以一个建筑师的眼光去解读我们传统的唐诗宋词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种另外的境界，正如在座的比较文学界国际领军人物张隆溪先生所说，冯先生在诗方面获得了一个新的境界。我们建筑界还没有完全读懂他。冯先生90年代在诗方面的探索，也是从空间转向境界的一种研究。

2000年回国以后，冯先生陆陆续续做了一些创作，但是也受到了来自某些方面的阻力，他的重要的设计未能实现。如果实现，那我们又能看到他近年的一些经典的作品了，没有办法，也许在中国的践行就是这样艰难，也许空间的表达所需要的生命的体验，就需要经历这么多的苦难。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冯先生所走的现代之路是一条真正意义的表达生命超越境界的现代之路。他的同学贝聿铭先生也很出色，贝先生的作品形式上很精致，但那是不同的路，在中国的路跟在美国的路截然不同，这条路更多反映的是对生命、对苦难的体悟和超越，以及如何用空间去表达和超越这些苦难，追求自由的意志，表达自在的意动，因此冯先生的现代之路是具有超越性和开创性的。

在教育上，作为一个教育家，他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我本人是他的第一位博士生，我能有机会获得冯先生的指导，并在学习和修行中体悟到冯先生所开创的现代之路的全球意义。但我们所做的工作实在是太少了，我们需要认识冯先生在现代发展中的作用，他的历史地位需要一个公正的评价！

本文是赵冰教授2007年12月10日在《冯纪忠和方塔园》展览上所做的专题报告，首刊于《建筑业导报》2007年11期

    赵冰  武汉大学城市建设学院创院院长 二级教授 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