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安德鲁:一个法国建筑师在中国的灾难

 保罗·安德鲁

   （本文选自保罗·安德鲁的演讲《一个法国建筑师在中国的灾难》）

用地13公顷的中国国家大剧院是我一生中最受争议的建筑，它受到了许多可怕的质疑。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文化建筑引起争议是件好事。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掌握着全部真理，但认为自己掌握了某些真理。我的设计对大剧院周围的景观都非常尊重。有的时候，你一定要坚持，这种坚持不是对别人的蔑视，我只是提出我的建议，如果不被接受，我会非常礼貌地离开。当了四十多年的建筑师，我相信自己在某些方面是专家。我不能过于高傲、自豪，但我确实没做过什么让步。当然，我并不是每一次坚持都会成功。我想，大剧院竞标成功是因为人们认可了我的态度，而不是因为他们认可了我的项目。

在做设计的时候，我每次都会不自觉地想到花园和水。在中国国家大剧院周围，我造了很多小径，借了很多树，故意局部地遮挡人们的视线，不使建筑全部展现在人们面前。设计浦东机场时，我想最好地表达“离开”、“起飞”的概念。路造在水面上，是离开某个地方的方式，同时在空间留下痕迹。机场里有花园，有人批评我这么做是浪费空间，其实我是故意这么做的，我希望大家在登机前有个过渡。（有听众说：“可是我进出浦东机场很多次，从来没有看到过那里有花园。”）在浦东机场的第三层，原来计划有个很大的商业中心，后来因为在出关处有个海关检查，这个商业中心就没有建成。后来我们在候机厅里建了很多小商铺，一定程度上就把花园给遮住了。所以，像这种空间用途的随意改变是一种错误。但有时候，人们看到一样东西，是因为这个东西回应了你的文学性需求。其实，没有一样东西是能回应所有人的需求的。你没有看到花园，是因为你没有看到花园的需求，你已经在机场里获得其他享受了。我并不想把花园强加于人，也并不觉得没有看到花园就不好。我只希望有些乘客不浪费他的视野，我也不浪费我的时间。

我花了几个月，走遍了中国的采石场。发现说中国没有大理石完全是鬼话。中国有很多种大理石，我们需要的都能找到。我还自己做镶嵌在大理石间的金线。成为自己的建筑工人，这是非常美妙的经验，我像回到了文艺复兴时代。

在现阶段的中国，用大量的人工是可能的。这是在欧洲、美国和日本都做不到的。所以，我们要抓紧时机，趁现在中国人工还便宜的时候，来做国家大剧院这类很耗人工的建筑。梁、钢结构、螺丝，都非常精密，以毫米为计算的精确度。贫穷的工人，做着廉价的工作，但从照片上你们可以看到，他们依然保持了一种工作的尊严，非常认真。我非常感谢给了我机会建造大剧院和帮我建造大剧院的人们，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就像我的兄弟。但现在，工程结束了，我已经不能再自由地出入大剧院。我曾经想让他们帮我办张工作证，但他们说不行。我说：“为什么？打扫卫生的阿姨不都能每天自由进出吗？”可是他们说，因为我不会说中文，那里看门的人又不会说英文，所以我还是不能随便进去。现在我有一种不再被人需要的自然的沮丧。

建筑不是科研，建筑是一种怀疑、质疑。建筑的质量与你内心对自己的质疑是成正比的。你把这种质疑强加于自己，不能上电影院，不能去和朋友聚会，有时候觉得自己真是个傻瓜，但你还是要质疑。

我在建戴高乐机场时，也被质疑“这不是法国的。”可是，究竟什么是法国的？我们法国人的祖先高卢人的时候是没有飞机场的。我确实没有中国文化的背景，也不会妄称自己了解中国文化，我通过观察周围的人，通过一些更直接、更具体的事例，比如和中国工人打手势、交流来了解中国文化。我绝不希望从既有的形式中取一些元素，比如拿一些文艺复兴时代的柱子放到我的建筑中去，或把中国古代的陶瓷放到屋檐上去。我只听从一样东西：我的本能、我的第六感官。在这里，我试图去发现一些新奇的东西，但我不会做一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东西，别人如果不喜欢我，可以把我打发走。

我很少画没有人的草图，建筑师要考虑的是如何组织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我希望建筑里面的人像植物园里的花朵那样，是有生命、会长大、能找到自我的。

有个市长说我总是逆风而行，我回答他：“不，只有当您是错误的时候，我才逆风而行。”

中国是个非常难以对付的国家，我有时很沮丧自己为什么要来中国。但就像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里所说的：“我们哭泣的时候，我们的泪水就是我们脉搏中的鲜血。”关于幸福、厄运，不同的人的表达方式各不相同，感受也很交集。

从法国馆出来，为了赶上听小阿尔伯特·施佩尔的讲座，放弃了继续游世博园。可是这个纳粹建筑师的儿子，除了继承了纳粹的神情外，似乎远不如《建筑与权力》书中那个设计了“觐见元首的通道”的阿尔伯特·施佩尔有一种独特的气场。比起他虽为后人不齿却极富艺术家才情和政治家韬略的父亲，小阿尔伯特·施佩尔看起来崇尚空谈，因而更具商人的品性。

经过这样的一天，我发现龟苓膏是这么好的东西：凉爽、中和、润口、平心。

国家大剧院尚未完工时的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