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在牛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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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之美，主要美在建筑。牛津，英国最古老的大学，孕育过4个国王、46位诺贝尔奖得主和25个英国首相。在800年的历史里，它目睹了日不落帝国由盛到衰的全过程，见证了人类追求真理与文明的坎坷之路，向世界奉献出无数宗师大家。800年的文化沉淀使牛津成为贵族情结和精英象征的代名词，并将继续激励青年才俊们向这条通往光荣和梦想的道路上执著前行。……

牛津大学的过去像一座透明的金字塔屹立在这座城市的上方，仿佛它是数百年来堆积起的惟一一座思想的大楼和观念的坟墓。我站在圣玛丽教堂的钟塔上，面对哥特式的滴水嘴，俯视拉德克利夫广场，越过灰色的学院屋顶和绿色的庭园，望着一条条胡同和一道道山墙，遥望远方的钟楼、圆顶、烟囱和哥特式小尖塔。在眺望的瞬间，我体验到了托马斯·哈代笔下的石匠裘德初到克利斯敏斯特时的感受：“他面前的这座城市像一本打开的关于建筑艺术的书。”

在牛津大学，你能在最小的空间阅读到完整的英国建筑史，从诺曼人的教堂建筑到后现代派的购物中心。哥特式、文艺复兴式、新哥特式、乔治时代的风格和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所有时代在这里都有具体的代表。……英国的重要建筑家都在这座乡下城市里建筑过楼宇，好像它是他们的第二首都似的。 

中世纪以来，历经了7个世纪之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形成了一种学院建筑风格，其密集程度和多样化举世无双。高墙将它们和外界隔绝，那象征渊博知识殿堂的圣杯城堡内省地、沉默地、孤傲地背对着大街。这一建筑和教学楼的共同特点是固若金汤的门楼，巍峨的门廊里开着一道狭窄的门，是进入另一个世界的针孔。任何想进去的人必须出示自己的证件和学院管理委员会的证明。

私人学堂没有单独的建筑，只有学院才有自己的建筑，代表着它们的合法身份。中世纪的自治教育机构的典范是默顿学院，建于1264年，系众学院之母。食堂、院长楼、礼拜堂，这些建筑散布在一座中央内院周围，像是围着一座地主庄园的风景各异的庭院。……方庭的楼梯原理也是独具特色。房间和房间之间没有走廊相连，各楼梯单元自成一体。牛津大学学生宿舍的过道是垂直的而不是水平的。这种结构有利于保持安静，不受外界干扰，因而后来的学院纷纷仿效默顿学院。直到1870年，基布尔学院才打破中世纪的楼梯单元原理。

在瓦尔德·德·默顿大主教先驱性的建筑之后一个世纪，牛津大学诞生了当时英国的建筑风格中最令人难忘的学院，威廉·威克姆于1379年创办的新学院。全部主建筑第一次被设计成了一个彼此相连的整体，像修道院平面图一样井然有序。它的庭院差不多有默顿学院的方庭的4倍大。…… 

1826年6月，普鲁士建筑师卡尔·弗里德利希·申克尔周游英国时也在牛津大学停留过，但他对此的兴奋既短暂又有限。这些学院“非常别致华丽，但建筑都千篇一律”，申克尔这话讲错了。他的判断错了，重复就是学院的建筑风格。礼拜堂和食堂、门房和图书馆、内院和花园，构成一所学院的总是这些相同的因素，像一首巴赫赋格曲的变体。

除了结构相近，这些学院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挑战一切时尚，在学识和建筑上都一样。汉普顿宫是大主教沃尔西的宫殿，你要想在牛津大学里他的基督教堂学院里寻找文艺复兴的主题只能是徒劳。基督教堂学院固守着哥特式的风格，而且是那么顽固，它早在1640年左右就在食堂的楼梯间搭建了一座哥特式扇形拱顶，一座不符合时代精神的大建筑。沃德姆学院和奥里尔学院（1620～1622年）的门楼里也有这种扇形拱顶，布雷齐诺斯学院的礼拜堂里甚至有1665年左右修建的这种拱顶。窗户是哥特式的，埃克塞特学院、沃德姆学院和奥里尔学院的食堂采用的是哥特式支撑梁顶，总之全是哥特式的。建筑史学家尼古拉斯·佩夫斯纳写道，“这一奇怪的现象”在牛津比在英国的其他地方更常见，“这是复古的一种象征，但也象征着对急剧变革的反感。”通过回归中世纪的建筑，各学院显示了其机构的连续性。这是牛津的强项，比风格创新更重要，但同时又是它的弱点，是向单纯的传统主义的倒退。 

……牛津大学的第一座非哥特式的古典风格小教堂是三一礼拜堂，建于1691年。后来学院里只是偶尔出现过文艺复兴的主题，最漂亮的是在圣约翰学院的坎特伯雷方庭里，很不协调地同哥特式和巴洛克式格调混在一起。佩夫斯纳说，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拒绝态度“令人困惑，因为牛津在15世纪末期的英国人文主义中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

牛津大学大型的庆典活动在谢德尼剧院举行。谢德尼剧院是1663年由一位31岁的天文学教授克利斯托弗·雷恩设计的。谢德尼剧院是除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的礼拜堂之外他承担的第一项公共任务，这两项工程是这位天才业余爱好者的两部经典作品。英国最伟大的建筑师实际上不是建筑师，而是自然科学家。谢德尼剧院屋顶的垂直结构使雷恩对解决技术性建筑问题的兴趣首次得到了发挥，这个垂直结构成了牛津大学古典式建筑的代表。后来，他还参与了牛津各学院的建筑项目；1681～1982年，他完成了基督教堂学院的都铎院，修建了一座雄伟的门楼，汤姆钟塔。我最喜欢雷恩的一部早期作品是众灵学院的日晷，设计于1659年。学院的图书馆是巴洛克式风格，富丽堂皇，日晷就安装在图书馆的南墙上：“时间匆匆而逝但不能被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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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是一个日晷的国度。牛津大学将古老的日晷艺术保护得尤其好，好像人们在学院围墙的阴凉里不仅要计算太阳的行踪，还要以大胆想像的纹饰、天文学的智慧、拉丁文的魔诫召唤太阳似的。基督圣体学院入口处的大院里的鹈鹕柱上就绘集了27只不同的日晷，鹈鹕柱是基督教天文术的一根象征胜利的图腾柱，建于1579年。在默顿学院、布雷齐诺斯学院、基督教堂学院的墙上，在学院庭院和花园里，日晷到处可见，在大学学院的一扇楼梯窗户上甚至有只玻璃日晷，除了喷水嘴，它便是牛津最受欢迎的建筑艺术了。 

我们再回到众灵学院，克利斯托弗·雷恩曾经作为院士在那里计算过天体运行并掌管学院财务。他的助手尼古拉斯·霍克斯摩尔是伦敦人，设计了众灵学院的双子钟塔（1716～1736年），这真是哥特式风格的神奇的回应。霍克斯摩尔梦想着将整座城市改造成伟大的罗马巴洛克式风格，但他的牛津大学委托人只让他建造了克拉伦登楼和众灵学院的几部分建筑。霍克斯摩尔最大胆的设计——一座新图书馆的圆顶，在他去世后由他的合作者苏格兰人詹姆斯·吉布斯完成。吉布斯曾经在罗马研习过圆形的拉德克利夫阅览室（1737～1748年）及其雄壮的圆顶——英国最完美的图书陵园，是雷恩的巴洛克式和罗马古典式的美妙结合。

为18世纪早期牛津大学的建筑繁荣做出贡献的还有两位业余建筑师。亨利·奥尔德里奇，基督教堂学院的院长，他为他的学院增建了一个住宅区，即佩克华特方庭（1705～1714年），其配楼像一座意大利文艺复兴时宫殿的门面一样围着内院。南厢是科林斯柱式图书馆，由乔治·克拉克设计于1717年，他是众灵学院的院士，一名业余建筑师。奥尔德里奇大长老，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和花花公子，城市教堂众圣教堂（1706～1708年）也是他的功劳，它如今被用做学院图书馆。亨利·基恩是洛可可-哥特式的一位代表人物，他受大学委托设计了拉德克利夫天文台，1794年由詹姆斯·怀亚特建成一座古典式风向塔——当时欧洲最奇特的天文台。

19世纪著名的英国建筑师几乎都在牛津留下了他们的作品—博物馆、别墅、教堂、板球馆，……整个是维多利亚时代建筑风格的汇萃。如果有人嫌威廉·巴特菲尔德的基布尔学院过于高大威严，我会推荐他去参观伍斯特学院的礼拜堂：威廉·伯吉斯（1864～1866年）的室内布置造诣精深，当属维多利亚时代鼎盛时期的作品，是艺术史和创造史的集锦，包括椅子上雕刻的渡渡鸟在内。渡渡鸟是牛津大学真正的徽章动物，他们还为它另造了一只漂亮的笼子，一座由铸铁和玻璃建成的真正的大教堂：大学博物馆（1855～1860年）。该展览厅的设计标志着牛津大学由哥特派向工业时代大胆地迈出了第一步。……

20世纪，保守的因循守旧在牛津大学也占据了主流。其中很明显的例子是纳菲尔德学院，设计于1939年，竣工于1960年，类似科茨沃尔德的乡村别墅式样。30年代的国际性风格推迟了30年才在牛津大学里出现。1958～1960年，迈克尔·鲍尔斯为圣约翰学院建造了一座学生住宿楼，该楼因其六角形的房间被称为蜂巢。它的正面为多角的锯齿形，玻璃大窗、金属窗框成为伊西斯河畔现代派的最早标志。然后，20世纪的建筑才真正地到来了，而且一下子跨出一大步，整整一座圣凯瑟琳学院（1960～1964年）都由阿恩·雅各布森设计，包括家具和餐具。几年后詹姆斯·斯特林男爵又为女王学院设计了一座大学生公寓，就是查韦尔河畔的弗洛里楼（1966～1971年），这是功利主义堪称怪异的一个实例。

20世纪末，牛津大学经历了它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建筑繁荣期。随着学生数目的剧增，各学院都急需新建住宿楼和教学楼。圣约翰学院（1993年）为理查德·麦克科马克的花园方庭投资了近3000万马克，它是传统和现代派的成功结合。然而，大多数扩建都十分单调，失去了原来的韵味。最具特色的是莫德林学院（1994～1999年）的格罗夫楼，由戴米特里·波菲里奥斯设计，那是纯粹的新古典式，技艺可谓登峰造极。这些大学生公寓怀旧的外观和舒适的内部装修是为越来越重要的第二当事人预备的——参加会议的人员和商人们，他们会在几个月的长假里填满学院的钱柜。在世纪之交，牛津大学终于建起了一批新千年建筑，有诺曼·福斯特男爵的民族经济学系大楼（在马诺尔路）、杰里米·狄克逊和爱德华·琼斯的塞德商校（在火车站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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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城里在大学之外所建造的一切都符合20世纪英国市中心丑陋的特点。在女王街一个最古老的城区一下子建起两家购物中心——西城门购物中心（1972年）和克拉伦顿中心（1984年），和其他各地的建筑风格一样，使用后现代派的装饰花纹和反光玻璃。牛津城1990年又以超市形式建起了新火车站，《观察家报》称之为“牛津最后的消亡”。早在1885年，威廉·莫里斯就对拆除老房子和错误的城市规划提出过批评：“牛津文化被今天的商业化窒息了，我必须告诉你们，这座城市已经快速退化了，假如我们有一点公共意识的话，我们必须将我们的城市及其周围最漂亮的事物当成一颗完美的珠宝对待，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令它美丽永驻。”直到1968年，牛津北区的一部分建筑才被列为文物保护对象，现在保护区业已增加到了十几个。

20世纪80年代，牛津发生了一次骚乱。环保组织全副武装，反对扩建A40道—城北的这条环行公路。今天的M40是一条6车道的高速公路，横穿查韦尔河谷，严重破坏了传统的风景，就连著名历史学家的妻子布洛克夫人威胁说要卧在推土机前阻止这种行为也无能为力。

约翰·贝奇曼称牛津是“一种没有规划的混乱状态”。事实上，作为一个大学城，它数百年来推行着一种隔离政策，市民和学校常常只管自己，而且互相对立。今天，合作早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合作排除对立，无论是在规划从1985年起就屹立在码头草地旁的科技园的时候，还是在新玛斯顿建造牛津伊斯兰教研究中心的时候。这个研究中心是英国最大的伊斯兰教研究中心，由埃及人阿卜杜尔·瓦赫德·阿瓦基尔设计，体现的是典型的牛津学院式的平面结构，内院半是阿尔汉布拉宫风格，半是中世纪的回廊，不仅是哥特式和伊斯兰式的完美结合，而且东西合璧，建有望月楼和清真寺的圆顶，这是对“如梦似幻的尖塔”最具异国情调的最后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