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建筑：失落的神秘之源

莫斯科的最后一座苏维埃标志建筑被拆除之后，苏联现代建筑逐渐成了一片极端又神秘的领域。风头无两的政治形态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惊人的建筑量，到头来却只有“构成主义”在世界建筑界引起过短暂注意，存活了十年。苏联解体后，与政体、意识形态联系过分紧密的苏联建筑如同苏联的一切一样销声匿迹，完全孤立于世界建筑体系之外。已经流派分明的世界现代建筑语汇，更是无法解释这个怪异的社会主义风格。飞鸟尽，良弓藏，下野的苏联建筑和下野的苏联一样，带着荒芜的废弃色彩和被夷为平地的危险在快消品时代微弱得发不出声。

今年初，维也纳Architekturzentrum Wien 博物馆的“苏联现代主义建筑回顾展”以照片、影片和图画的形式展现了1955至1991年间，“后斯大林”时期一些从未发表过的苏维埃无名建筑。苏联现代建筑经过启蒙的列宁时期，停滞的斯大林专制时期，开始与世界现代建筑同步发展。异质同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现代主义建筑走到今天，惊喜已经熹微，所以这些兼具未来感与禁忌感的视觉奇观在建筑界破冰而出带来的震撼意料之中。但苏联建筑并不是猎奇者眼中的科幻玩具，它孤独的发展背后不止有着响应世界的痕迹，更有着自成体系的传承。

现代建筑在苏联的启蒙

二十世纪头十年，西欧的艺术界还是立体派、未来派、表现派的天下。这些艺术流派在苏联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并诱发了苏联自己的建筑艺术派别：构成主义。现代建筑思潮在苏联只有短短十年的黄金期，之后便被官方推崇的新古典主义和折衷主义彻底取代。而且在这段时间，大规模的建设还没有开始，苏联对于新建筑的探讨还停留在理念和畅想层面上。但构成主义的短暂生命，却奠定了苏联建筑后来大半个世纪的路。

所谓的苏联建筑构成主义主要是吸收了当时流行的几大艺术派别的理念，在建筑的空间形态上强调空间中的运动趋势而淡化整体雕塑感、体积感。比如构成主义接受了立体派的部分观点，把对象分解成最基本的几何形体，深入到对象内部去表现它的结构，表现它在各个角度、各个时间的变化；同时，还接受了未来派要歌颂“科学的和机械化的时代”，表现速度、动力和时间的要求等。它是揉和了各派所长后得到的极其具有浪漫主义科幻感的建筑成果。

领军人物塔特林设计的第三国际塔楼，是构成主义的特殊代表作品。第三国际塔楼实际上是办公大厦，塔身分为三层，悬挂在螺旋形的钢结构上。第一层是立方体，每年自转一周；第二层是方锥体，每月自转一周；最上面一层是圆柱体，每天自转一周。塔就是一个“四度空间”的立体派构筑物，而那个螺旋形的钢结构被塔特林叫作“无产阶级的脊梁骨”。“螺旋线代表人类解放运动的路线，是螺旋解放思想的表现。它用脚后跟踏着地面，从地面上腾身而起，成为抛弃世界上一切卑劣龌龊事物的标志。”塔特林说。设计一直停留在纸面上，没有实现，可是图样照样被印在招贴画和邮票上广为流传。

在随后的苏联建筑思潮中，还有一种被称作“工业化象征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类似于未来主义，来源于人们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巨大热情。掌权后如日中天的苏联工人阶级认为：“工人阶级是一切机械的创造者，而机械美学是工人阶级的革命美学。”所以如同其他艺术设计领域对机械形象的青睐一样，有一些建筑师也把机械形象搬到建筑上：把建筑整体或局部做成无线电塔、起重机、齿轮、螺丝钉的样子。到了斯大林执政时期，锤子镰刀、五角星、火炬、拳头等等社会主义符号在建筑和雕塑中更是常见。
不过列宁本人并不喜欢这些艺术流派，甚至一次又一次批评过他们，说他们“使工人养成荒谬、歪曲的趣味。”但他并没有用行政命令去禁止哪一个流派。列宁觉得这是在“弥补几世纪来所忽视的东西”，因此“混乱地激动，狂热地寻求新的解决办法和新口号，今天赞美某些艺术和精神的倾向，明天就把它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一切都是大势所趋不可避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跟建筑业里的工业革命赶在了一起，建筑学要从艺术变成科学，建筑业要从几千年来的手工业变成现代化的大工业，几个需求交织在一起，就促成了那个爆发巨大能量的十年。

苏维埃宫

1931年，苏联政府下令炸掉基督HYPERLINK救世主大教堂――位于红场上的俄罗斯最高大的教堂，全面推进“苏维埃宫”的建设。这是一个艰难故事的开始。主持竞赛的建设委员会对于风格、定位甚至最基本的功能都没有十足把握，语焉不详，却因其霸气十足的建设愿景吸引了全世界建筑界的关注。当时最风生水起的几个国际现代主义大师如勒・柯布西耶、格罗庇乌斯、奥古斯特・佩雷都相继加入了竞标。现代主义对于这个新兴社会主义国家充满了想象。

1933年，历经三轮竞赛，一次建设委员会上代表们开始意见一致地推举鲍里斯・约凡的设计。约凡的构思很简单：中型会议室直接放在大会堂上面叠加成耸高的圆柱体，表面雕刻复古的线脚，顶上矗立一座十八米高的雕像。斯大林本人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并提出了一些意见，他指出“苏维埃宫应该有深刻的政治内容，能够配得上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应该把苏维埃宫看成列宁同志的纪念碑，顶上的雕像应该是列宁的像，整个建筑物应该是他的基座。”在斯大林的授意下，最后的设计方案进一步演化成一个多层的圆柱体，周围包裹着一层层摩登古典兼具的壁柱；而主要的大会堂有两万至两万五千座，内部空间高度竟然有100米。在它上面再放一个6000座的中型会堂，整个建筑物里有6000多个房间，同时可以容纳五万一千人左右。随后，又专门为列宁雕像举办了竞赛，获选方案高达100米，这样，整个建筑物的高度增加到接近460米，一跃成为当时全世界最高的建筑。

苏维埃宫竞赛成为斯大林期间建筑风格的指向标。“那些象征国家团结的传统图像，那些古典和折衷主义建筑的纪念性，能够比现代建筑更好地服务于国家。”但是荒唐又巧合的是，这种对于大尺度纪念性、古典性和符号化的追求，却跟希特勒的建筑情结不谋而合。1937年巴黎世博会上，苏俄馆与纳粹德国馆对面而立，都是高耸庄严，都有强烈的纪念性，散发出冷酷的气质，普通人很难区分。随后，由于一些政治原因，在官方的控制下，十月革命之后蓬勃发展的现代建筑学术气氛被压制下去，十八世纪二十年代活跃的各种先锋团体也都偃旗息鼓了。

政治起伏下的苏联建筑

1932年，也就是在苏维埃宫竞标期间，由于俄共宣布强制取消文艺派别，建立统一的官方建筑师联盟，随后又宣布个人和小组不能以自已的名义接受建筑项目委托，斯大林早期对建筑的“以符号服务政党”要求进一步演化成了更直接的从硬件到软件，全面“赞美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秩序”要求。苏联建筑彻底走向了“共产秩序”， 构成主义继续发展的土壤也逐渐消失。到了1937年，人们甚至已经无法从项目资料中找到真正的原创者，项目设计师的署名都是雷同的一串小组成员名。
1956年以后，赫鲁晓夫开始全面谴责斯大林时期的建筑策略，他认为：“构成主义不是一切都错。”然而此时在国际上，现代主义已经进入到国际主义阶段，标准化的混凝土板楼随处可见。赫鲁晓夫从中看到解决国内住房危机的办法，他要求苏维埃建筑转向更为简单的形式和预制结构体系。建筑师和建筑的地位依旧在下滑，建筑工业化的权威却不断上升。

建筑是一个缓慢的艺术，需要多年实际经验和不断学习、实验先进的建筑技术才能完成高水平的杰作。但上世纪中期的苏联建筑师已经没有了这样的机会，他们只有两个主要目标：解决住房短缺问题；尽可能省钱地解决这个问题。70年代后期，苏维埃建筑已经同“二战”后欧洲的现代主义建筑越来越相似，大量人群得以重新安置，但与“国际主义”的症状一样，人们的生活质量从来没有达到过被许诺的舒适程度，苏联到处是大片大片的荒凉居住区。

但是赫鲁晓夫时期，政治解冻还是带来了一些文化自由的，这个时期开始多了一些文化宫、体育馆的设计任务，一些功能独特的项目开始在严酷的标准化寒冬中顽强长起。50年代中期，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野兽派和粗野主义传入苏联后，粗硬的混凝土建筑被发现竟然巧妙地符合社会主义建筑符号的要求，同时也让人回想到构成主义、立体派这些启蒙时代思潮中倡导的结构表现。与美国在太空上的竞赛激发了苏联人的未来感，加上强盛时代的国民信心爆棚，这个时期出现了大批想象力极其丰富的冷战风格、太空风格。而在中亚的几个成员国家，本地形式、东方饰物也开始在博物馆、电影院、酒店、火车站等公共建筑上出现。不得不说，在这场盛宴里，集权国家政治的高执行力功不可没。
但不久之后，同样因为政治原因，这批匪夷所思的作品迅速僵死在历史洪流中。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境内的苏维埃建筑逐渐被拆除，分布在小成员国中的更是荒废几十年无人问津。记录资料仅剩苏联官方性呆板的描述，人走茶凉命运堪忧。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建筑正在加速老龄化，普便缺乏维修费用和资源支持，甚至面临着被拆除的命运。20世纪剧烈的政治地壳运动孕育了这些特殊的艺术产物，也强加给它们早夭的基因。然而在世界将它们遗忘得差不多的时候，这片隔离发展出的现代建筑，竟然在荒草凄凄中隐隐给了世界一道独特的光亮，引发了仿佛来自外太空的灵感和对尚未远去的王朝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