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乡村聚落景观格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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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聚落一般指社区或乡村居民点，作为塑造乡村景观的重要元素，是乡村人口生活的主要场所，其分布格局是自然与历史共同选择的结果，也是人口活动强度的空间表现。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国内外学术界展开了对乡村聚落景观格局的全面研究。这一时期，城市化席卷全球，传统的乡村聚落景观正在加速改变，新的景观正逐渐取代传统景观。在工业化、城市化急速推进的过程中，乡村——特别是城市近郊的村庄——受到了城市发展的强烈辐射，传统的聚落形态、结构骤然改变。因此，学术界展开了对乡村聚落景观格局的广泛讨论和研究，以期明晰乡村聚落格局的发展演变过程和促使其发展的影响因子，以及找到优化现有格局的合理方法，同时，通过研究，呼吁社会保护具有浓郁地方气息的传统乡村聚落。

乡村聚落景观格局概述

景观格局的定义是建立在景观生态学基础上的，其主要依据的是景观空间结构的外在表象，是景观格局“斑块——廊道——基质”分析框架的具体化。

聚落作为乡村景观中的斑块，分析聚落格局也就是分析聚落斑块空间形态、空间关系和空间构型。对此，范少言、陈宗兴提出了较为详细的解释，他们认为乡村聚落空间结构的研究重点应放在规模与腹地、等级体系与形态、地点与位置、功能与用地组织、景观类型与区划方面，可以从宏观整体、村庄个体、住户单元三个层次对其特征进行研究。此外，聚落景观的一个主要的外显特征就是各元素(以住居为主)的分布结构，从而探讨乡村聚落的模式、分布状况、密度、格局演化以及结构优化，成为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的研究课题。

20世纪中后期，乡村聚落格局的研究主要是将地图分析和实地探察所获得的数据与结果以定性描述的方式加以表达。20世纪末至今，已有多种学科和技术综合运用于乡村聚落格局的研究中，主要学科为建筑学、地理学、社会学、数学、物理学、美学、景观生态学、城乡规划等；主要研究技术包括遥感(RS)、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景观模型建立等；研究方法主要为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以及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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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聚落景观格局的美学价值

乡村聚落的美和珍贵或许是促使学者们探寻研读之的原初动力。聚落之美，自聚落生发之时起，即相伴而生。远古祖先将地上的家的格局与苍茫宇宙之格局所对应，早已显示出宏大而惊人的宇宙哲学观。人类对天地的至忠信仰，成为乡村聚落格局稳固传承至今的坚实力量。

日本建筑师藤井明花费20余年时间走访和调查了世界40多个国家的500多座聚落，他认为聚落的美和生命力源起于住居中群体的“共同幻想”，这种幻想是聚落中群体共同遵守的制度、信仰、宇宙观等，不同的幻想造就了聚落不同的个性和美的异质性。诚然，传统的乡村聚落蕴含了纯粹的住居情感和厚重的宗教情怀，这些强大的精神力量使聚落格局变得亲切而深邃。对黄土高原聚落文化的发衍做了详尽的研究后，王晓华认为，原始聚落的布局主要体现在生活、生产和对死者安置的三大内容上，经由氏族、血缘关系的发展，深藏于聚落人居文化中的生命理念、伦理模式愈加凸显，成为影响聚落格局的重要因素。由此而知，聚落不单是一个物质的住居空间，更是一处流溢于聚落物质外的精神场所。 

与城市聚落景观格局相比，乡村聚落景观格局因与自然完美融合，具有独有的人文艺术价值，其整合了丰厚的乡土资源，在美学价值和旅游价值方面更具有优势。这种独具魅力的空间环境唤起了城市居民对原初人类与自然和谐与共的记忆以及对宁静诗意生活的向往，由此催生了当今日益火热的乡村旅游产业。乡村旅游是一种建立在乡村聚落美学基础上的精神体验活动，这种旅游形式在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展示和传承乡土文化等方面发挥出了重要作用，已成为都市人们享受自然、感受纯朴、回归幼小的主要途径。

依托乡村聚落景观格局的美学及文化价值，在古村落保护开发上，各国都在寻求既能妥善保护传统聚落的原有特质，又能满足时代发展对传统聚落风貌的“进步”要求的一种两全模式——当代乡土聚落景观格局保护开发模式，如1920年美国的“乡村生活历史博物馆”，在原址受到拆毁威胁的聚落集中起来重新组合成一个代表某个特殊时期的村庄；又如1995年，在挪威政府的资助下，贵州省六枝特区的梭戛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生态博物馆，保护了一支稀有的、具有独特文化的苗族支系的聚落，当代人才有机会欣赏到他们独有的聚落生态格局美学。

传统乡村聚落的美学价值，不仅承载了生土乡居的艺术、哲学理念，更是让人在欣赏流连之余，感叹于这美的愈渐衰落和消逝。我国建筑师陈志华和李秋香致力于乡土聚落和建筑的研究，其著作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美轮美奂的村落，但他们研究的步伐远远赶不上村落被破坏的步伐，正如陈志华先生所言：“我们是在抢救乡土建筑的历史信息。”由此可知，而今的乡村聚落之美是一种让人心疼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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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聚落景观格局的演化

聚落景观格局的形成，大致受到地理环境条件、生产基础条件以及地方民俗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之中的聚落构型也在孕育着本体的演化。这种演变的驱动力主要源于政治经济制度的变更、政府政策的改变、城市化的冲击、耕作方式的改变、人口迁移等。 

时代变革与政府决策的影响

聚落在历史洪流中历经无数变迁，为适应时代发展之要求和受政府政策之影响，世界各地的乡村聚落在持守固有特质与革新呼求间或快或慢不断前行。

发达国家自20世纪后期加大了对聚落格局演化机制的研究，不少学者将研究视角投向古代原始聚落的演变和远古聚落分布对当今城乡聚落格局的影响，也有诸多学者关注时代变迁与政策变更对聚落格局及发展模式的影响。两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催生了大量新型乡村聚落，也促成了众多原有聚落的变革，其中尤以欧美国家最为突出。俄罗斯的乡村聚落也在战后经历重大改革。经对俄罗斯在前苏联时期乡村聚落的巨大变迁的分析后，Kovalev指出，国家经济制度的变革会直接促使乡村聚落格局的改变。在社会主义大规模集中式经济影响下，聚落格局走向了规模化、集聚式发展模式。Duffy分析了爱尔兰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20年间的乡村聚落的变迁，他发现，由于城市蔓延加剧，城市近郊的乡村聚落首先受到冲击，其格局的改变最为明显。美国小城镇规划师Arendt一直致力于英美乡村规划，通过对比，他坦言，二战后，英国通过制定相关法律使乡村建设井然有序，而美国因没有控制乡村发展位置的相关法规，小城镇一直处于随意发展之中，在布局和基础设施方面没有给后续发展留下余地。

21世纪初，由于受到国外古代聚落发展历程研究的影响，我国展开了对古代传统聚落空间构型与格局演变的分析。近年来由于历史、人文、地理的结合以及计算机空间分析技术的成熟，使得对古代聚落形态变迁与空间演化做出精确的定量分析变为可能，于是这一研究领域在各大高校旋即展开。

早期的中国乡村主要受国家政治制度、农耕经济模式和乡村宗法体制的复合作用，在纵横两个向度影响乡村聚落的变迁，随后经历的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等使聚落变迁呈现复杂性和多样性。改革开放后，政府先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三农”政策，鼓励农民“离土不离乡”、“就地转移”，期间乡镇企业异军崛起，导致原来广大的乡村地区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小城镇数量迅猛增加，聚落结构与功能发生很大转变，呈现由内聚性朝外向性过渡的特征。2005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一经提出，村庄景观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革新时机，各地全面展开了村庄规划，许多村落格局、面貌焕然一新，但与此同时，村庄规划与建设的盲目性、自发性、无序性等问题也随之产生，因此如何对村庄景观格局风貌进行控制，成为村庄规划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冲击

“村庄目前在城市化面前面临没顶之灾。”美国社会哲学家Mumford在研究城市发展历史时对乡村做了如是评述。是的，作为孕育城市的乡村，在城市急剧扩散的今天，大多已无法坚守原来的形貌，在城市辐射中相继倒塌或换颜。同时，乡村作为城市的绿带和生态屏障，这一生态结构体系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蔓延下已被打破。农业工业化导致新村落规模扩大，成千上万的小村落废弃并逐渐消失，村镇由孤立分布而形成网络结构，从根本上改变了乡村聚落景观格局。Banskia与Wesotowska指出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乡村房屋已改容颜，以适应现代文明的潮流。现代化的居住模式已经改变了传统的村庄住居的格局。Antrop认为，乡村的城市化主要是为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对乡村聚落的规划其实是基于城市的发展而进行的。同时，他经过研究发现，城市化的过程首先影响城市近郊的乡村，随后辐射至偏远的村庄，这一过程中，乡村聚落格局经历的变迁随着距离城市远近的差异以及地域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特性。

我国的改革开放推动着乡村向城市转型，以小城镇发展为主的经济模式在广大乡村愈演愈烈，乡村城市化一方面为乡村注入了现代文明的血液，促进农村生活质量和生产力的提高，乃至实现城镇化的蜕变过程；另—方面却伴生了严重后果，由此带来的乡村聚落“空心化”现象成为许多国内学者探讨的焦点。乡村聚落空心化是因农户纷纷向原聚落周边拓居，致使原聚落住宅空置、坍塌，逐渐形成所谓的“空心村”的聚落演化过程。这一现象产生的本质是城乡转型发展进程中乡村地域系统演化的一种不良过程，是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在村庄物质形态中的表现。对此，许多学者对空心化聚落的成因机制和演化特征展开了调查分析。如龙花楼等研究发现，空心村的形成和演化与不同区域城镇化发展、乡村人口变化及就业的空间动态密切相关。一般状态下空心化村庄发展演化所表现出来的阶段性，大致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时段特点相对应。程连生等运用雷达模型揭示了太原盆地东南部农村空心化聚落的激发因素和潜育环境，建立了5个聚落空心化过程模型。目前，要解决乡村聚落空心化问题，需要将乡村规划纳入到城市总体规划之中，积极引导乡村聚落向中心化、规范化发展，同时兼顾乡村聚落的个性发展，并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和完善农村住宅的管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逆城市化”现象在欧美少数经济发达、城市化趋于饱和的国家渐趋显现，表现为城市人口减少、经济衰落，而乡村地区人口增加。进入21世纪，我国的一些中心城市(如北京、上海等)，逆城市化的趋势也开始愈加明显。该现象给乡村的社会、经济与环境带来了一定影响，也加速了乡村聚落形态和格局的改变。该城市发展趋势或许能促使Howard“田园城市”的广泛实现，若此，乡村终能与城市联姻，形成一派和谐共荣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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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迁移的影响

移民不仅是区域社会经济形式的直接交流方式，也使不同的地域文化得以传播和沟通。聚落格局在技术、文化互融中演化出不同的形式。

发达国家中，美国的人口迁移与由此带来的聚落变化是具有代表性的。美国历史上有数次大规模移民活动，其中有4次迁移潮是与时代和城市发展密切相关的——18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进运动，1830-1840年向工业城镇的迁移，独立战争后向主要工业城市的迁移以及目前从城市中心向郊区的迁移，每一次人口迁移都带来乡村聚落格局的改变。在信息时代的今天，Arendt预测，美国未来几十年里，与小城镇和开放空间相伴的小乡村居民点很有可能成为“第五移民”目的地，由此也将带来聚落格局的革新。Palmer对二战后日本乡村人口分布状况以及聚落变迁做了深入研究：二战后，日本乡村出现人口大规模涌向城市的现象，这一问题导致了乡村地区人口锐减，城市人口急剧增加的状况，许多村庄因此荒废。日本政府在人口严重减少的乡村社区实施聚落组合的政策，以此形成了新的聚落格局。

我国古代历史上每一次朝代更迭时，几乎都促使了人口不同程度的迁移，尤其是战争所产生的人民迁徙，如元末明初、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活动，这一历史事件重塑了四川的人口空间分布，也改变了民俗文化与聚落构型。在现代，人口迁移依然在进行。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水利工程的修建牵引出规模浩大的水利移民工程，湖北省、重庆市21个县市区的1680个村约120多万人口迁移至中国中部、东部的10多个省市。12年的迁徙历程，将三峡住居文化带入了迁入地。如今，这种聚落文化正在努力适应当地的住居文明。三峡浩大的移民工程也引起了学者们对移民迁入地的聚落结构以及三峡本地乡村聚落格局的关注。而今，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大量农村人口迁徙到城镇或转变为城镇人口，以及土地承包、土地流转制度在各地相继盛行所带来的耕地关系的转变，由此产生的人口、耕地关系的变化极大影响了乡村聚落体系和格局，但究其人口与耕地对乡村聚落的影响机制和未来三者的发展趋势以及三者如何平衡发展的问题，学术界的研究还很少。

 结论与展望

从国内外关于乡村聚落景观格局的研究历史与现状来看，国外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并融入了多种研究方法和技术，以从广度和深度上全面剖析乡村聚落的景观格局。发达国家从以往的聚焦聚落景观格局的物理性质(即聚落实体)，近几年发展为开始关注隐性因素在聚落格局中的反应，如人的精神、感知、聚落文化等，并使用定量的方法测定隐性因素在聚落空间分布中影响的程度。因此，隐性因素将是今后乡村聚落格局研究中重要的分析因子。

近几年，我国已从主要研究北方山地乡村聚落空间结构、格局演化与优化，渐趋关注南方平原地区的乡村聚落格局。同时，从限于研究传统聚落格局，近年来开始投入城乡结合部乡村聚落格局的演化与景观梯度分析，以及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聚落格局的重构研究，因此南方与城乡过渡带的乡村聚落景观格局与优化分析将是此后研究的重点。由于研究方法的单一性，以及景观格局指数的局限性，无法精确地定量研究聚落空间结构，故还应发掘多种研究方法和技术，以对乡村聚落景观格局做全面和准确的解析。

另外，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所引起的人口迁徙或转移(如农村人口转移为城镇人口)，由此产生的人口、耕地(耕作规模)关系的变化会给乡村聚落格局带来何种变化，是今后在乡村规划中必然要涉及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值得学者们加以充分关注。

此外，景观格局、生态过程(功能)和尺度及其三者关系是景观生态学中重点研讨的问题，不同的生态过程与尺度将产生不同的景观格局，同时景观格局也作用于生态过程，格局与尺度的改变也将促使过程发生改变。但目前仅限于乡村聚落景观格局的研究，其他二者尚未涉足，这方面的缺失可能会成为以后研究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