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在威尼斯

威尼斯双年展开展之际，中国当代艺术家们蜂拥而至，以至于“普通话几乎成为（威尼斯）主要语言了”。5月底6月初，中国艺术界突然变得有点冷清，春和景明的日子里，大规模的当代艺术展览在数量上急剧减少。微博却逐渐热闹起来，而“威尼斯”成了毋庸置疑的关键词。一位艺术从业者在现场说：“威尼斯到处都是中国人，普通话已成为主要语言了。”

据统计，本届威尼斯双年展是其百年历史上中国项目出现最多的一届。除了官方支持的中国馆一如既往地不吝惜空间派出了多达7位艺术家，由中国艺术家组成的大大小小平行展有近十个，包括评论家王林策划的“未曾出现的声音”、吕澎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奥利瓦策划的“历史之路”、艺术家张玮和喻高策展的“心·跳”、美术馆从业人员梁克刚等人策划的“无常之常”、肖戈策划的“大运河”，以及一个名为“文化·精神·生成”的独立项目，包括“重探”和“放大”两个群展部分……据悉，本次威尼斯双年展参展的中国艺术家达到数百人，其中仅王林策划的平行展“未曾出现的声音”就有150名艺术家参加。也有些艺术家推出了自己的个展，事实上，本次双年展主题展“百科宫殿”中就有来自中国大陆的阚萱、郭凤仪和来自中国香港的林雪之参与，其他国际性群展里的中国艺术家更是难以统计，比如艺术家展望和蔡国强都参与了与玻璃相关的展览Glassstress。甚至连肯尼亚国家馆里都涌入了8位中国艺术家的作品。

或许正如喻高所说，“每个艺术家心中都有一泓威尼斯”。中国艺术家此番似乎以前所未有的热情，蜂拥至地中海北岸的这座岛屿。在西方世界陷入经济危机的惨淡阴云中时，中国艺术界以源源不绝的财力，租下威尼斯城里的大小空间。以这种“占领者的身份”，中国策展人希望向世界展示中国当代艺术一路走来的历史，更争相希望让他们能看到更多面/自己这一面的中国当代艺术。尽管展示者自身或许依旧常常陷于学术的困惑、抱团的吸力、资本的推搡中不能自已。

作为顶着最大名头的艺术双年展之一，这是一场学术之约，更是一场国家主义和商业主义的约会。当代艺术似乎从未逃脱这两者的影响，但也不能就此将之视为理所当然。

资本喧嚣

商业、市场是围绕着威尼斯双年展的外部环境。实际上，100多年前早在双年展开办之初，培育现当代艺术的市场便是其重要目的。而在1968年之前，威尼斯一直设有销售办公室，帮助艺术家销售作品，并抽取10%的佣金，双年展和商业密不可分。直至1968年，左翼学生和知识分子闹起革命反对双年展成为富人的游戏，双年展的董事会决定禁止在主场馆内进行销售。自此，双年展的取向日渐独立于市场趣味，后来发展出的主题展也奠定了其学术立场。

即便如此，资本始终是艺术界一只有力的推手。威尼斯双年展作出一个与商业刻意保持距离的姿态，却也“养肥”了与威尼斯相距不远、差不多同期举行的巴塞尔艺博会。不少艺术家在这里办展，隔周便出现在巴塞尔的柜台。而资本在整个双年展中仍然如影随形，各个国家馆、平行展的赞助商拥有很高的话语权，甚至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主题展也常常需要艺术家自行寻找赞助人，所以画廊等投资人也有机会渗透到主题馆内。

在威尼斯双年展的官方网站的布告栏里，张贴有166条场地出租信息。点开第一条出租方的官网，这一名为“波拉尼宫殿”（Palazzo Bollani）的300平方米的展览空间赫然已被某两位中国艺术家租用。

“这个城市靠双年展挣钱，不断地搞双年展。”艺术家杨诘苍曾经参与2003年威尼斯双年展主题展邀请的“广东快车”项目，他在接受《东方早报·艺术评论》采访时回忆道，“展览都是要付钱的，要租用他们（威尼斯方）的厅，租用房子，运输本身也很困难。我是负责打理‘广东快车’项目的。我们钱不够，我们就找中国的海运公司运到威尼斯。到了威尼斯，从展厅里都能看到我们的集装箱，但拿不出来。你拿出来的话，要通过他们提供的两个公司的其中一个，价格还是很贵。他们不开放，这个岛是他们的。最后开幕前两天，我们没办法，千方百计搞到了钱，把钱给了他们。”

威尼斯商人的故事是世人对于水城的最深印象，而在杨诘苍的回忆里，这个半浮半沉于海上的都市，依然凭借艺术的魅力做着稳赚不赔的买卖。

今年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艺术家扎堆平行展现象，一方面是与威尼斯近年的经济状况有关，另一方面，自然是因为国内资本对于艺术的关注日渐热切。自1993年以来多次来到威尼斯的艺术家方力均盛赞了资本在艺术推广上发挥的作用：“现在大家对当代艺术熟知和认可程度不一样，可能有很多钱用在这个上面，大家做起事来相对要方便一些。”

中国艺术家对于威尼斯双年展始终情有独钟，而威尼斯双年展确实曾经展现过其魔幻的魅力。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或许就是1964年劳申博格获得威尼斯双年展大奖，为美国艺术确立了世界地位。1993年，首批17位中国当代艺术家前往威尼斯双年展展出，在中国国内引起巨大轰动。1999年，20位中国艺术家参展，其中蔡国强获得金狮奖，直接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中国热潮。及至2000年后，中国当代艺术市场逐渐兴起。威尼斯双年展可以说见证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尤其是对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变迁起到了重要作用。及至今日，中国艺术家依然对之趋之若鹜。

一些策展人为此专门策划了“历史之路”展览，并声称“市场问题就是文化问题”。

与这种面对市场的积极态度相仿，本次威尼斯双年展同样吸引到不少兴致高昂的金主。威尼斯双年展广泛的平行展，也自此成为资本竞逐的舞台——也许其学术水准各有参差，但毕竟，来到威尼斯，价格不菲——王林发表微博，否认了艺术家参加其展览需要支付费用，但承认艺术家需要提供自己的作品以供出资方收藏。

资本有其趋利性，然而，砸下高额资本未必定然能够得到匹配的回报。大多数艺术家都认同，威尼斯双年展是一个汇集艺术大腕、获得关注的合适地点。但在人头攒动的三天VIP日里，更多人只能走马观花，或者忙于交际，更毋论各场馆受到的关注度有天壤之别。

一位艺术家在威尼斯现场说：“排长队的有美国、法国、德国、比利时馆。相比中国馆及中国的平行展门前比较冷清，都是自己人，很少有西方人来参与！”艺术家秦冲在VIP最后一天来到中国的两大平行展参观，总共就看到十几个人。

同样在现场的艺术家王庆松直接点出交通问题是平行展的软肋：“平行展的交通很不方便，经常等不到船，有几次想过去看朋友的展览，都没有成行，参观人数很少，仅仅靠广告是不够，达不到展览的效果。”

艺术评论家朱其此前根据经验认为，大部分参观者只会前往主题展和国家馆。因此即便来到热闹非凡的艺术圣地，如果场馆有限，或作品质量一般，便只可能收获落寞的结局。

也有评论界人士认为，此番中国艺术家大举前往威尼斯，可能与国内当代艺术市场不景气有关。

事实上，在当代艺术领域，资本和艺术联系紧密。但在国外艺术界，也有不少艺术家倾向于对于滋养自身发展、发达的资本进行反思。

英国馆的参展艺术家是特纳奖得主、概念艺术家杰里米·戴勒（Jeremy Deller），他的作品《我们在金钱中饥饿而坐》画了维多利亚时期艺术家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一怒之下砸毁了俄罗斯巨富、收藏大亨罗曼·阿布拉莫维奇的豪华游轮。

而在俄罗斯馆内，瓦迪姆·扎哈罗夫（Vadim Zakharov）的作品《达娜厄》（Danae）基于宙斯变成金笼头勾引达娜厄的故事。展厅里，一个男人坐在高梁上吃坚果，而金币像泉水般洒落在地上。如果你是女性，就有机会站在透明伞下看到金币铺天盖地洒落下来。然后你被提醒将金币放回桶里，保持经济——奔溃——持续循环。

民俗机巧

主题展寄予了威尼斯双年展的学术理想，而国家馆虽然不以学术指标为衡量标准，但也成为威尼斯双年展独具特色，且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种随着历史进程不断增补的艺术的国家代表制，也使得国家主义的思维深入渗透在威尼斯双年展的结构中。正所谓艺术是没有国界的，但艺术家是有国界的。按照人们的固有想法，每个国家自己选出来的艺术家常常展现了各自的国家身份和处境。

比如，欧元区的国家馆似乎展现出对于“钱”的关注。罗马尼亚馆似乎资金紧张到四壁空旷，5位艺术家利用各自的身体“唤起”过去双年展曾经展示的作品。在希腊馆播放着一部三个部分组成的关于金钱的影片，其中一个镜头是非洲移民推着超市手推车在街上走着寻找卖废金属的地方。这番表白不断提醒着人们，荷马的故乡依旧遭受着破产威胁。艺术家斯蒂芬诺斯·齐沃普洛斯（Stefanos Tsivopoulos）的这件作品《历史零时》（History Zero）“质疑金钱的价值”，英国《每日电讯报》的艺术评论人阿拉斯戴尔·苏克（Alastair Sooke）嘲笑说，“很难想象希腊政府卑躬屈膝向欧盟求助时敢于提出这类问题”。西班牙馆则陈列了一堆断壁残垣，活生生一幅衰落、废弃的景象，这般关于国家形象的自我投射恐怕也不会让他们的国王胡安·卡洛斯高兴。

威尼斯双年展常常被视作“艺术界的奥林匹克”，各个国家派出代表彼此竞争。作为艺术家个人而言或许更希望通过这一平台得到学术上的认可，但作为国家群体而言更不愿意在此项展示中暴露不足，尽管这可能和当代艺术的反思精神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