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在建筑之外

第13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的一座空心砖装置，灵感来自委内瑞拉的

加拉加斯市一个违章占用建筑社区。

威尼斯——第13届以“共同观念”(Common Ground)为主题，总策展人是英国建筑师大卫·奇普菲尔德(David Chipperfield)，但除了少数几个作品以及展馆，或许大家对这次展览还是少开尊口为妙。

随着建筑行业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变(部分是来自两代人的变迁，部分是因为哲学观念上的变化)，人们的注意力从宏伟迷人的建筑物与著名设计师转向更宽泛的主题，比如都市化、公共空间、社会责任与合作。“共同观念”这个口号有着良好的目的，但是谋求共同观念的时机已经不复存在。

威尼斯双年展的组织者们接受了一些新观念。双年展主席保罗·巴拉塔(Paolo Baratta)在展览目录中写道，建筑师们“正在从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中走出来”，重新发现“建筑、空间与城市规划之间不可改变的关系” 。奇普菲尔德则指出，建筑师们再次把注意力放在城市上，因为城市“创造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团结协作”。

但是，尽管与城市有关，双年展对公共住房与健康问题(公共住房部门不受重视)、环境问题、棚户区乃至经济衰退和抗议风潮都只是轻轻带过而已。它对发展中国家以及来自非洲和中国的设计师几乎漠不关心;对女建筑师也不怎么重视，唯一的例外是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她和彼得·祖索尔(Peter Zumthor)、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伯纳德·屈米(Bernard Tschumi)等大量熟悉的老面孔占据了过多关注。

你可以把“共同观念”这个主题解释成双年展转变策展方向的一种努力，希望把自己定义为建筑师的用户，而不是让建筑师获得声名的场所。但在双年展上，这个转变却往往还是成为了盲目崇拜名建筑师的借口。

双年展上有一个展厅，专门用来陈列赫尔佐格与德梅隆(Herzog & de Meuron)尚未建成的汉堡音乐厅相关的媒体报道，这种做法似乎在暗示：有了媒体报道和公众互动，这个毁誉参半、开销还在不断增加的项目就已俨然进化为体现合作与环保的新时尚。

一个由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与其他人合作设计的展厅专门用来纪念福斯特先生的经典作品——落成近30年的香港汇丰银行大厦。展厅中展出了绘图、照片和录像，内容大都是福斯特先生在各处受到的热烈欢迎以及他的晚年生活。其中有若干引人注目的照片是关于成百上千个在香港的菲佣。因为街头没有足够的公共空间，每逢星期日，她们就“占领”了汇丰大厦楼下的阴凉处，乃至周边的金融区。这些精彩的照片反映了现实生活与自发的都市性，在这次双年展中实属难能可贵。但这个展览本身无非是建筑师的一种自我宣传而已。

双年展仍然把建筑师定位为生产者，只是多了些美学意义上的附加价值，而不是参与管理城市和社区的决策者。这次双年展过于保守过时，而且人多坏事(奇普菲尔德把很多展区包给了福斯特先生这样的朋友)。当今，要想营造好的建筑与空间涉及社会、政治、环境与建筑学等方方面面，如何分析、评估、呈现和驾驭这混乱多元的一切?这次双年展显得迟疑不决。

双年展本质上其实是一个凌乱肤浅的节日，是为观光旅游而设计，作为一个传播建筑学的媒介，它具有先天性的不足。但是矛盾之处就在于，它的一只脚立足于过去，另一脚又小心翼翼地尝试新鲜事物，统筹规划时好时坏，显然不像奇普菲尔德先生自己的建筑那样复杂而兼具优美。

这堆碎石瓦砾里当然也有宝石。比如印度建筑师Anupama Kundoo带来了她在南印度所建的两层建筑“墙屋”的全尺寸模型。它由红砖、陶土以及学生和工匠们回收的边角料砌成，宛如一座海市蜃楼，在双年展的“军械库展厅”(这里之前是一个船厂，双年展的许多作品都在这里展出)里颇受欢迎。

来自荷兰的“深红建筑史学家”(Crimson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工作室致力于探索“新城镇”这个一度很先进的观念是如何演化的。“二战”后，建筑师们曾在健康城市(healthy city)实验这个意在公共福祉的概念，但后来这些新城镇变成了封闭式社区、针对有钱人的商业项目。由康斯坦丁·伯特古(Constantin Petcou)与迪奥纳·波特苏(Doina Petrescu)领导的“自我管理建筑工作室”(Atelier d’Architecture Autogérée)展示了在巴黎郊外克伦比一个自下而上采取集体制的经济体，它号召附近居民与市政府进行改良，发展城市农业。

我在柏林居住多年，所以对于托马斯·库普基(Thomas Kupke)、菲利普·奥斯沃特(Philipp Oswalt)等人关闭藤佩尔霍夫机场(Tempelhof Airport)的思考非常欣赏。这个机场是20世纪30年代建筑设计的辉煌之作，也是“二战”后风情游及文明游(civilized travel)的去处。这个已经被废弃的机场如今被民众占据，有时当做停车场使用，这表明人们对公共空间的渴求是没有止境的。但福斯特先生在提及这个机场的死亡时，曾说——一个地标性建筑“在商业开发的祭坛上”就这样被轻易地牺牲掉了。

展览中还有简·努维尔(Jean Nouvel)与米亚·哈格(Mia Hagg)对斯德哥尔摩的斯拉森地区某处的重修方案，那里数条公路横穿水面，凌乱不堪。他们的方案呈现了一系列活泼而多样化的公共空间，充分考虑了街头行人的需求。虽然斯德哥尔摩市最终采纳了另一个方案，但我很高兴努维尔-哈格的方案可以在这里展出。

双年展中出人意料的是阿尔弗莱德·布伦伯格(Alfredo Brillembourg)与休伯特·克伦纳(Hubert Klumpner)的“都市智囊团”(Urban-Think Tank)工作室，与英国《卫报》建筑评论家贾斯汀·麦克格维克(Justin McGuirk)和勇敢的建筑摄影师伊万·巴恩(Iwan Baan)合作的项目。这个项目就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Torre de David”计划，广为人知而且非常迷人。那是一栋20世纪90年代初的45层烂尾楼，本来是要当做某银行的总部大楼(碰巧是布伦伯格的一位亲戚兴建的，这位亲戚如今已经去世)，后来在委内瑞拉1993年经济危机中遭弃，之后下面的20多层被非法占用，当做临时住宅、商店、酒窖和健身房使用，等于是把这里变成了一个立起来的贫民窟。

这栋大厦没有电梯、外窗和墙壁，但有电力和供水设备，居住者们可以轮流运水过来，存在水箱里。巴恩的照片展示了这里的混乱状态。委内瑞拉石油储量丰富，但有几百万穷人和失业者居住在环首都的贫民窟里，当局一直在开空头支票，许诺为他们提供住房(就在此处，双年展上的委内瑞拉展馆里还在重申这些承诺)，这栋大厦的存在是对当局的一种谴责。

“军械库展厅”里的空心砖装置模型再现了这群房客们天马行空般的聪明才智，其中包括一个担负着社区中心职能的饭馆，它供应玉米饼和啤酒，味道还不坏。

各国的国家馆都是由该国独立管理的，其中西班牙馆、俄国馆、德国馆、以色列馆、日本馆、英国馆和其他几个场馆都很热闹，但最受欢迎的还是美国馆。

在美国馆里有一段不停播放的录像，录像中一位建筑师传递着来自美国的讯息：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座有待修葺的房屋。这个作品名叫“自发介入”(Spontaneous Interventions)，里面展示了124个改善城市的小型方案，大都采取匿名与集体合作的方式。其中包括由废弃的电话亭改装的弹出式图书分享摊位;为餐车主顾们设计的插入式街头公共设施;还有可移动式操场和把报刊亭变成花架的流动式花园;乃至在废弃停车场上办起的跳蚤市场。

这个项目由城市设计学院的凯西·朗·霍(Cathy Lang Ho)、奈德·克拉默(Ned Cramer)和大卫·冯·德·里尔(David van der Leer)组织，参与的还有学院院长迈克尔·索金(Michael Sorkin)和安妮·奎内(Anne Guiney)，以前或许也有人纪录过这种民间自发、未经规划、自力更生的小规模公民文化行动，但这个作品无疑是最新，最全面的。

作品中展示的不少方案都避开了权威当局，也没有得到建筑师的建议，但它并不是主张建筑师不重要，或者说城市不需要全面规划，而是认为城市与建筑师仍然远远未能满足公众对更好的设计与生存环境不断增长的需求。

而公众已经等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