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龙:中国建筑师要有要走出去的危机感和迫切感

刘玉龙，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副院长、副总建筑师

“我觉得中国建筑师应该有要走出去的危机感和迫切感……我们的建筑师，在敬业精神、设计能力、眼界和手法方面差距不大，在全球化时代和国际最新热点的关注基本是同步的，但整个行业的运转模式跟国际发达水平相比，还是有相当的差距。”

Q：2007年-2014年，您作为主持建筑师之一，参与了中国商务部驻印尼商务馆舍设计的项目。您能否简要介绍一下您和清华设计院团队在该项目中负责的工作？

刘玉龙：中国驻外使馆包括商务处、教育处等各种机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商务处职能和规模扩大，在一些使馆中就要分出来。于是就存在新建商务处馆舍的需求。我们近年来参与进行了两个项目：一个是雅加达的商务处，是新建项目；还有一个是悉尼的商务处，是改造项目。印尼的商务处项目由单老师牵头，悉尼的由设计院牵头。

在涉外项目中，设计团队的工作程序是这样的。一开始有现场调研，要做一个考察报告，包括对当地的风土人情、气候、地震、安全、社会稳定性等各种资料收集和整理。这部分调研工作是我和单老师还有姜娓娓3个人去做的。回来以后就是方案阶段，由单老师牵头负责，包括后来跟商务部汇报，调整方案，设计院做投资和价格估算，由于国际项目比较复杂，所以基本上是按照FIDIC的标准来做。再就是工程设计、初步设计和技术设计等相关工作，以及工程施工阶段，现场服务、工地管理等工程上的工作都是设计院在做。

Q：该项目在建造施工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特殊的、在国内不曾遇到过的问题？

刘玉龙：当然有一些，例如排水，雅加达城市还是明沟排水、雨污合流的市政条件，设计就要有相应的处理设施。当地分雨季和旱季。雨季的时候整天下雨，非常潮湿，外墙需要做防潮。这个问题我们北方的设计院经验很少，于是我们就咨询广东的设计单位，问他们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后来发现中国现在统一式的管理，国家标准非常强，全国都按一个标准来，广东那边说现在也没有很特别的处理方法。我们最后选用了一种耐水的涂料，做了耐水的基层。还有隔热问题。当地昼夜温差很小，一直非常热，所以要做架空层。但这个技术在中国很多地方已经不采用了。还有施工安装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大门的安装。那个大铁门非常高，大约有4m多高，每扇重量约200kg，相当重，是在国内加工的。但是加工好了之后，运输到国外后还能不能开启自如，合页铰链能不能运转起来，这都是必须确保的。我们在国内做了一些调研，找了不同的厂家比选方案，最后安装完了以后效果还不错。

Q：作为清华设计院主管人事的副院长并参与过境外项目，您认为体制内的设计院在建筑师队伍培养方面可以做哪些工作，来提升国际竞争力？

刘玉龙：最近介入一些境外项目的设计工作，说实话，我觉得中国建筑师在境外的影响力是很小的。我们这些年的发展建设虽然有点成绩，但外面的人也不觉得你的经验多么值得羡慕，何况还有更值得羡慕的人可以去找，所以我们的机会还不是特别多。中国建筑师的境外实践大概可以分为3类：一类中国的使领馆，一类是中国援建的工程，还有一类就是真正商业性的国际竞争。领事馆比较容易，因为是中国的项目。援建项目也比较容易，因为是你花钱给人家建项目，给比你落后的国家建项目，所以相当一部分也是按中国的标准来。但真正商业性的、完全按国际规则来的，我们还差很远。前面提到印尼和悉尼两个地方的商务处项目是同时的，但情况却不同。澳大利亚很明确，说他们的规范标准要求比中国严格，所以要按澳大利亚的来，不能按中国的。而印尼认为中国的标准规范和要求是比较严格的，比他们的可能还要完善，要在遵守印尼当地法规的前提下按中国的来。所以这两个项目的状况是不一样的。

从目前情况来说，中国建筑行业相当于钟面上的下午两三点，马上就是夕阳了吧。我觉得中国建筑师应该有要走出去的危机感和迫切感。如果真要走出去的话，中国建筑师的工作模式、方法和思维模式还需要提高。这些年，国内设计院做了很多事。但总的来说，还是在老的体制下做新的事。我们用前苏联综合设计院继承下来的工作方法和建设模式，完成中国社会转型期间的建设需求。这取得了很大成功，北京、上海等已经建成为世界上最新的城市之一。但反过来说，你的这套做法太独特，在国际上人家是不认的。国际上的工作方法和建设模式都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中国建筑师走出去还有很大的距离，与比我们落后的国家相比还行，与发达的国家比就不行了。我们的建筑师，在敬业精神、设计能力、眼界和手法方面差距不大，在全球化时代和国际最新热点的关注基本是同步的，但整个行业的运转模式跟国际发达水平相比，还是有相当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