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克刚:好的建筑师具有社会意识和公共担当
来源:畅言网 2015-07-17
元典美术馆馆长梁克刚先生
畅言网“丑陋建筑”的评选迄今已经举行过五届,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大众对于丑陋建筑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但令人稍感遗憾的是,各式各样的丑陋建筑依旧层出不穷。丑陋建筑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建筑审丑在当今时代有何意义?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好建筑?对于这些问题,学建筑设计出身的艺术家梁克刚有着自己深刻独到的见解。
建筑畅言网:您认为“建筑审丑”在当今具有哪些意义?对于新一届畅言网丑陋建筑的评选活动您有何期待?
梁克刚:我认为“建筑审丑”是一件很有价值、有公共意义的事,它是一种社会监督,通过评丑来达到遏制建筑丑陋化现象,是专业界、建筑界和知识界对现在建筑市场上的状态的一种干预。
对于新一届丑陋建筑的评选,我希望能够把活动的范围做得更大,让更多的人更广泛地参与进来。现在是自媒体时代,浏览门户网站的人越来越少,移动互联网的发达,尤其是通过手机端口上网的方式被更多人所接纳,活动可以考虑和此相结合。在自媒体时代如果能调动所有人参与的热情,把评选活动放大成全民事件,将会更有影响力。比如丑陋建筑的征集环节,以前参与的人可能不够多,因为知道这个消息的人毕竟是少数,但如果能够变成全民参与的事情,让每个人都来关注身边的丑陋建筑,随手拍随手上传,那么每年丑陋建筑的评选素材量将会大大增加,评选结果也更具代表性。而且网友在参与的过程中通过自身的介入,还可以影响他周围的朋友圈,这样就能够把活动的价值和公共意义释放得更大。
建筑畅言网:丑陋建筑中有很多是仿古、仿洋、山寨的建筑,这些现象的出现是否映射出中国建筑师文化自信的缺失?
梁克刚:我认为这一现象涉及的不仅仅是建筑师的自信问题,更主要的是权贵意志。我们有一些政府官员很喜欢干涉建筑形态,但这些官员不是专业人士,认识上肯定带有一些局限性,包括审美的局限性、知识结构的局限性、见识的局限性等等。
除了领导,另一原因是开发商,也就是除了权还有钱。在房地产开发领域,大部分情况都是甲方意志,中国的建筑师为了生存,为了赚钱和发展,很多时候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会做一些妥协。中国个性化的建筑、文化建筑允许建筑师自由发挥的比较少,大部分是政府项目和房地产项目,作为建筑师,如果遇到一个本身具有一定审美水准的开发商还比较好,他会尊重建筑师的工作,但如果遇到一个土豪开发商,即使什么也不懂,他也要强加一些自己的意志在里面。有很多很丑的项目都是开发商提出的要求,所以仿古仿洋和山寨建筑的出现,不单纯是建筑师文化自信缺失的问题。
还有一点原因就是中国人不太尊重专业分工,在国外,专业分工很清晰,比如我是银行家,在金融领域里我是专家,但是盖房子我一定会听建筑师的。这也是因为国外的建筑行业发展得比较成熟,没有乱七八糟的建筑师在里面浑水摸鱼的原因。但我们还不太习惯这样一种尊重专业分工的方式。
当然丑陋建筑的产生,建筑师本身也有一定的责任,我们的建筑师很多时候都是一种做生意的心态,总是希望把事务所做得越来越大,把营业额做得越来越高,而不是注重打造自己的品牌,没有很珍惜自己的羽毛。这也是为什么我国的整体建筑水准在国际上还上不去的原因之一。我国有那么巨大的建筑市场,但并没有培养出几个真正的建筑大师。
建筑畅言网:建筑发展到今天,有些时候“形式”仿佛凌驾于“功能”之上,对此您怎么看?
梁克刚:我认为丑陋建筑分为几种类型,一种是抄袭山寨,一种是花里胡哨,为了追求形式而增加造价,或者丧失实际功能。但是关于建筑形式的问题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有的建筑是需要夸张的,因为建筑是人的创造,是彰显人类技术实现的能力、造梦的能力。梦如果平淡无奇就没有必要做了,但前提是不乱用纳税人的钱。如果一个土豪老板找建筑师想做一个私人美术馆,我认为建筑师完全可以充分发挥,因为建筑设计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和艺术家一样。艺术家搞创作可以不妥协,不和周边环境相协调,甚至不用别人说好。
但除了私人建筑,我们还有大部分带有公共功能的建筑,这样的建筑就不能乱来,因为这些是政府用了纳税人的钱建造的公共建筑,比如市民中心、图书馆这类的建筑就要首先保证功能,要注重节俭,在节俭的基础上还要尽量做到美观、适用,里面的各种功能要考虑周到。
上面说到的是两种类型的建筑模式,不能一概而论。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上很多的著名建筑都是很夸张的,而且在当年都曾饱受诟病,如蓬皮杜中心、埃菲尔铁塔等,但现在都成了人类财富。所以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看,不能够简单粗暴地去判断。
建筑畅言网:您认为当前中国建筑界的价值观和审美倾向存在哪些严重的问题?哪些因素制约着建筑设计行业的健康发展?
梁克刚:中国有个问题是喜欢追求假大虚空,我们的经济发展很快,GDP世界第二,而且政府花钱不受监督。一些官员过分追求政绩,在自己的任上一座大楼盖起来了就觉得很有面子,但丝毫不考虑这栋建筑之后的维护费用。像鸟巢、国家大剧院的维护费用都是很高的。而国外在建一个造价很高的建筑时需要参众两院讨论,需要征求民众的意见,还要搞经济方面和环境方面的测评,如果一项通不过项目就会下马。这也导致一些国外建筑师在国外无法实现的项目都跑到中国来做,所以有人说中国是外国建筑师的“试验田”,这些建筑从形式上看可能很成功,但有些从项目整体上看则是失败的。
审美方面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我们喜欢虚张声势而非低调实用的东西,一些地方县市做的政府大楼非常夸张,当然这里面也常常涉及很严重的腐败问题,但虚荣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建筑畅言网:那么针对这些现象,您认为有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改进方法?
梁克刚:我认为可以从几方面努力,一是体制的改革,制约政府的权限,使领导不能随便参与项目,二是从用钱的角度上要加强监管机制,三是培育市场的成熟度。开发商主要靠市场竞争,慢慢地如果市场成熟了,大众的审美提高了,你再动不动就搞一个什么山寨的“欧陆小镇”,消费者就不一定买账了,虚张声势的东西到最后可能被唾弃。但现在的消费者还没有很成熟,所以容易被开发商忽悠。
还有一点也不容忽视,那就是社会监督的作用。社会监督是个很好的出发点,比如丑陋建筑的评选,就起到了对上面一些现象的监督和干预作用,有了这样的评选,很多地方政府就会紧张,在拍板做决定的时候就会更加谨慎一点,不容易乱来,因为如果他们花费巨资建造的建筑当选为丑陋建筑,无疑是一件非常面上无光的事情,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无形之中的压力。
建筑畅言网:在观察与反思当下建筑现象的背后,在今天的中国,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好建筑?
梁克刚:好建筑在国外有一个共识,就是一个普遍的价值观:节能、降低耗材、少用自然性的容易枯竭的资源,多用合成的、环保再利用的材料的建筑。这些在国际上都是有共识的,因为现在能耗是世界性的大问题。除了上面说的节能环保,好建筑的第二点是要在设计上“以人为本”。我们常常动不动就盖一个很大的楼,但不是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的,没有考虑使用者的实际需求。人在做不同的活动时对空间大小的心理需求是不一样的,例如卧室和书房都不能设计得过大,否则你在使用的时候会感到不舒服,无法安心入睡或者静心学习。我们在做建筑的时候,一定要以人为本、尊重人的需求,但可惜的是我们一直都没有重视这一点,相比之下国外在这点上做得很好,比如一个无障碍餐厅,即使很长时间都不来一个残疾人士就餐,也一定会充分考虑到各种无障碍设施的配备和完善。
在做到上述这些的基础上,才是形式上的、审美的探索,就像自然界一样,大自然很神奇,一个蜻蜓的翅膀既很漂亮,结构又是最轻巧、最合理的。在设计领域也一样,你在把功能做到最好的时候,形式往往也是最美的。我们有时候为了形式而形式,这点是要规避的。
建筑畅言网:关于“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的指示,是否有可能演变成以“奇奇怪怪”为名去反对、阻碍和遏制建筑创新?
梁克刚:我认为这样的指示很容易矫枉过正,政府不应该干涉建筑的具体形式,政府应该做的是完善法规。什么是奇奇怪怪的建筑缺乏标准,不知道边界和底线在哪儿,下面就难于管理,有的官员很可能拿着鸡毛当令箭,全部一刀切,稍微有点创新的建筑都不让搞。这样的话对建筑创新会有很大的打击,做的不好不代表不能创新,不能因为之前有奇奇怪怪的建筑,所以大家都不能搞创新了。
建筑畅言网:您刚刚谈到创新,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评价建筑的创新?
梁克刚:人类的进步需要创新,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建筑创新,但是针对不同的建筑,创新的形式有所不同,比如刚刚我们谈到的公共建筑,因为用的是纳税人的钱,所以首先是不能乱花的。建筑师的创新和艺术家不同,艺术家可以无所谓,因为他的艺术作品没有使用价值,而建筑师不一样,建筑师盖出来的房子首先是要能使用的,他不是在做一个雕塑,因此他的创新一定要有约束。建筑师之所以难做,也是因为他有各方面的限制,要“带着手铐脚镣跳舞”,还要跳得舞姿优美。建筑创新是有原则、有限制的,在一个合理的范畴之内创新,不能完全没有限制、天马行空地创新,否则一定会出问题。
建筑畅言网:您一直主张“社会艺术”的概念,认为艺术应该跟全社会人人有关系,这个概念是否适用于建筑领域?
梁克刚:库哈斯是第14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的总策划,他提出了公共基础的概念,强调建筑不是孤立的房子,而是建筑在社会之上,跟社会有关系,所以你的建筑必须要有一种社会意识去设计和修建。那一年的双年展上,全世界各地选送的案例都是建筑如何去介入社会的,一些是扶贫项目,一些是灾后重建的项目,比如日本的案例就是日本福岛灾后重建的案例。
好的建筑师和艺术家一样,都是知识分子,都会有比较强的社会意识,有公共担当和对社会的关注,不是只为了拿到合同画图赚钱,而是想把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奉献给社会。博伊斯早就提出了社会艺术,进入当代艺术之后,这点已经成为共识:艺术家不能孤立地做书斋艺术,你是现代公民,也是知识分子,所以怎么样能够把身上的技能和优势发挥,从而让社会受益,这是艺术家和建筑师所共同追求的。
建筑畅言网:中国的建筑评论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因为很可能得罪人,于是就造成了一个专家漠然、公众抱怨的现状。您对此怎么看?
梁克刚:因为建筑评论相对专业,非建筑学出身的人很难评论好,很难说到“点儿”上,以前一些文化人包括刘心武、冯骥才也做过建筑评论,但都是从表面上进行评论,没有深入到内在的方面,比如技术方面、风格流派等等。要对建筑师、建筑技术和设计流程都很熟悉,才可能做好建筑评论。
中国很少有专业的建筑评论家,因为国外的专栏作者有很贵的稿酬,靠评论就可以生存,但中国的稿酬太低了,只靠评论无法生活,而且真正有能力去做建筑评论的人基本都在这个系统中做事谋生,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可能彼此都认识甚至是朋友,所以很难撕破脸皮去批评谁。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批评王澍,认为他获得的那届普利兹克奖的含金量比较低,我是就事论事评论他的设计中存在的问题,但也因此受到了一些质疑。所以建筑评论在中国很难做。相比之下,日本的整个建筑系统则要成熟很多,有非常专业的媒体、非常专业的评论家。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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