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瑞平：医疗建筑设计有特殊的社会意义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刘瑞平

Q：你毕业后为何选择做医疗建筑设计?设计医疗建筑与其他建筑的侧重点有何不同呢?

刘瑞平：与医疗建筑结缘，首先得益于我的妻子，她是一位很有天赋的医生，我从她那了解到很多关于医院的知识,也逐步认识到当下医护人员所面临的困境。其次是我们都有在医院看病的经历，拥挤的医疗环境，繁杂的就医流线，患者被折腾得苦不堪言。这表明了医疗建筑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

我们的团队拥有长期在医疗领域实践的经验，这为我提供了一个较高的起点。医院不同于美术馆、博物馆等其他公共建筑，它是一种关注特定时刻弱势群体的特殊公共建筑。参与医疗建筑设计，我认为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

目前，中国医疗建筑设计人才很稀缺，医疗建筑的设计品质有待提高。我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建筑师能够参与到这类设计之中。

相比其它公共建筑类型而言，医疗建筑是矛盾性与复杂性极端表现的建筑类型，核心本质是“治病救人”，其功能意义远大于形式趣味。满足复杂的工艺流程是设计的首要目标，这需要建筑师具备严谨的思维逻辑，这也许是大多数建筑师不愿涉足医疗建筑的原因。BIG事务所曾参加一个医院设计竞赛，其方案因流于形式，缺乏合理的功能性而出局。用评委的话来说：一个人不可能同时需要做手术还能在室外踢球。事实上，只要抓住功能的本质，医疗建筑也可以非常独特。

医疗建筑设计关注的重点是“人”，人一旦生病，生理和心理等指数都会低落，相对于其他建筑类型，医院建筑对人性化的设计具有更紧迫的需求。很多医院设计过于注重表面的“高、大、上”，往往忽视了很多内在的实际需求。比如，很多医院候诊大厅都选择了金属材质的座椅，仅考虑到使用的耐久性，却忽视了患者特殊的身体状态，冰冷的座椅很可能会加重病情。再举个例子，大家都会去体检，很多人都有端着尿杯在大厅里来回走的经验，十分尴尬。医院中，忽视人性化层面的设计，不仅会对患者的生理造成伤害，产生严重后果，同时，也漠视了人的精神属性，让人毫无尊严。

Q：为什么发展绿色医院是当前中国社会很重要的课题?

刘瑞平：目前，国内的绿色建筑潮可以说是问题大于成效，其示范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实际使用意义。我更推崇一种技术适宜的，回归自然的绿色建筑理念。

医疗建筑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绿色设计。首先，医疗建筑是一种高度设备化、高耗能的建筑类型：它是依赖特殊空气洁净技术，而且全年无休，全天开放的人工环境。相比其它建筑，医疗建筑的耗能是非常巨大的，如何通过合理的设计降低能耗是关键。在设计过程中，需要建筑师进行全专业的统合设计，创造性的解决问题。其次，医院运营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危害污染物，容易导致疾病间的交叉传播，危害公众健康。要特别注重“洁污分流，医患分流”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

我们应鼓励医疗建筑接触自然，尽可能的让每个空间都充满绿色，能够自然通风和采光，避免过度依赖一些华而不实的空气净化技术，从而实现节能降耗。

Q：在医院设计中，关注“一老一小”是个重点课题，请结合你参与设计的医院讲讲儿童医院，妇幼医院和大型综合医院设计的不同，此外，你认为发展专科医院和大型综合医院哪个更适合中国未来的需要?

刘瑞平：老人和儿童是弱势人群中较为特殊的群体，在设计中需要特别关注。从人的角度来说，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和综合医院服务主体不仅仅在病理层面具有差异，在心理需求等人文层面更是显著不同。在我参与设计的桓台妇幼保健院中，我们希望建造一个不像医院的医院，营造一个充满感性和童真的空间。建筑表皮采用色彩和孔径规律变化的幻彩穿孔铝板，抽象的表达本土风情和童年趣味，让孩子能感受到自由和放松。

事实上，医院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的建筑类型，它服务于全年龄段的不同使用者，不仅有老年和儿童，也不仅仅是病患和家属，还有广大的医护人员、工勤管理人员等等。现在，大家常常讲“以病人为中心”，但是，我们希望是“全方位的人性关怀”，不但要为病患和家属创造舒适的康复环境，还要为所有医护人员、工勤管理人员提供人性化的工作环境。

目前，我国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医疗水平参差不齐，导致重视综合医院，轻视专科医院的现象。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是依据病理进行划分的医院类型，二者应是相互依存，互为补充，缺一不可。

无论建设何种类型的医院，都需要科学、严谨的前期策划。而我们的医院建设恰恰缺失了这一重要环节。在医院设计中，建筑师往往难以从医院建设方拿到切实可行的任务书，以致方案设计本身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作为建筑师，我们应主动去填补相关领域的空白，推动医院建设的良性发展。

Q：在深圳做建筑设计，你认为有哪些有意思的事情?结合自己的经历谈谈你们团队对青年建筑师的培养。

刘瑞平：我们工作的地方位于华侨城创意文化园，这是一个由建筑、平面、动画、雕塑、音乐、媒体等多专业高度混合的创意社区。这种混合可以碰撞出很多有意思的思想火化。这也恰恰体现了深圳这座年轻城市的活力。

深圳是一个开放、多元的城市，青年建筑师会有更多公平的成长环境。在我看来，相比被动培养，建筑师本身的主动性和悟性更为重要。在我们设计团队，孟建民先生经常勉励我们保持好学的心态，在各方面充实自己。我们的团队尽可能创造开放的设计氛围，让每个建筑师都能平等的参与设计讨论，模型推敲，甚至争论。目的就是寻求最佳的设计策略。

团队良性的竞争、互动对建筑师的培养至关重要。就我而言，我非常幸运能与许多优秀的设计师共事，无论是孟总，还是同事，我都能从他们身上都学到很多。

Q：80后青年建筑师与70后、60后建筑师相比，你认为有什么不同?

刘瑞平：“60后、70后、80后”这种标签式的提法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也侧面说明了我们身处的时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仅用了三十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近三百年的城市化历程。

60后的这一代建筑师刚毕业就赶上中国的改革开放。他们是值得敬佩的一代人，在探索实践中前进。三十多年的“大跃进”式的城市化进程在他们身上深深烙印下时代的印记。70后的建筑师恰逢西方现代主义建筑思潮系统的涌入，设计观念上迅速与现代主义接轨，少走了很多弯路。相比60后、70后建筑师，我们80后面临一个信息爆炸和信息对称的时代，如何鉴别和吸收信息显得尤为重要，既要学习前人的经验，又要形成自身的特点，避免被塑造成千人一面。

Q：深圳院孟建民总建筑师有一篇讲演稿题目是《什么是好建筑?》，你认为什么是好建筑?中国未来的的建筑应该是什么样子?

刘瑞平：我与孟总共事多年，他始终强调“建筑为人服务”的理念让我受益匪浅。

我认为，那些象形的建筑，高耗能的建筑，不方便使用的建筑都不是好建筑。真正的好建筑要服务于人的生活，不但要回应当下人类生存环境面临的困境，而且要能引领一种先进、积极的价值观。

相比中国好建筑而言，我更期待中国好城市。便捷的公共交通，优美的城市环境，人性的街道尺度所构成的好城市要远比一栋好建筑更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作为建筑师，我们应该从城市层面去思考问题，创造有助于激发城市活力，有益于公共交流的建筑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