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筚路蓝缕 甲子华诞

————纪念中国建筑学会60周年

中国建筑学会是我国建筑界重要的学术组织,于1953年10月23日在北京成立以来,至今已经走过了一个甲子的岁月。

整整60年,中国建筑学会薪火相传,在团结全国建筑工作者积极开展学术交流、科学普及、科技咨询以及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对于现代建筑工程科学在我国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国际建筑界也享有一定的声誉。

如今,中国建筑学会已发展成为拥有10万余会员、300多个团体会员的学术团体,下属22个直属分会,其地方学会遍及全国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

1、成立及其历史背景

1951年,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即今日科协前身)的倡导下,建筑界由梁思成先生等组成中国建筑工程学会筹备委员会,后各地连续成立分会。在此基础上,1953年10月23至27日,在北京中国科学院正式召开建筑学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中国建筑学会成立之时,正是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工业化任务需要由建筑师担当起来的时刻。 “一五”计划的中心任务是要建立以苏联援助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建筑设计人员对大型工业建筑缺少经验,设计人员少、工种不齐、技术水平较低,同时,经济恢复时期的一些建设是零星进行的,基本经验没来得及系统总结。

为此,张稼夫代表上级组织在建筑学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提出,“建筑工作者自己的学会成立了,因此就有可能通过学会把全国的建筑师和工程师组织起来,共同研究如何解决当前的问题。”应运而生的中国建筑学会在此后成的60年间,逐渐成为建筑界探讨艺术和技术问题,开展辩论、质证、交流学术经验的群众团体,也是党联系广大建筑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成为国家推动建筑行业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2、60年发展分期及重大历史事件

中国建筑学会成立60年以来,经历了大致5个不同的发展时期:

1)初创期(1953-1955)

1953到1955年是中国建筑学会的初创时期。因为组织草创,大端粗具,兼受人力和财力的限制,学会的很多活动尚未展开。

1950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外交、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联合对我国进行封锁。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建筑学会利用民间学术团体的渠道,成功地在1955年加入了国际建协,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得到国际学术组织承认的中国学术团体。

对中国建筑学会申请加入国际建协,周恩来总理非常重视,委托陈毅副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以杨廷宝为团长的出席海牙国际建协大会的中国代表团。        中国建筑学会代表新中国成为国际建协的重要成员,在新中国的对外关系中有了一席之地,成为新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也使得解放初近乎封闭的新中国建筑界打开了通向世界的窗口与渠道,此后,外国建筑师陆续来华,中国建筑学会嗣后的对外交流工作之所以能顺利展开,可以说是从建筑学会加入国际建协起就奠定了基础。

2)经始期(1956-1966)

1956年,在中国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研究方针下,此后的10年间,中国建筑学会配合着国家12年科学规划的制定,在解决了业务领导的问题后,广泛开展了各种学术活动,进入第1次快速发展时期。先后在1957年、1961年和1966年召开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会员的队伍比1953年成立时多了20几倍。这10年是中国建筑学会经始大业、奠定根基的时期。

在国际交往方面,自1955年加入国际建以后,我国一直担任国际建协理事会理事,杨廷宝副理事长连任两届该会的副主席(1957-1965年)。据统计,从1956年到1966年,中国建筑学会共接待14次苏联、波兰、瑞士等外国建筑师访问团,由建筑学会组团派出则达31次。中国建筑学会成为新中国对外开展外交和友好交流的重要渠道,也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让国外了解中国的窗口。

这时期,为了配合国家基础建设的全面开展和解决城市住宅急缺的问题,学会组织了一些列关于城市住宅问题的讨论与会议。在全国建筑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959年5月,建筑工程部和中国建筑学会在上海联合召开的“住宅标准及建筑艺术座谈会”。会议由建工部刘秀峰部长做总结发言,后来整理为《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建筑新风格》,会议用4天的时间讨论了住宅标准问题,其余12天时间都用于讨论建筑艺术问题。这次座谈会指出了当时建筑创作的方向。“四清”运动开始后,建工部是最早受到批评的部委之一,《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建筑新风格》一文受到了猛烈批判,从作为“主流思潮”到被全面否定为“修正主义黑纲领”,刘秀峰最后也在文革期间含冤去世。

3)停滞期(1966-1976)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建筑学会被重点批判,同时,许多建筑师、工程师也都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被迫脱离原职。在这种情况下,建筑工程部被撤销。建筑学会于1967年被解散,全体人员下放干校劳动。

1970年之后,由于时局所需,建筑学会恢复了部分对外联系工作,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文革结束。可见,在文革最高潮过后,中国建筑学会对外工作的恢复是与其能够利用民间渠道发挥国际交流的作用分不开的,对外联络工作一经恢复,建筑学会的价值很快体现出来。

1972年春天,国际建协向中国建筑学会发来通知,邀请学会派团参加当年9月在保加利亚召开国际建协第11次大会,学会派出了以杨廷宝为团长的6人代表,恢复了多年同国际建协中断了的关系;1976年,国际建协主席亦到北京、广州访问。

4)全面恢复及发展时期(1977-1999)

文化大革命于1976年结束后,建筑学会全面恢复了组织和活动。学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迅速开创了生机蓬勃、竞相向前的局面。整个80年代都充满着朝气。

建筑学会恢复学术活动的标志是为唐山震后重建而组织的研讨会和方案竞赛。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后,建筑学会出面邀请了全国几十名规划、建筑、结构专家,云集唐山,对于唐山重建的总体规划(特别是市中心区的规划)作了论证;对于建筑抗震等问题,也作了认真的研究,并且提出具体措施。这些学术工作为国家重建唐山的决策,起了重要的作用。经过十年浩劫,全国的建筑工作者无不切盼与国内外同行进行专业上的交流,建筑学会审时度势,承担起组织丰富多样的学术活动的重任,得到了建筑界的认可和大力支持。以1979年为例,仅全国学会各专业学术委员会,就分别组织了36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与会代表2600多人,“这可以说是一个创纪录的数字。”

1980年代后期,建筑学会开始系统地引介外国建筑职业化制度,并推动建设部在1988年8月批准关于建立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与建筑教育评估的建议,由此成立了“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委员会”,拟定了“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本科教育质量评估指标体系”。从此,中国建筑学会开始参与指导我国的建筑教育,为规定其发展方向和规范教育内容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国际交往方面,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学会在在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方面也开创出了新局面。在这段时期中国建筑学会先后举办了多次国际会议。1981年,在北京举办了“阿卡·汗建筑奖第六次国际建筑论坛”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建筑学会举办的第一次国际会议。在这段时间,还有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的知名建筑专家如贝聿铭等人来华进行专业考察和学术交流。

这一时期,学会在外事方面取得了两个重要成果:一是恢复了在国际建协的理事席位,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吴良镛于1987年当选为国际建协副主席;二是由学会出面协调各方关系,于1989加入亚洲建协。

进入1990年代,中国建筑学会及地方分会和专业学术委员会的成员已经集中了我国建筑界的主要力量,团结了全国各地10万名建筑师及建筑科技工作者,可以从宏观研究到科学普及,进行多层次呼应的学术研究和科技活动。建筑学会的这种学术及组织优势,对我国建筑界的现代化建设产生了巨大的推进力。

1999年,中国建筑学会在北京成功举办了国际建协(UIA)第20次世界建筑师大会,有106个国家和地区的6300多位代表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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