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写故宫建筑也是写历史

祝勇

祝勇：作家，学者，纪录片工作者，艺术学博士。著有《大师的伤口》、《禁欲时期的爱情》、《他乡笔记》以及最新出版的《故宫记》等，其散文体现出作者对时代历史与文化的独到见解。

Q：之前您的作品大多是历史文化散文，这回的“建筑散文”有什么不同呢?

祝勇：我近年基本上专注于历史写作，建筑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历史的证物，所以，我谈建筑，回避了专业术语，侧重于建筑中的历史。建筑是人活动的空间，所以写建筑，假如忽略人，是不可想象的。只是许多古建筑中曾经存在的生活景象消失了，我想透过建筑，寻找到那些消失的人，听到他们的呼吸，猜测他们的内心。所以，这本书表面上是说建筑，实际上是说历史，说历史中的人。用今天的话说，叫“借壳上市”。

Q：在您对故宫的研究中，会特别关注建筑本身吗?通常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和角度去观察?

祝勇：当然关注，故宫首先表现为建筑，没有建筑就没有故宫。还记得北京故宫郑欣淼院长和台北故宫周功鑫院长前年深圳读书月上的那次公开对谈吗?那一次，有听众问，北京故宫的“国宝”是什么，周院长抢答，是宫殿。故宫的宫殿，天下第一，无法翻版。书中第一篇是《故宫记》，是对故宫这座古建筑的“精神分析”。我首先把它定性为一座极权主义建筑，在它的内部，找不到平等这回事。包括我自己，每次站在太和殿广场上，都想对它顶礼膜拜。它是用来吓唬人的，李自成就被它吓住了，没敢在太和殿登基。当然，它辉煌壮丽，表现出中国人在建筑上的杰出成就，那也不是虚言。

Q：听说您的办公室就在故宫里，平日进出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祝勇：当然。故宫在北京城的中央，上班时自然堵车，心情烦躁，但一进故宫，心马上清静下来。我们研究院在紫禁城西北角，原来是紫禁城里的城隍庙——紫禁城也是城，里面几乎什么庙都有，实际上是角楼下一个两进的四合院。我每次上班从西华门进入故宫，顺着宫墙，一路向北，就到了研究院。每天下班，夕阳落在城头上，余辉刚好洒在宫殿描金的戗脊上，金光夺目，无比的璀璨，建筑与时令辰光如此精准地吻合，让我对古代建筑师从内心里叫好，可惜这一幕，游客基本上看不到。古人的匠心与美意，我照单全收了。在故宫工作了很久，我都觉得恍惚，不大敢相信我是在这里上班。这太神奇了。它本来是朱棣、康熙、乾隆工作的地方，朱棣建紫禁城的时候，怎可能想到近六百年后有一个名叫祝勇的人也混迹于此?

Q：和这些古代建筑“相处”，给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祝勇：我觉得我是它的一部分。自从十几年前写《旧宫殿》，我就和这座旧宫殿难舍难分了。在调入故宫以前，我也写历史，但进入故宫工作以后，我的写作变得更谨慎了。宫深似海，学问无边，永远也学不完，穷其一生，也只能混个入门。更何况，此后我再写书写文章，人们都用“故宫”二字衡量。所以，一方面是才疏学浅，难免生错;另一方面是不敢错，错不起。两头堵，所以有人说写作是一场冒险，此言不虚。若说最大感触，我觉得就像《康熙大帝》电视剧里唱的，“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不是我贪生怕死，死并不可怕，但没看多少书、没明白多少事就死，可怕。

Q：您书中涉及到的建筑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皆有，如果让您选择的话，最想住在哪里?

祝勇：故宫三希堂，可惜院长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