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唤醒“沉睡”的卫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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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这座偌大的城市中，每天清晨和黄昏，住在燕郊的很多上班族都要投入到一场公交车的拥挤战中，往返于国贸和燕郊的公交车站也因为拥挤时常见诸报端。

燕郊只是北京众多卫星城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以通州、顺义、亦庄为代表的周边区县以及河北临京区域内的香河、大厂、涿州以卫星城的形式疏解了北京中心城区的膨胀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转移外溢人口及产业的作用。但由于基础设施和功能配套落后、新区建设方向模糊等因素，这些区域又往往被诟病为“睡城”。如何从沉睡中苏醒，就像莎翁提出的“生存还是死亡”之问一样，萦绕在这些卫星城上空。

产业功能是卫星城最重要的功能

卫星城最理想的状态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承接来自中心城市的人口和产业，进而通过某一方面的独特优势融入到整个中心城市所在区域的发展战略中去，这也是规划决策者的初衷。然而现实却是，众多卫星城只是单方面地承接了中心城市过快膨胀的人口，产业却几乎没有出现。于是这里成为房地产开发商的乐土，房价飙升的情节不断上演。以紧邻北京的河北大厂县为例，其靠近北京一侧的一处房地产项目，在一年时间内价格涨了近80%。

一方面是房地产业的如火如荼，一方面是不可回避的尴尬事实：这些地区难以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只能沦为“睡城”。在这里居住的人们像“候鸟”一样，往返于城市核心区和自己的住处。而随着这些区域居住人口的增加，公共交通压力也与日俱增，并随之出现了一系列的城市治理问题。

一个地区的发展如果仅靠房地产支撑而没有实体经济，注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北京大学不动产研究鉴定中心主任冯长春认为，卫星城的功能不应仅仅是疏散城市人口，分散城市工业，要把卫星城建设纳入城镇体系中，其功能定位要各有特色，尤其要突出产业功能。在我国现阶段，单纯的只有居住功能的卫星城建设是不现实的，也是很不经济的，给城市交通带来的影响无法弥补。

卫星城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对这些地区的产业发展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推动作用，只要这些地区做好自己的产业规划，做好招商引资工作，那么其产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将会源源不断。虽然卫星城的存在以中心城市为基础，但是通过发展自己的实体经济，是能够与主城区实现互补发展的。

在政府主导下，尊重市场的选择

较之国内卫星城发展的短暂历史，英国伦敦、法国巴黎、美国纽约、日本东京等一大批国际性大城市的卫星城规划和建设实践始终伴随着中心城市的扩张进程，但各国对于卫星城的产业培育模式各不相同。冯长春介绍，在法国，最初对卫星城建设感兴趣并投入大量资本运作的多是私人企业。但到20世纪60年代，私人资金不足和形势的急迫促使法国政府自己去建立卫星城，并积极培育和扶植卫星城产业的发展。而在加拿大和美国，卫星城的兴起纯粹就是私人的力量，所以这些国家卫星城的发展基本都是通过房地产开发、完善的基础设施、较低廉的地价等吸引投资者的关注。这些国家卫星城的产业结构更多的是偏向商务和信息产业等。卫星城对这些产业的吸引基本是一种市场化的行为。

新华社记者王军在其所著的《拾年》一书中，曾这样描述2004年时的望京，“把望京建成一个商贸性新城的设想也未得到实现，实际建成的是一个可容30万人口的睡城。”

然而10年后的今天，人们很难把望京和“睡城”联系在一起，取而代之的标签则是“第二CBD”，无论在城市功能还是在房价上，望京已今非昔比。望京的发展毫无疑问是靠政府主导。政府有意识地将产业引入到这片区域，解决了就业问题，比如给予一些大的企业很多优惠政策，使他们从传统区域搬出来。

“在现阶段，我国特大城市的卫星城建设主要还是政府主导型，但政府这只手如果用力过猛，会使城区发展的产业味太浓，而失掉生活感。”冯长春说，“因此，市场力量的介入便显得十分重要，要逐步向政府引导与市场导向相结合的方向过渡，避免政绩工程。”

随着人们市场经济观念的不断增强，对于城市化的推进和卫星城的建设、开发，也逐步倾向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在推进城市化和开发卫星城的过程中，政府职能的关键是制定城市规划、总体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任务, 并且建立一个优化的城市经济系统，为卫星城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经济氛围和制度环境。而在具体推进中, 则应更多地发挥社会的力量，探索多元化的方式，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参与卫星城的建设。

卫星城也应避免“千城一面”

对于中国大多数城市而言，相似的城市面孔，已经模糊了历史与文化对于城市个性的塑造。承载着人口与产业转移职能的卫星城在大拆大建的传统城镇化游戏规则中，往往难逃一劫。

青浦-嘉定现象似乎是个例外，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卫星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实验样本。不管公众是否认可在这两个原本属于上海郊区的新城所发生的建筑实践，至少在当代中国的建筑版图和专业话语圈中,它们已经具有许多大城市都无法比拟的重要性：在这里你能看到绝大部分当代中国新锐建筑师的实践，更重要的是，一些青年建筑师从这里开始有了实践的机会，并逐渐在当代中国建筑的舞台崭露头角。

政府调控在这两个卫星城的建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青浦新城为例，当时青浦区副区长孙继伟选择了与上海周边甚至全国的大多数新建项目截然不同的开发计划——并非通过保护或模仿，而是将传统工艺与材料以创新的现代方式重新演绎，保留了该地区原有的身份;另一个目标是可持续发展，向这片土地的自然形态致敬。

一些外国建筑师受邀设计这一总体规划的各个部分，但是，荷兰城市设计师、建筑评论家哈利·邓·哈托格认为，本土建筑师的加入更加有趣。在青浦-嘉定的建筑师名单中，既有张永和、刘家琨、张雷、马清运这样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建筑师，也有一批刚刚崭露头角并在青浦-嘉定的建筑实践中不断被国内外媒体关注的青年建筑师，如柳亦春、庄慎、陈屹峰、祝晓峰、刘宇扬等。“他们拥有很高的自由度，创作出一些优秀的建筑。这些项目不仅尊重了该地区的江南文化，而且接受了现代国际式的影响，将现代西方风格与中国传统工艺相结合，并巧妙地整合了传统民居的结构，使该地区保持着宜人的环境。这样的形式是对以一种滑稽的方式组合古典元素的市场经济趋势的一种抵抗。”哈利·邓·哈托格说，“而这一趋势，目前主宰了上海其他大部分的建筑。”

迄今为止，由于当地政府的高瞻远瞩，青浦新城在中国高速的建设狂潮中得以幸免，且保持着自身的特色。2008年，青浦获得了联合国人居署颁发的“生态与人类可持续建筑奖”和“改善人居环境奖”。“我们应该在规划过程的每一个步骤中花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而不仅仅是追求速度——这样才能创造出宜人的、充满活力的环境以及更高质量的生活。相比短期的经济收益，这样的成就更加伟大与宝贵。”对于从青浦新城建设中得到的启示，哈利·邓·哈托格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