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榕：中国的文化与体制长期压抑了建筑师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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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言网：国内业界所提出的本土化设计理念，能否理解成是在传承中国文化特色下，应用现代的科技手段赋予建筑的一种新生？

周榕：我还是支持这样的想法。因为整个文明要进步和转型，必须要有相应的形式与其匹配。我们不能抱残守缺，刻舟求剑。很多所谓的传统形式都与过去的生产与社会方式匹配的。比如说北京的四合院，虽然很好，但是与现在的社会生活已经不匹配了。现在的核心家庭一般都是一家3口人，住在一个大家子的四合院子里，你的隐私根本得不到保障。这也是现在除了政府部门主导以外，其它房地产商业项目没有一个是采用四合院方式的原因。

随着整个文明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与建筑肯定是与现在新的方式组合在一起的。虽然还有一定的文化内容，但已经不是那种按传统形式把它翻过来的了，它可能更多地是渗透了人的理想、人际关系。你看现在国内很多政府部门的建筑，一看就知道是融入了很多现代东西的中国的政府办公楼，是特有的，国外找不到。

畅言网：为什么国内建筑设计界不是在设计师主导下的市场行为？

周榕：在国外的建筑市场，甲方市场可能会把有些东西分得比较清楚。比如说建筑它有可能是投资，也有可能是使用的。如果是投资，甲方就需要回报，那么他们就不会指导建筑师在形式上应该怎么样，而建筑的形式则是你这个职业建筑师所需要考虑的东西。我们国内的建筑市场从来都是混沌的，一把抓的情况，既考虑投资又考虑文化兼职，还要对建筑的形式指指点点。在我们中国整个社会之中，很多人都不太清楚自己的权利边界到底在哪里。在这种社会文化体系下，你也没办法，只能服从这样的一个安排。

畅言网：中国建筑师在走出国门的道路上，他们所面临的困难来自于哪里？

周榕：我觉得，在前几代建筑师里，有几个很大的问题是在于信息不对称。改革开放以前，西方建筑界的一些思想什么的，我们不太了解，它们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甚至是秘密的世界。经过这30年的改革开放以后，可以说西方建筑学的这套思想体系，对于中国建筑师来说，已经没有多少秘密可言了。所以，在建筑理念与思想方面，我们国内设计师和国外的相比，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我觉得真正的差距可能是在个人的因素上，比如说创造性，中国建筑师在长期的文化压抑之下，可能会导致有所欠缺。

马岩松算是中国建筑师里很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但是相比整体而言，还是有所欠缺。其实看起来是一个个体问题，但实际上还是与我们的文化以及教育问题有关。在未来，中国建筑设计质量的提升，已经不再是我们需要接受多少西方先进理念了，而是我们需要在文化和制度体系上，需要有一个大的动作，才可能保证能生产出丰硕的成果。

畅言网：您如何看待国内建筑行业的“奢靡崇洋”之风？

周榕：这20多年来，我一直在关注着中国建筑的发展历史，最看不起中国建筑师的时代，大概是在2000年前后，那个时候中国建筑是毫无地位，只要参与稍微上点规模的国际竞赛就没能赢过一次。而最近这十几年，中国的建筑师进步还是非常快的，在国内和国际越来越有影响力的建筑师不断增加，比如说张永和，王澍、马清运、朱锫等人都在国外讲学，甚至担任国外建筑机构重要的领导。

2012年王澍获得普利茨奖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标志，这表明中国也能出世界级的建筑师，而且地位很明显也在迅速提升。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在现在50-60岁左右的建筑师里，全世界也没有中国这么强的建筑师人才储备。你看西方那些来中国“抢活”的明星建筑师，比如扎哈·哈迪德都是60多岁的人了，已经算很年轻了，像佛兰克·盖里都是80多岁的人了。其实这批人长期压制了西方的年轻建筑师，他们30-40岁的建筑师的设计经验哪能和中国同年龄段的建筑师相比？中国的建筑师的设计经验比他们丰富多了。

从国内情况来来，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大家有钱了，现在也越来越不太迷信西方人了。现在中国建筑师的生存与机遇相比10年前，真的好得太多了，也不是动不动就要找国外的设计师设计了。以前是中国设计师做设计然后找几个洋面孔去讲方案，现在虽然还有存在这种现象，但起码已经不是主流现象了。加上中央现在也在谈大国崛起，中国梦，三个自信等东西，影响到相当多的地方政府，所以我所看到的情况和你所问的问题恰恰相反。已经不是越来越崇洋了，而是情况在好转。

小资料：

周榕，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学硕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2001年至今，周榕与建筑大师关肇邺先生一起，主讲清华大学研究生“建筑评论”课，以“微城市观”、“微建筑观”、“微批评观”为基础建构起独特的城市与建筑评论体系。在Discovery、National Geography等国际电视媒体近年来制作的有关中国当代建筑的电视专题片中受邀出任专业点评。在城市批评与建筑评论领域具有广泛的知名度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