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榕：王澍获奖是一种文化现象

周榕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王澍获得2012年的普利兹克奖，这一事件轰动了整个建筑界甚至整个中国社会。虽然对于多数建筑界人士而言，也同畅言网一样因未能亲历颁奖典礼而倍感遗憾，但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对活动参与者的采访将当时的场面以及对此次获奖事件的评价呈现给大家。本文中的受访嘉宾是在建筑界享有盛誉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周榕先生，在此特与广大读者一起分享周教授的一些颇具见地的观点。

普利兹克来到中国

畅言网：

您亲历了普利兹克奖颁奖典礼，请问您在现场的感受是什么？当时呈现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周榕：

颁奖典礼当天国内建筑界名流云集，很多年没有见到的人在现场都得以会面。当然，大家在现场也是感受各异，我觉得一个中国建筑师获得普利兹克奖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事情。总体而言，本次活动给我的感受是中国建筑界的进步确实非常快，如果追溯到十年以前，中国建筑基本没有和国际建筑平等对话的机会，因为当时完全没有处在同一平台上，而现在终于能和他们相对平等地一起谈论建筑问题、谈论行业发展，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记得大约上世纪末的时候有一个论调，大意是说中国建筑师已“穷途末路”，高喊国外建筑师“狼来了”，基本上国内建筑师与国外建筑师完全不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当时如果中国建筑师与国外建筑师一起投标的话，几乎百分之百都是国外建筑师中标，国内建筑师完全没有抗衡的能力。经过十几年的时间，我们发现中国建筑师这一种群不仅没有“灭绝”，而且越来越具备竞争力，现在虽然还谈不上与国外建筑师分庭抗礼，但至少是可以在一个平台上竞技了。以前国外那些像神一样站在云端的建筑师，现在与中国建筑师之间的距离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这是王澍获奖带给中国建筑师群体的一种自信。

想要获奖不容易

畅言网：

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王澍先生长期以来一直在踏踏实实地做建筑，请您对王澍本人做些评价。

周榕：

我觉得王澍有一种极为珍贵的品质，他坚持自己的独立思想，不为潮流所动，不为虚荣所累，这是成就一名伟大建筑师所必然要具备的前提条件。试想如果当初王澍热衷于参加诸如国家大剧院、国家博物馆、国家美术馆之类项目的设计、投标的话，那么今天的普利兹克奖肯定与他无缘，因为受牵制的东西太多了，根本不容许有太多个人化的建筑理解与表达。

王澍的作品中有他自己在哲学方面思考，在获奖的时候他也提到自己非常热爱哲学，读过太多哲学方面的书籍，他有很多在价值观方面独立的思考，这是很难能可贵的。在中国建筑界，特立独行者想存活下来都很不容易，因为建筑这个行业天生要靠别人的钱来完成自己的理想，过于独立、过于有个性甚至饭碗难保。而王澍的运气不错，在关键节点上的若干机遇保证了他如此坚持自我还能够衣食无忧，这既是他的造化，同时也证明我们这个社会越来越宽容了。只有宽容的社会才可能供养得起王澍这样的异类建筑师，如果倒退二十年，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因此王澍获奖可以被看作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王澍获奖也说明中国建筑越来越有希望。前几年我个人对中国建筑界持一种悲观看法，近来有所修正。总体而言我开始相信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中华现代新文明的前夜，这个新文明崛起的速度或许会超出所有人的想象。综观历史，中华文明具有举世无双的环境适应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从历史大势判断，中华文明的新一个快速发展期已经启动。在这个快速发展期内，中国的新一代建筑师理应有大作为。如今，整个社会提供给建筑师的创作疆域比以前大为拓展，像王澍这样特立独行的建筑师在中国并非孤例，有些人甚至比王澍更具有个性化的追求，王澍的成功对这些建筑师是巨大的鼓舞和启迪。

畅言网：

刚才您对王澍本人做了一些评价，接下来请您谈谈他的设计作品吧。

周榕：

我到现场参观过王澍的象山校园一、二期以及宁波博物馆，我觉得宁波博物馆是一个很有境界的作品，这个作品拿到世界上也同样是一流水准。很多人都看重宁波博物馆的建筑材料，采用的是在当地收集的废弃建筑材料，这些废弃材料、旧砖瓦在一个新建筑的表面通过砌筑等建筑手法，使得建筑具有一种时间的厚重感。因为宁波博物馆坐落在鄞州区中心，那里的建筑完全是崭新的，就像中国其他城市一样，文脉已经被全部斩断，在这样的地方矗立起这样一座深具文化自觉性的建筑，是对中国重新格式化城市进程的一种抵抗和反讽。在建筑形式方面，王澍具有很强的控制力，整座建筑放而不野，在平淡与惊奇间暗自流转，确实没有多少建筑师能达到这个境界。

畅言网：

您觉得今后中国还会不会有更多的建筑师具备获得普利兹克奖的竞争力？

周榕：

其实国内和王澍处于同一水准的建筑师还是有的，如果单纯从设计水平上讲，中国建筑师未来仍有可能再次获得普利兹克奖，但王澍此次获奖很大程度上受到一种综合性“中国效应”的影响，因此中国建筑师短期内再次获得该奖项估计有一定困难，毕竟我们建筑业的整体水平与国际最高水平仍有不小的差距。另外，作为国际建筑的最高奖项，普利兹克奖在全球范围内也会考虑到一个平衡问题。回顾普利兹克奖的历史，美国人获奖最多，其次是日本人，他们有五位建筑师获奖，英国建筑师大概三次获奖，接下来比如葡萄牙和意大利各有两位建筑师获奖，但全世界优秀建筑师还有很多，还有好多国家的建筑师未曾染指该奖，比如印度，平心而论，印度以前在国际建筑界的影响比中国大很多，但他们从未获得过普利兹克奖，从国际视野看，中国建筑师短期内再次获奖的可能性不大。

从普利兹克到中国建筑

畅言网：

现在是否可以说我们的设计水平与国外完全接轨了？

周榕：

我觉得完全与世界接轨是谈不上的，因为一个国家建筑的整体水平是与其文明水平相匹配的，并非一两个建筑师想象力的突然爆发，而是建筑业整体水平的集中体现。如果从建筑业的整体水平出发，我觉得我们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刚才你讲的国外当然是西方那些所谓的发达国家了，他们的建筑无论是精致程度还是施工的科学性以及整体的组织程序，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无法与之相比的。

王澍获奖更重要的是作为文化现象，而不是建筑本身硬碰硬的指标，所以普利兹克更多是为了鼓励王澍的这种文化追求，而不是作为一个专业建筑师在技术方面的综合控制力。当前中国建筑业的整体水平是比较低的，而建筑设计是建筑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很难分开讲建筑水平有多高、设计水平有多高。比如王澍的获奖作品，象山校区内施工糙得一塌糊涂的建筑有很多，工艺水平整体很低，包括设计的细节控制与国外也存在很大差距，这些方面我们是不得不承认的。但我并不认为这种差距是不可跨越的，因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体，整体的自我修复能力太强了，自我进化的速度极快，与十年前相比，这个进化速度太可怕了。正因为这种快速的进化能力，导致了中国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综合国力的提升，这不仅是独立的建筑文化现象，王澍获奖更是一种综合国力的体现。

畅言网：

据我们了解，国内一些建筑界人士对王澍的获奖稍有微词，不知您对这个问题是如何看待的？

周榕：

其实没必要对王澍的获奖有什么微词，这总体而言还是我们在文化方面不自信的表现，总觉得普利兹克奖是个高不可攀的东西，当国内建筑师突然获奖时，就会觉得我们还没达到获奖水平。其实仔细回顾一下就会觉得普利兹克历年的获奖者也并非在“神”一样的水准上，好多建筑师在获奖当年可能还不及王澍现在所拥有的成就。王澍获奖只是证明普利兹克奖与中国建筑师的距离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中国文化本身有些自己的问题，这个文化中很多人不大能接受别人的成功，不能正确看待他人的成功。我觉得王澍的成功是好事，我希望中国建筑师今年获得普利兹克奖，明年还可以获得密斯·凡·德罗奖，这才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证明中国建筑的生态非常繁荣。建筑与其他领域不同，比如评价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很多情况下是没办法评论的，而建筑本身则不包含太多的意识形态及政治倾向性，它会更加宽泛、客观，更能够在跨文化领域的情况下被理解，它有直接的打动力，给人以直观的感受。

王澍获奖肯定不是某个个体的个人运作，而是很多人的努力。据我所知，在普利兹克奖评委中有很多人投了王澍一票，虽然他没有绝对优势，但是也是在众多候选人中得票最多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