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跃刚：从社会转变谈城市空间规划和改变

卢跃刚 社会学家 

到今天为止，中国社会依然没有改变二元结构，二元化体制与空间的关系是长期存在的。中国社会面临的城乡问题，东西问题，南北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类型的问题，也是迫在眉睫的问题。这些问题中我比较关注乡村城市化，探讨乡村与城市的发展，研究城市化制度等。

如果我们想解读空间就要先解读社会。解读社会和空间的前提就是明确空间是由各种社会生产的合力生产出来的最终的产品，从逻辑关系来讲，首先谈到的就是社会的转型，先有社会的转型才有空间转型。从社会层面来讲，社会有些规则，理解了规则才能看懂社会和城市。

高层住宅小区，花园小区、经济型住宅等这样的城市状态，不光是北京，其他城市也有各种各样复杂的现象。那么，社会的构成细胞是什么？我们最早的社会单元是家庭，也可以说是“血亲”。血亲纽带在中国传统社会是非常强烈的，当代社会自从有了现代文明之后，家庭纽带、血液纽带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城市和农村的对比就是一例很好的证明。这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农村是由有联系、互相认识、有血缘关系的人居住在一起，而城市则是陌生人的共同体。在西方发展进程中出现了更小的单元：个体。个人在西方很重要，它已经把个人当做一个基本单元了，而不是作为集体的一份子。但是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包括解放后，中国的社会意识里基本没有个体的概念。在实际生活中，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单位，人如果没有单位的话，是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这种结构导致了单位大院的出现，从建筑上来看，四合院就是单位大院的放大版。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城市都是又围墙组成的，为什么要有这么多围墙呢？很多人不理解这个问题。因为社会组织的需要，所以出现了各个单位大院。而现在在空间上的对应物就是小区，共同体对城市建设是个不二选择。关于高层住宅小区的优劣势也根本不用评价，也没有其他选择。

中国的房子和外国的房子不同，中国的房子并不是都有门牌号，因为建设的时候会形成房子不连接的形式。如果直接拿中国的城市和外国的城市在空间评判上来比较是很危险的，一定从社会的层面深入的思考。如中国根本没有广场文化，广场文化对应其相应的社会结构。外国建立起了公民社会，他们公共拥有社会场所，一个既不属于你也不属于我的、公共的第三领域。而中国的社会现实就是没有第三领域，社会公民都处在一个既属于你也属于我，大家共同使用公共空间。从空间的角度来说，没有私就没有公，私和公是共同存在的。

城镇化是否就是现代化的一个目标，城市化和现代化是什么关系？是否要建立现代化必须要建立城市化，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现在有些学者认为：”乡村也可以现代化“，我不这么认为。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以往否定城市，是因为城市有病，城市是一个病体，并不是说城市有病，而是城市得了病，如同一个人一样需要去治疗。我比较同意《城市的胜利》中的观点，这本书针对学界，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城市的否定给予了肯定的看法，这本书明确的指出城市是发挥优势资源、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提供资源利用率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有效做法，这也是被现实所证明的，不单单停留在理论阶段。世界上有很多美好的城市，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是糟糕的。

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始到1949年的30年间，是中国文化层面现代化；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的30年间，是中国社会层面现代化；改革开放后是经济层面的现代化。现在面临的空间层面的现代化，根据空间生产理论来说，空间层面的现代化是不存在的，因为空间是合力作用的结果，只有文化层面的现代化、社会层面的现代化、经济层面的现代化都实现的情况下才能产生空间层面的现代化。空间的现代化是一种结果，不存在空间自我现代化的可能性。下一个层面还是完成上一个层面有待完成的问题，我们继续革命就可以了，不需要另辟蹊径。

谈到城市规划问题，对于城市规划者而言，798是一片杂乱无章的破败空间，所有这一切在教条的规划理论和城市理论上都将798定义为一个急待改造的城市中的肮脏而黑暗的角落。关于798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关系问题。有时候，大家都是抱怨规划局，我认为这是一个不科学的做法，不管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都是一种决策机制，这种机制不能互相取代，只能互相补充或者交替。798起初是一个工厂，也有着相应的规划布局，随着后来的社会转型，造成工厂闲置，之后使用就变成一种自主的方式，整个空间规划和设计变的活力感也被大家所认可。但是，后来被朝阳政府和党组所接管，城市空间的演变总是以自下而上或者自上而下的方式转变着。如果某种力持续作用就会失去平衡，规划太强就要放手，放任过度就要规划。很多规划工作者都称赞798的创意和规划，规划工作者也受社会的影响，他们看到了更多有意思的东西，规划思想就会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