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城市超级有机体对城市规划的挑战

城市环境

我用一些特例说明规划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城市变化不是政府规划文件能指导的，而是百万个行为个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半个世纪前，政治经济学家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曾表示，全面规划是不可行的。他在其经典著作《民主的智能》(1965)中提出了一套决策方法，即“离散渐进主义”和“分离的相互调整”。我不知道林德布洛姆那时是否知道，英国控制论专家罗斯·艾什比有关需要多样化定律的理论，比他的理论早了十年。艾什比的法则是：对任何问题的解决必须与问题本身一样复杂。科学模型本质上是对现实的过度简化。然而,没有哪个模型能够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模型缺少必要的多样性，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没有适合长三角地区发展的天才完美计划。

林德布洛姆的“分离的相互调整”理论，提供了一个更为先进的方法，但没有解决恶化的自然环境、日益增长的社会不平等等四个问题。林德布洛姆在规划社会福利方面也是不适当的。

首先，在五个维度的城市系统中，我们必须在最低层次上利用其自我组织和解决问题的内在能力。这称为辅助性原则，这个原则提倡权力应该被下放到能够有效决定的最低层公共机构。因为高度复杂性的系统，只能通过使用最小可能决策单位来有效管理。但是，中央权威机构在一个分散化的系统管理中同样需要。不仅仅是为了监控系统表现的各种指标，也是为了完备市场之外的公共服务领域。

第二，由于USOs决策环境不稳定，产生了高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高度不确定性导致投资者需要更高的收益率折算未来的成本，所以，他们会偏好能快速产生较高收益的项目。这些投资项目主要在房地产行业而非基础设施项目。基础设施主要是公共责任，投资回报期较长，一般从30年到100年不等。如果能够通过更加全面的社会规划减少不确定性，那将产生多重社会收益。例如，长期投资将变得可行，房地产泡沫的周期性威胁降低，更多的资源将会被用于解决人力资源等关键问题，社会就业机会将增加，社会不平等将降低。

为达到上述目的，最重要的是通过互联网和社会媒体与相关利益方分享信息。我们可以想象，规划是在公民行动的分散点上精准发生的一个巨大的合作性举动。

派特斯·希利及其他一些学者提出了降低不确定性的另一种方法，即战略规划。战略规划有三层意思：第一是在特定政策方向中选择优先项目;第二是公民组织对现有政策的创造性补充;第三是二战后法国国家规划者称之为“说明性规划”的内容。

“说明性规划”由让·莫奈和他的同事发明。法国商业精英们在战前偏好稳定。革新者们把法国经济体和政府中的利益相关者召集起来，通过一系列圆桌会议和现代委员会机构，讨论投资计划和相关政策。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伯格曾表示，“战后法国的经济复苏，主要是因为向经济中输入了新的人力和新的态度”。现在，我们可能会使用不同的词汇来描述“说明性规划”，例如沟通性规划或社会学习。但不管术语是什么，这种规划模式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分享信息的结果。

跟随这个逻辑，USOs需要动员社会能量，共同进行创造性思维。然而，分散的政策创新最终分散智慧政治能量。在任何一个试点，城市规划者只能追求和达到有限度的规划。

这就需要重新思考城市规划者使用的语言。有两个例子，第一个是位于圣地亚哥的全球行动研究中心。该中心最近由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凯斯·佩佐利创立，聚焦在四个项目上：社会学习和公民参与;创造能够持续管理的新的政治生态环境;民主化科学和技术;创造新的持续的就业机会。佩佐利和他的合作者提出了邻居同事关系网，作为推进该项工作的机构。他们的全球行动研究也正在进行。

第二个是由莱奥尼·桑德罗克建立的行动，他们相信需要一种新的规划实践的语言。他们认为，如果想要使普通公民融入改变社会的合力中，必须调动他们的感情因素，而不仅仅是理性思维。为了吸引人们，规划者必须摒弃官僚语言和学术语言，应该使用多媒体和其他能够打动人心的形式。

所有这些都不是容易的。我们要面对的是复杂的问题，所以这些努力是必须的。受到最少阻力的路径，并不是人类繁荣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