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顺：徘徊在“限制”与“热爱”之间

丁顺

华建集团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总建筑师

“设计并不是一步抵达某种“风格”，而是逐渐形成一套成熟而内在的设计哲学；原创并非刻意追求与众不同，更不是对形式的新奇迷恋，而是一种不断发现、不断修正、不断重构的过程——它源于对真实问题的回应，源于对具体场地的理解，也源于对生活本身的尊重。”——丁顺

 

溯流

——成长路径与身份构建

“工匠精神不只是传统或情怀，而是一种对细节、做法和耐心的长期尊重。”

从业十余年，从初出茅庐到独立负责建成项目，您认为哪一次或哪一段经历构成了您职业身份的“关键跨越”？这次跨越带给您的核心收获是什么？

百家巷拙政别墅紧邻拙政园，它并非简单的别墅区项目，而是融合了苏州的园林、建筑与生活方式，打造园中复园的社区，私园与公共景观借景交融，尺度边界反复打磨。更触动我的是项目在种植和建筑细节上的用心：花木依四季排布；建筑循苏州传统，推敲脊瓦色材等细节来区分房型层级。

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是一次很明确的“关键跨越”，让我第一次真正理解“香山帮”的工匠精神不只是传统或情怀，而是一种对细节、做法和耐心的长期尊重，也从那时起，这种态度开始成为我职业身份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回头看这个项目，它之所以成为我职业中的一个“关键跨越”，其实不在于体量有多大、功能有多复杂，而在于它逼着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什么是成都文化，以及传统到底该如何被延续。以前谈地域性，多少还是停留在形式和意象上，但在成都，我慢慢意识到，这是一座不靠张扬表达自我的城市。它的文化藏在节奏里，藏在松与紧的关系里，藏在人们对时间、公共空间和日常生活的态度中。成都的“慢”，并不是停滞，而是一种对生活边界的从容掌控。

这个认识的转变，后来和一次很私人的观影体验产生了共振。《邪不压正》里彭于晏在屋顶骑自行车的那一幕，对我冲击很大。那不是一个炫技的场景，而是一种关于城市的想象——屋顶不再是终点，而是被重新占用的生活空间，人可以在城市之上自由穿行。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空间真正重要的不是被看见，而是被身体使用、被日常记住。这种感受，也让我更坚定地把成都的街巷、瓦园和公共生活抬升、折叠进立体空间中，让屋顶、街道、广场不再是单一功能，而是可以不断发生事件的舞台。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逐渐放下了对“再现传统”的执念。宽窄巷也好、坡屋顶也好，它们并不是被复制的对象，而是一种生活逻辑的载体。我们更关心的是，空间是否允许慢下来，是否容纳偶然，是否能让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自然地相遇。成都的文化魅力，恰恰在于它从不需要被强调，却始终在场。正是这次经历，让我完成了一次很深的职业转向：从试图“表达传统”，到学会把传统内化为空间结构和使用方式的一部分；从做一组建筑，转向营造一种可以被生活不断填充的城市场景。这种转变，后来也逐渐成为我判断一个项目是否成立的内在标准。

这个幼儿园项目对我来说，其实是一次非常安静、但影响很深的转折。它没有宏大的城市尺度，也不承担“地标”的期待，却把我重新拉回到建筑最本真的问题上：空间到底是为谁服务的，又会怎样被真实地使用。在这样一个被高密度住宅包围、条件并不理想的场地里，我们几乎没有机会去做外向的表达，只能向内生长。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所谓“在地性”，并不是来自地域符号，而是来自对场地限制、日照、尺度、气候以及使用者心理的持续回应。

更重要的是，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从“儿童的视角”重新理解空间。孩子对建筑的感知不是通过立面或概念，而是通过奔跑、转弯、躲藏、停留这些身体经验来完成的。错动的体量、回形的游廊、可以坐下来的窗台、若即若离的庭院边界，这些看似微小的设计决定，其实都来自对孩子行为的反复观察。那一刻我意识到，建筑不需要被解释，它只要足够诚实，就会被自然地理解。这种把复杂问题转化为直接体验的过程，对我来说是一次很重要的职业校正。

同时，这个项目也让我重新思考全球化语境下的“地方性”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并没有刻意去引用某种风格或文化符号，而是试图通过材料的质感、尺度的控制、光影与自然的关系，去回应一种更普遍、也更朴素的生活经验——亲近土地、感受季节、在院子里玩耍。这些看似“本土”的感受，其实也是跨文化的，是所有孩子都能理解的语言。正是在这种全球经验与具体场地之间的拉扯中，我开始相信，真正深层次的在地回应，不是抵抗全球化，而是在其中找到一种不失自身气质的表达方式。

所以回头看，这个幼儿园项目构成了我职业身份中的一次关键跨越。它让我从关注形式和完成度，转向关注使用、感受和时间；也让我更坚定地相信，好的建筑不需要被喊出来，它会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被慢慢感知、被真正拥有。这种对“人”和“场地”的重新尊重，后来也深刻地影响了我看待其他类型项目的方式。

 

在经典建筑教育内外，是否有某个领域的知识、某次旅行、某个事件，或某位人物，深刻地影响了您对建筑的理解和设计方法？

除了系统的教育训练，实际上一些亲身体验的旅程给予了我深刻的启发。特别是我曾在美国进行的一次短期游学，那段时间并不算长，但密集地参观了大量建筑，对我理解建筑的方式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其中印象很深的是 OMA 的西雅图公共图书馆。它并不是以“形式”先行，而是把复杂的功能逻辑、公共性诉求和城市关系清晰地组织在一起，最终自然地生成了空间和形态。在那里我第一次非常直观地意识到，建筑并不是在功能与形式之间做取舍，而是可以通过对问题本身的深入拆解，让两者在同一个逻辑体系中同时成立。

更重要的并不是某一个具体项目，而是那次游学让我意识到：建筑可以是一种开放的思考过程，它既回应现实条件，也主动介入城市和公共生活。我开始更加关注建筑与城市之间的对话、与环境的交融，以及建筑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能带来的独特体验。这种认知慢慢影响了我后来的设计方法——与其从风格或形象出发，不如从真实的问题、场地和使用者出发，让建筑在回应中生长出来。

您的作品往往与特定场地和文化语境紧密相连。在全球化与地方性的张力之间，如何实现真正深层次的“在地回应”？

这所学校其实是在一开始就带着一种很明确的情感想象进入设计的。我们常常会去想，这些在滨海湾长大的孩子，将来回忆起自己的校园时，会记住什么？也许不是某一栋楼的形态，而是春天穿过小花园时突然发现的花开，是暴雨来临时还能尽情奔跑的运动场，是夜晚拾级而上，被海风迎面撞上的那一刻。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项目从来不只是完成一所“标准化”的九年一贯制学校，而是试图为一种与海、与自然、与城市共同生长的童年记忆，搭建一个真实的空间背景。

基地本身位于滨海湾新区，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这座新城的特质：尺度宜人、强调生态、面向未来。96 个班、4560 个学生，体量其实非常大，但我们并不希望它呈现出一种压迫性的校园形象，于是提出了“滨海森林”的概念，用分散布局、尺度消解的方式，让建筑像一片被海风吹散的树林，而不是一整块沉重的体量。小学和初中被自然地分置在场地两侧，中间通过运动场和共享图书馆联系在一起，这样既清晰，又保留了弹性。

东莞的气候条件对校园来说其实非常“苛刻”，阳光强烈、雨水充沛。于是很多看似形式上的选择，背后都是非常现实的回应。比如把运动场抬高，不只是为了形象，而是为了在暴晒和暴雨之间，给孩子们提供更多真正舒适、可使用的运动空间。又比如在各个功能组团之间嵌入大小不一的庭院，让采光、通风、噪声控制都变成空间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依赖额外的技术手段。

场地与正南北方向形成了大约 45 度的夹角，这在常规校园设计中其实是个“问题”。但我们选择优先尊重使用者的体验，把教室、宿舍、运动场全部放在最佳朝向上，剩下的，就交给建筑与城市之间自然生成的关系。于是你会看到很多三角形的空间，它们原本可能被视为“边角料”，却在这里变成了平台、花园、小径，让校园的边界变得柔软而开放，也让城市可以更轻松地与校园交融。

校园这么大，另一个现实问题就是“会不会迷路”。我们干脆把中央图书馆当作整个校园的精神与空间锚点，再通过抬起的操场和清晰的主路结构，把校园自然地划分成几个象限。孩子们很快就能找到方向，而家长接送、外来人员的动线，也被有序地安置在地下，尽量不干扰校园内部的日常节奏。

但真正让我们在意的，还是那些被日常使用不断激活的空间场景。平台之下是庭院和小径，孩子可以在阳光和绿荫之间自由切换；平台之上是宽阔的走廊和屋顶，随时可以变成奔跑的跑道，或者远眺大海的看台。你会发现，这些空间并没有被严格定义用途，它们更像是被留出来，等待孩子们自己去“发明”使用方式。

所以当有人说这个学校在形态上很“自由”、很“有设计感”时，我们其实并不太把它当作形式上的评价。它更像是场地、气候、尺度和生活方式一步步推着我们走到今天这个结果。在一个高度全球化的教育建设背景下，我们并没有试图复制某种通用的校园范式，而是从滨海湾的自然条件、城市气质和孩子们真实的成长体验出发，让建筑顺势生长。也正因为这样，它最终呈现出的那种多孔的边界、层叠的平台和开放的姿态，本身就是一种深层次的“在地回应”。

在建筑学中，“场所营造”与“人的体验”始终是跨越类型的核心命题。成都 SKP 并未将商业项目视为一套可复制的模式，而是延续公共建筑中对社会性、开放性与日常生活的关注，在特定场地与城市语境中重新寻找其存在的意义。

这个项目里，地上那 28 万平方米的公园非常重要，某种意义上它就是整个项目的灵魂。我们更愿意把它看成一个向所有市民开放的城市客厅，而不是商业的配套空间。人在这里散步、停留、参加活动，它承载的是日常的城市生活，这一点其实和我们在公共建筑里强调的“社会容器”是一样的。

另外一个我们始终很在意的，是人在空间里的感受，尤其是地下空间。我们一直坚持“亲自然设计”，不是作为概念，而是非常具体地去做：把自然光、水、绿植尽可能引进来。像中央大台阶两侧的叠水、连续的绿化和采光天井，目的都很简单，就是让人忘记自己是在地下，缓解那种天然的压迫感，让空间更松弛、更舒服，也更符合成都这座城市的气质。

从更大的层面看，成都 SKP 对地下空间的探索，也是一种现实条件下的回应。今天城市土地越来越紧张，不管是学校还是商业，都在面对高密度的问题。我们更关心的是，能不能在这种限制中，创造出依然具有公共价值、值得人们反复使用和停留的空间。在我看来，成都 SKP 正是在全球化商业体系和地方城市文化之间，找到了一种相对深入、也更有温度的在地回应。

 

凝视

——行业生态的冷思考与热期望

 “适度地为自己设定底线——无论是工作强度、学习空间，还是对尊重的基本要求——并不是不现实，而是一种必要的自我保护。”

建筑设计行业常被讨论“内卷”与价值回报不匹配。在您看来，青年建筑师群体应如何主动重新定义自己的专业价值，而不仅仅是被动适应市场？

面对拿着接近最低工资、却承担高强度工作的青年建筑师，如果回避这一现实，任何关于“价值”的讨论都会显得空泛甚至失真。

在这种情况下，我会更明确地承认：当收入低到难以覆盖基本生活时，谈“自我实现”本身就是奢侈的。这并不是个人不够努力，而是行业结构性失衡在个体身上的直接体现。把这一点说清楚，本身就是对青年建筑师的尊重。

在此基础上，所谓“重新定义专业价值”，并不是要求青年建筑师在现有条件下再多付出、再多忍耐，而恰恰相反，是逐步意识到：单纯用劳动时间和体力去换取经验，本身并不一定是合理或可持续的路径。

一方面，我认为青年建筑师需要适度地为自己设定底线——无论是工作强度、学习空间，还是对尊重的基本要求——并不是不现实，而是一种必要的自我保护。

另一方面，在无法立刻改变行业环境的前提下，更现实的主动性，可能体现在把有限的付出，尽量转化为可迁移的能力。例如，对设计逻辑的理解、对规范与建造的熟悉、对项目推进方式的认知。这不是让青年建筑师“自我优化”去适应不合理现状，而是在不理想条件下，尽量避免被完全消耗。

同时，我也认为“重新定义价值”并不只是青年建筑师单方面的责任。事务所负责人、总建筑师、行业平台都应当更清楚地意识到：当行业长期依赖低薪高负荷来维持运转，本身就在透支未来。如果青年建筑师无法获得基本体面的回报，这个行业最终也很难持续地产生真正有判断力和责任感的建筑师。

 

抛开赞美，请您直言不讳地指出当前中国建筑实践或教育中，最让您感到忧虑或认为最亟需改变的一个现象。

如果一定要指出一个最让我感到忧虑、也最亟需改变的现象，我会选择建筑教育与现实实践之间正在被不断拉大的断层。

在教育阶段，建筑往往被呈现为一门高度理想化、以概念与表达为核心的专业，这本身并没有问题，也曾吸引了大量年轻人进入这一领域。但进入实际工作之后，许多青年建筑师面对的，却是以高强度、低回报为常态的工作环境：起薪偏低、工作量大，个人判断空间有限，成长路径也并不清晰。这种现实与教育阶段形成的专业想象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落差。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落差往往被视为“必须经历的阶段”。当低薪与高负荷长期叠加，而所能获得的专业积累又十分有限时，一部分毕业生选择不进入行业，或很早转向其他领域，其实是一种理性的现实选择，而不是对建筑本身失去兴趣。

我并不认为问题出在年轻人身上。相反，今天的青年建筑师往往更清楚时间与劳动的价值。当一个行业在起步阶段就难以提供基本体面的回报和可预期的成长空间时，单纯要求他们以热情来支撑，是不现实的。

因此，真正需要被改变的，并不是反复强调“坚持”或“情怀”，而是重新审视建筑教育希望培养怎样的专业能力，以及实践体系是否为这些能力提供了合理的承载条件。包括更早地让学生理解行业的真实运作方式，在事务所内部为青年建筑师建立更清晰的角色边界和成长路径，减少以高强度、低价值劳动为主的消耗。

对我来说，这些问题之所以值得被提出，正是因为我仍然认为建筑是一门需要长期积累、也值得被认真对待的专业。只有当教育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被重新校准，当付出与回报之间建立起更合理的关系，年轻人才能在现实中看到留下来的理由，而不是过早地选择离开。

 

眺望

——未来的维度与个人的坐标

 “把建筑同时视为一种可能的职业和一份可被长期携带的热爱，也许更接近它在当下的真实意义。”

超越节能技术和材料，“可持续”对您而言，是否意味着更根本的设计哲学、建造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变革？您在项目中如何实践这种更深层的可持续？

建筑可持续性的讨论，正在从“用什么材料、节约多少能耗”转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建筑是否具备适应时间的能力。如果空间一旦建成就被固化，只能对应某一种生活方式和某一类使用者，那么无论材料多么环保，它最终都难逃被淘汰、被拆除的命运。真正的可持续，并不是把建筑一次性做到完美，而是让它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结构、家庭结构和生产方式中，持续保持价值。这也正是我们所说的，空间的可变性才是未来建筑的核心。

传统建筑行业长期是典型的to B模式。建筑师服务于政府、开发商或机构，设计的对象是一个在交付时就被“冻结”的成果，使用者只能被动接受。这种模式在高速城镇化阶段是有效的，但当社会进入存量时代、需求高度分化之后，它的局限性开始显现。未来的建筑将不可避免地转向to C，本质上是从“为某个抽象用户建房子”，转向“为真实个体和不断变化的生活方式提供空间服务”。建筑不再只是工程产品，而是一种长期运行的空间系统。

如果把这种转变放在产业视角来看，建筑业需要向制造业和互联网行业学习。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并不是简单的工业化施工，而是建立一套完整的产品逻辑。结构体系成为稳定的“底盘”，而空间布局、立面系统、室内和家具则是可以更换、升级和定制的“上装”。通过标准化的模数和接口，不同层级的空间部件可以像零件一样被组合、替换和更新。这种方式一方面显著降低了改造成本，另一方面也让使用者第一次真正参与到建筑的定义之中。

这种to C的建筑模式，离不开数字技术作为底层支撑。未来建筑将不再只存在于图纸和竣工模型中，而是以数字孪生的形式贯穿全生命周期。建筑在被使用的过程中持续生成数据，设计、运营和改造可以在虚拟空间中被模拟和评估。参数化设计和人工智能的介入，使得个性化不再意味着高成本，而成为一种可规模化复制的能力。使用者不需要推倒重来，只需更换空间配置，建筑就能适应从居住到工作、从个人到家庭的不同阶段。

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筑师的工作方式也会发生根本变化。设计的重点不再是一次性完成的造型，而是制定一套能够容纳变化的空间规则。哪些部分必须保持稳定，哪些部分可以被改动，变化如何在整体秩序和美学中被吸收，这些问题将比形式本身更重要。建筑将第一次真正被当作一个“有版本迭代”的对象来对待，交付不再是终点，而是建筑生命周期的起点。

这条路径同样会重塑建筑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未来。传统以个人创作和审美表达为核心的训练方式，将逐渐让位于系统思维、产品逻辑和服务意识。建筑师不再只是空间的塑形者，而是复杂系统的组织者和协调者。他们需要理解制造、理解技术、理解用户行为，也需要接受建筑不是静态作品，而是长期运行的公共基础设施。

在现实层面，这种转型并非遥不可及。住宅、长租公寓、联合办公和城市更新，已经成为最适合实验空间可变性的场景。通过内装与结构分离、预留接口、设计冗余空间等方式，建筑师可以在现有制度框架内，为未来的变化留下可能性。当这些实践逐渐积累，相关的规范、产业链和商业模式也会随之演化，to C的建筑才有可能真正落地。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这种畅想并不是要让建筑变得更像商品，而是让它重新回到“为人服务”的本质。未来的建筑不再是一次性消耗的纪念碑，而是一种可以被使用者持续塑造的生活容器。建筑学不会因此失去意义，恰恰相反，它将从封闭的专业领域，走向一种更开放、更长期、更具社会参与性的文明实践。

 

建筑与哲学、社会学、生态学、数字艺术的边界日益模糊。您正在或希望进行怎样的跨界探索，以拓宽建筑学的疆界？

如果把建筑仅仅理解为建造物，那么它的疆界确实正在被不断侵蚀；但如果把建筑理解为一种组织世界的方式，这种“侵蚀”反而构成了它继续生长的条件。王子耕为《邪不压正》构建的北京城，并不是对历史城市的复刻，而是一种经过空间压缩、情绪放大和意识形态重组后的“心理城市”；邓超从建筑学走向互联网产品架构，也并非脱离建筑，而是将建筑训练中对结构、层级和行为路径的理解，迁移到了数字平台之中。这些现象提示我们，建筑学真正的核心能力，正在从物质建造转向对复杂结构的抽象与操控。

在这一意义上，建筑与哲学的交汇不应停留在概念借用，而应进入对“人如何在空间中成为主体”的根本问题。现象学、政治哲学与空间理论不断揭示，空间并非中性的容器，而是塑造感知、规范行为、分配权力的装置。当建筑师开始意识到这一点，设计便不再只是回应功能或形式，而是对公共性、边界感、异质性共存方式的思考。建筑因此成为一种实践中的哲学，它通过空间而非语言，参与对社会秩序的建构与质疑。

与生态学的交汇同样如此。真正的跨界并不在于节能技术或生态表皮，而在于是否接受一种非人类中心的世界观。当建筑被视为能量流、物质循环和多物种共存的节点，它就不再是稳定、封闭、以永恒为目标的对象，而更接近一种有生命周期、有代谢、有退化与更新能力的系统。建筑师在这里不再只是“设计者”，而更像是在协调人类活动与生态过程之间张力的中介者。

因此，真正拓宽建筑学疆界的，并不是简单的跨界合作，而是问题意识的转向。建筑学的边界并非被打破，而是被拉伸；而这种拉伸，正是它在当代继续保持思想活力的方式。

 

最后，请分享一句您最想对刚入行时的自己说的话，以及一句最想对即将踏入行业的建筑学子说的话。

建筑无法保证投入与回报成正比，但它依然值得被热爱——不是因为行业会善待你，而是因为在反复面对限制、现实与不确定性的过程中，它塑造了一种理解世界与自处其中的方式；把建筑同时视为一种可能的职业和一份可被长期携带的热爱，也许更接近它在当下的真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