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吃螃蟹”的社区规划师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徐磊青

在我国，规划师这个职业，仿佛与城市化进程的从无到有、不断推进共生共荣，给人以“指点江山、气度恢弘、高瞻远瞩”的印象。而提起社区事务，人们一定会联想到“细碎繁琐、众口难调”等字眼。

这就难怪，近来，当杨浦区首创“社区规划师制度”，邀请12名来自同济大学规划、建筑、景观专业的专家一一对接辖域内12个街镇；当浦东新区推出新一批36位“缤纷社区规划导师”，其中不乏大学教授、建筑师、规划师、景观师、艺术家……两大手笔的前后脚推出，让很多人不禁好奇：改变究竟从何时开始发生？是什么原因，让以规划师为代表的“高大上”专业人士们，变得如此“接地气”？

为此，解放日报·上观专访了在上述两份名单中“都有份”的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徐磊青。

浦东第一个推，杨浦率先制度化

解放日报·上观：获聘杨浦区“社区规划师”那天，您在微信朋友圈写道“浦东的社区规划师做得最早，杨浦的社区规划做得成体系。荣幸受聘。社区规划师，第一个吃螃蟹。”如何理解您所说的“第一个吃螃蟹”？

徐磊青：其实，在社区规划或者说社区营造方面，杨浦区是做得比较早的，至少有两年多的历史，和浦东开始这方面探索的时间差不多。但杨浦此前的探索主要集中在了四平街道和五角场的几个点。

它做了什么呢？比如，一个街道边上的小型口袋绿地，对一些规模较小、不太被积极使用的空间的重新活化利用，请一些艺术家设计了小型的城市雕塑，等等。后来，街道层面专门给这一组探索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四平社区创生空间”。按照我的理解，“四平社区创生空间”是杨浦区社区规划、社区营造工作在四平街道层面的异军突起。当然，五角场的创智农园也非常出名，刘悦来博士负责的这个项目入选2017年度《上海手册》。

为什么我说浦东做得最早呢？第一，他们蛮早就想到了要在整个区的层面、成片地去推动这件事。浦东新区首先在内城五个街道开展了“缤纷社区”试点，然后在这些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区层面推出“缤纷社区”建设工作。第二，浦东在创新工作机制上有所建树，做到了自上而下（两级政府-街镇管理者-社团组织、专家团队-社区居民）与自下而上（共治、自治并举，设立针对社区微更新的“社区自治金”）的结合。

为什么说是“吃螃蟹”呢？因为中国以前并不是没有“社区规划”，以前叫“居住区规划”，但我们并没有社区规划师制度。这一次从制度上来讲的话，杨浦第一个开启了探索，明确提出了“社区规划师制度”。

这份试行中的“社区规划师制度”包含了指导思想及工作目标、社区规划师职责、社区规划师选取和聘任方式、培训和评价、责任分工、资金安排6大板块的内容。换言之，如今这个“螃蟹”的主体已经大致形成，接下来，要看如何推进具体工作，让它的“细脚”一个个丰满、茁壮起来。

社区规划师的作用可大可小

解放日报·上观：以前人们在提及规划师的时候，往往会泛称他们为“城市规划师”。从“城市规划师”到“社区规划师”，两字之差，究竟意味着怎样的转变？

徐磊青：就像我刚才说到，我们并不是没有社区层面的规划，叫“居住区规划”。现在我们所说的“社区规划”与传统的“居住区规划”最大的差别在于：“居住区规划”往往面对的是还没有城市建设的区域或用地，需要对这个地方的发展进行“从无到有”的判断、论证和实施；可如今，这些“空地”早已建成，人们已经入住其间，培育出了具体可感的生活。

“社区规划”所要面对的，往往是成熟社区、老旧小区，需要做的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停车难、买菜难、步行难等实际问题的解决，甚至是一个出入口、一面围墙移动一两米这样的“小事”。规划内容上的变化，好比从目标性的宏观蓝图，到现实中的一砖一瓦。

准确来说，“社区规划师”要面对的，基本上属于一个社区的发展规划，而不再仅仅是一个建设性规划。规划师需要面对的主要工作对象，已从以场地、城区为代表的物质空间，向社区中具体的家家户户转变。如果说，规划师过往哪怕“只见物不见人”，也不会影响其规划工作的顺利完成；如今，他们所要面对的社区更新、改造、重塑，必须向“见物又见人”转变。

解放日报·上观：您为何又说，社区规划师“这件事”可大可小？

徐磊青：社区规划师可以做什么？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叫物质空间改善。另一个部分，叫做社区发展。

通常来说，物质空间改善可以做三大事情。第一个是公共空间改善，比如口袋绿地。第二大方面是交通优化。尤其是慢行系统、停车问题等的优化。第三个问题是公共设施，包括对菜场、医院、睦邻友好中心、老年服务中心卫生站的布点。至少在杨浦目前出台的这个制度化方案中，我个人觉得，上述这些方面已经被全面覆盖到了。但比之上述三大方面，社区发展这部分，其实要难得多。

对于一个社区的发展而言，有两件事情非常重要。一件是社区内人口结构的变化。是老年人在增加，还是年轻人在增加，这是不一样的。于是，在社区发展计划中就要想好，我要吸引什么样的人口。另一件，就是社区内的发展机会与品质。

我们当然不希望一个社区越来越老。那么，靠什么吸引年轻人口呢？通常至少应该包括好的就业岗位和好的居住环境，工作机会在哪里我去哪里；好的居住环境在哪里我也去哪里。好的居住环境包括房子大、空气新鲜、旁边有公园，以及好的生活配套，生活便利，交通便利，周围有好学校、好医院。所以，作为一个社区规划师，如果你已经把这个社区的物质空间改好了，应该能促进社区内的人口和结构变化。

好的社区发展计划，既能发展人口，也能发展就业，能够吸引到对这个社区的发展有帮助、能给这个社区的生活带来活力的一些人。当然，这两个目标是潜在的，在规划里一般也不会被明显表述出来，因为要实现起来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解放日报·上观：但有没有考虑到这两个潜在目标，一定会影响社区规划师的选择和工作内涵？

徐磊青：没错。社会发展规划是一项社会性设计，它与过往的物质性设计注定不同。它也意味着一系列公共政策的落地。

当然，作为社区规划师，绝不可以先入为主、自己搞一套，必须和街道的领导、书记、主任、居委会等各个方面沟通好，并细致了解社区居民的具体需求和感受。大家经过沟通和协商，达成一定的默契和共识，这件事就成功了一大半，不管达成这些共识的过程有多难。社区规划严格来说是社区和老百姓自己的规划。

解放日报·上观：如今上海多个区县纷纷试水“社区规划师”相关举措。您怎么看背后的信号意义？

徐磊青：在我看来，社区规划的发展与完善，是创新社会治理一个非常重要的支点。然而，社会治理无处不在，靠什么去切入？其实大部分情况下，第一个是靠公民的自觉，靠具体情境下的道德约束、规则约制。还有一大部分，就是靠你所隶属于的这个空间。比如，社区。

无论你住在哪里，你都是你所在社区的一部分。这种隶属性虽然未必明确、强烈，你的朋友、同事也未必知道或者在意，但你自己必须在意，因为你在这个地方有切身利益。社区品质如果不好，你的房子会掉价，你所在的区域无法吸引到更优质的人口前来安居乐业。可如果这个社区的品质变好了，不仅所有居民都能从中获益，你跟这个地理单元的关系也会更好、更紧密。

所以，创新社会治理，最后落实到哪里？一定是落实到具体的社区空间单元上，一定是落实到，如何让属于这个社区的人，对这个空间产生自豪感和归属感。我觉得，这是我们当下应该追求的东西。

最难的不是一次性投入，而是持续投入

解放日报·上观：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现在这个领域的制度化探索刚刚开始，大家一定都很有劲头。但专家学者的精力和时间终究有限，社区规划师工作通常又意味着一个比较长的工作周期。怎样确保精力的持续投入？

徐磊青：你说得太对了。我们自己内部也在说，最难的不是一次性投入而是持续投入。

社区的复杂性决定了社区规划师通常都是以服务型的角色出现。按照杨浦区目前的制度安排，其实也并不是对接社区的每一个项目的规划都需要我们去做。我们只是帮助社区制定一个社区发展的计划，找到一些项目，链接一些资源，提供一些建议，然后和社区各个层面（包括管理部门、居委会、居民、机构、组织）一起协商、协调。

解放日报·上观：在您看来，要做好社区规划师这件事，哪些要素不可或缺？

徐磊青：我个人的切身体会，一个是街道和居委会层面给力；另外一个，就是居民也要给力。不过，居民这个事情比较复杂。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的规划建设体系都是自上而下的，造成了居民的主观能动性弱、权利意识也较弱，不积极、不乐意、也不那么善于参与到社区事务中。

发动居民这件事情是不太容易的。在我参与过的社区微更新项目中，我发现，发动群众、走访群众、让他们发表意见，还真需要一些技巧和策略。一个是开会，一个就是必须要找到他们有兴趣的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能够发动社区能人。

谁是社区能人？可能是小区里一些非常能干的妈妈，尤其是全职妈妈，妈妈通常在家里有很大的发言权。还有就是一些社区活动积极分子。他们有的刚退休，有的可能本来就热心公益。

我们现在也在探索，如何回馈这些愿做奉献的热心居民？也许就是采用类似于“时间银行”这样的机制，让他们可以在热心公益之余也兑换到他人给予的服务，或者可以兑换自己在社区里的发言权，等等。这样做的好处是，让这个类似“爱心委员会”的组织，能够在我们传统社区治理意义上的“三驾马车”（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之外，更多代表居民自己的声音和利益。

由此，我觉得，做社区培育也是社区规划师应具备的能力之一。说到社区培育，可以做两件事情：社区发展委员会和社区发展基金会。从整个社区的架构来看，政府为龙头，街道和居委会为管理、为依托，与居民、企业和机构构成一个共同发展的平台。

为什么既要有社区发展委员会，又要有社区发展基金会？因为一旦有了这两个居民自治组织，很多跟社区事务有关的事情，居民们都得去发言、去商量、去选择。这时不是领导说了算，不是居委会说了算，不是专业人士说了算，也不是投资方说了算，而是社区发展委员会、基金会发动大家一起讨论项目的合理性，讨论如何融资、如何安排资金。

在经济和社会主体日益多元的今天，总体来说，公众的自我意识与维权意识大都逐渐增强，公众参与城市决策与规划的热情与意识愈发高涨。一个好的社区规划应该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模式紧密结合，发挥两者各自的优势，共同实现社区规划可持续发展的愿景。作为政府和居民的“中间人”，社区规划师应以自身的工作方式，带动社区自治、共治能力的培育和社区决策权力的赋予，对空间正义和社区赋权起到价值表达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