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龙：医疗建筑应以人为本，兼顾前瞻性与精细化设计

刘玉龙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建筑师

 

您与医疗建筑是如何结缘的？您的学习和从业背景与您在医疗领域的实践如何互相作用？

刘玉龙：我与医疗建筑的结缘和客观的工作需要密切相关，90年代，许多高校在加强学科全面性建设，清华大学恢复了文科，强化了理科，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合并成立了美术学院，最后一步就是希望建设医科，当时的想法是从零创办医学院，建设一个小而精的医学学科。结合学校的发展需要，我的导师关肇邺先生让我做一个医学建筑方面的研究，因而我参与到清华医学院筹建、建筑前期工作以及医学建筑研究的工作中，从此同医疗建筑结缘。可以说，我不是因为做了一个医疗建筑的设计而参与到行业里，而是我的学习背景、研究背景以及设计实践最初就与这一领域密切结合。清华医学院建设筹划时，关肇邺先生、秦佑国院长带我随清华校长到美国访问，调研考察了哈佛医学院、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等美国最顶尖的医学院，了解到医学学科的发展变化、大学办医学院的挑战和难度，以及相关建筑设施如科研实验室、教学设施、动物房、模拟教学空间、教学医院等在2000年左右的建设情况和趋势。后来在项目设计中，学校基建部门还邀请了哈佛医学院一位退休的院长做顾问，给我们提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这对我们清华大学医学院的建设，以及后来郑州大学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部科研楼和重庆医科大学科研实验楼等项目设计，都有很大的帮助。回过头来看，我们一开始就重视研究与设计互动，跟踪和了解当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最关注的问题和最好的做法，结合实际的情况，良性互动，这样才能做出好的设计。除了医学院设计之外，我们也积极地参与医院建筑设计项目，最初经历了一段投标“屡投不中，不中再投”的艰难时期。当时我们参加北京昌平某医院竞赛，尽管规划设计做得很不错，但甲方觉得我们没有经验，最终没有中标。多年后我路过该医院建成项目，与我们当时的设计基本类似，这说明我们虽然没有拿到项目，但是所做的工作还是有一定的质量。突破的契机是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门诊综合楼项目。这个项目规模不大，约三、四万平方米，包含有门诊、医技、综合病房等功能。我们通过公开竞赛，获得了这个项目，并通过同业主共同研究、优化，最后在很有限的规模下，实现很综合的功能，以比较低的造价，达到很好的效果，算一个零的突破。后来，台塑集团捐赠清华大学建设清华长庚医院，我们也通过竞标获得了项目。在台塑集团营建部和公务部的统筹协调下，我们和台湾刘培森事务所的林威廷建筑师合作，经过六、七年的长时间的工作，相互促进、相互学习，经历从前期机会研究、概念设计到工程设计到最后建成。长庚医院作为一个从零开始创办的1000床三甲医院，其办医理念和建筑设计十分有特点，后来吸引了很多人来参观学习，应该说这是我们医院建筑设计起步阶段的一个重要项目。通过以上项目，我们在医学院和医院的建设上都积累了设计实践的经验。当然这些也推动了我们对实验室空间模式的研究，以及医疗工艺流程布局的研究等等，设计和研究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关系。

 

在推进健康城市的发展背景下，建筑师如何参与全生命周期的健康设计实践？可否分享循证实践的相关经验？

刘玉龙：关于循证设计这一概念，我也许是最早介绍这一概念到中国设计界的人之一。2005年左右，我写过一篇关于医疗建筑设计的文章，其中介绍国外循证设计的理论和实践，一个经典例子是70年代在英国的医院有这样一个“证据”：朝阳房间的病人的用药量明显低于不朝阳房间的病人，且康复得更快，由此引发了循证设计的观点。后来大家熟知的案例包括超市里通过循证，收集靠近收银柜台摆放的小商品销售情况的数据，来反推指导摆放商品的类型和数量等等。在医疗建筑领域，一个直接的例子是门诊用房的布局。门诊用房往往由于柱网关系采用镜像布局，但有证据证明，门诊病房同侧布置能更好地服务病人和医生。例如，门、桌子和床的摆放，各个房间保持同侧，这样病人始终坐在医生左侧，且可以从比较方便的一侧上病床。这也方便不同科室、不同医生在不同的门诊诊室开展工作。这是循证设计的实际应用和经验共识。另一个例子是电梯数量。医院中各类人群使用不同类型的电梯，对流线、距离和数量有不同要求，重庆大学龙灏教授曾研究电梯数量与楼层高度等相关数据关联作为证据。但是用这些证据来指导进行项目设计的案例，我自己没有看到。此外，门诊区域的流线布局也是循证设计的一个应用。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谢小磊教授曾做过北京同仁医院的门诊空间病人流向数据的采集和分析，通过数据分析和程序模拟，调整若干功能房间的布局顺序，使得流程得到优化，从而显著缓解了高峰时期门诊人流的拥堵情况。这一优化实践得到了数据支撑，并已有相关研究论文发表。以上是几个具体的循证设计在医疗建筑中的应用，医疗建筑本身是具有严格功能和流程要求的建筑类型，建筑师需要本着科学的态度，更多地通过循证设计的逻辑，针对性地解决每一个设计问题，提高整体设计品质。

 

现有医疗技术手段的变化如何影响建筑空间规划和设计？医疗建筑中的设计创新有哪些不同层面的切入点？

刘玉龙：医疗技术手段的革新对建筑空间规划设计具有重大深远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以医疗信息化建设为例，网上预约挂号制度的实行，使得门诊门厅挂号收费区域的空间规模和流线布置发生了变化。此外，医疗设备的发展，如机器人手术、复合手术室，以及移动型小型医疗设备的广泛运用，推动了病房区域功能的复合化，对医疗建筑空间规划带来显著影响。医护人员相关的需求也在变化，从而促进医护护理单元内部功能空间需求的变化。一个例子是在疫情封闭管理下，护理单元的空间大小与长期驻院护工的需求产生了矛盾。未来，这些因素都需要在规划设计中予以考虑。

 

现行医疗建筑设计标准、规范如何适应医疗学科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迭代？

刘玉龙：规范是既有成熟技术经验的总结和沉淀，是一种保障性的底线要求。从这个角度说，规范本身有一定滞后性，缺乏创新性和前瞻性。所以如果我们完全依照满足规范来做设计，可能会过于死板僵化。在规范底线的基础上，做更好的建筑设计，这是比较重要的。在国外，业内有许多的指南、导则类材料，对设计技术的发展和迭代有很好的帮助作用。

 

当下的医院建筑设计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理念，在中国的历史、国情和文化背景下，能否分享您对于国内医院建筑“去医院化”的看法？与国际的去医院化发展的背景、趋势、方法有何异同？

刘玉龙：这个可能是所有类型建筑都要面对或者回答的一个问题。在医院建筑设计中，存在两种看法：有一种观点认为“医院要像一个医院”，即医院建筑应遵循特定的规律和属性，应该有自己的模式化的建筑设计语言；另一种观点主张“医院要不像医院”，即“去医院化”的设计理念，认为医院建筑不应局限于传统既定形象或模式，应该借鉴其他类型建筑的形式。其实，这两者并不是非黑即白的逻辑，而是既矛盾又一体的。前提是医院建筑能在投资、规模、空间的舒适性和多样性上有更高的标准，那么它就会形成一个既符合医院模式的功能要求，又“去医院化”的空间感受。例如手术室的家属等候区域以及公共空间的艺术品陈设等细节设计，都有助于营造优质的环境，减轻医院严肃感，为去医院化带来裨益。随着社会发展变化，人们对医疗环境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去医院化、摆脱类型化的趋势会越来越受到重视。

 

北京和上海是中国医疗发展和医院建设的领先阵地，两地在医疗建设领域面临哪些机遇或挑战？

刘玉龙：北京和上海作为全国性医疗中心，一直承载大量的重大疾病、疑难杂症的治疗需求。因此两地的医疗资源一直处在高负荷运转的态势，医疗空间、数量严重不足，空间品质很难得到有效保障。这两个城市都面临着医疗设施进一步增量发展的需求。对于北京而言，由于其首都功能定位，很多方面都存在减量发展的要求，如何在控制规模的前提下，保证医疗资源的增量和质量，成为当前面临的挑战。以我的了解，上海的许多做法非常有特色。面对建成院区条件下，许多医院通过扩建加建，形成高密度、紧凑型空间，来满足就医需求；此外，上海长期进行医疗设施单平米造价的跟踪，通过数据得出一套较为符合实际情况的投资造价推荐值，也是非常好的做法。这其中许多经验值得广泛借鉴与学习。

 

医院项目的多方主体介入之后，建筑师对于医疗建筑在传统建筑学层面的核心创作价值的考量为何？

刘玉龙：医疗建筑既是一种类型建筑，也是建筑设计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多方主体介入之后，建筑师对于建筑创作的价值愈发突出。他们既是导演和总指挥，也是建筑层面把握品质的核心人物。医疗建筑是建筑学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类型，本身也有更好的创作空间。以我们最近完成的四川人民医院综合科研大楼项目为例。这是一个复杂的手术医技平台，且院区的用地面积非常狭小，需要在高密度老院区病房楼之间唯一一块临河空地上建造一座高层建筑，容纳100间手术室，是一个十分有挑战的项目。在医疗工艺上，我们创新性地将手术室以及相关一级科室、医院的科研用房等，有机地组合在不同楼层中，通过立体连桥和已有建筑紧密连接，形成新老建筑之间医疗流程的密切、便捷的联系。在建筑设计层面，我们通过地下空间、地上连廊以及首层公共空间等设计，使建筑不仅仅是满足复杂医疗工艺流程的手术、医技综合楼，更是一个院区建筑综合体。建筑的形态和材料既与老院区建筑和谐呼应，又符合当前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需求，成为滨河医院群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使得医院的整体风貌得到提升。我们设计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秦皇岛医院也是如此，项目有非常好的用地条件，我们希望创造一个与环境景观密切结合的建筑空间。设计将院区分为主要医疗区、特色医疗区、科研办公区，每部分都有围合的室外园林空间和室内公共空间，形成既符合功能流线效率要求，又有舒适宜人体验的建成环境。

 

医院建筑于未来城市是否会出现角色分支，如仅仅作为医疗机器，或功能复合的联合体？请谈谈医疗作为一种业态的发展空间。

刘玉龙：第17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以名为“未来医院”的短片分享了其对于医院建筑未来的思辨：回应人们对医院环境的不适感，以医疗服务替代医院建筑，最终化医院为不必去的“非建筑”。我觉得这个思路很有启发。当下，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一些影视作品对未来世界的描绘，并不是基于传统。从建筑领域来说，构造未来世界的思路也不完全依赖于传统的建筑建造和构造逻辑及美学观念。从这个角度看，这种类型的建筑本身，可能更贴近于它实际的功能需求，形成一种全新的面貌。我觉得这也不失为是一种设想。

 

您曾提到中国传统医疗模式和医疗空间具有朴素的人本主义属性，结合当下的医疗规划建设趋势，是否存在中国传统医疗范式回归的可能性？您认为，中国未来的医疗模式会如何演进？

刘玉龙：我认为不存在向中国传统医疗范式回归的可能性。传统医疗模式和医疗空间的人本主义属性，之所以被称为“朴素”的，是因为这种属性是和当时的医疗水平和人类认识社会的能力相关的。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无法向传统医疗范式的回归。当代的就是当代。任何一个“当代”社会，由于历史文化的延续，会对传统有所呼应，传统会对当代有所影响，但是当代向传统范式回归是不现实的。最近看了一本书，书名是《乌托邦时代》，作者是一位著名导演，他说到，回看历史，不存在“过去”的概念。“过去”是当时那个时代的“当代”，是一种当下。因此今天对过去的回顾肯定是不准确的，是一种重新诠释，必然与当时的那个当下有所不同。由此推论，我们现在讲当代社会也是同样道理，当代社会面临的是当下的复杂问题，需要用当下的方法去应对，形成新的历史，这是我对当代向传统医疗范式回归的看法。站在目前的认知来看，展望未来，我认为有几个方面的发展趋势：首先是多层次医疗体系建设的过程，这已成为近年众多研究、政策、实践的重点；其次，在存量时代，社会医疗设施改造加建方面的需求日益增多，更需要复杂的、体系性的研究和设计，而不是模式化、理想型的孤立的设计；第三，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应更加重视小型化、紧凑型医疗设施的设计，动辄一两百米的医疗街串联大型、超大型复杂医疗体系的逻辑，对于老龄化社会将越发带来使用困扰；最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发展对医疗的影响也将更加显著，尤其是在老龄化社会中的医疗介入和照护领域，可能带来颠覆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