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中国城市化需要持续关注几个问题

8月11日，由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财讯传媒集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三方发起主办的“中国城市发展论坛”在河北崇礼召开。国家部委有关领导、城市市长、专家学者、企业家、媒体人共200人参加了论坛研讨。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教授出席论坛，并在论坛上发言。以下是城市中国网根据本人在论坛各环节的发言整理稿。

什么是城市化？

简单讲就是越来越农村人口转成城市人口，这是世界通行的城市化定义。我们说51.27%的人成了城市人口，倒过来百分之百减去这个数，就是农村人口，二十年前我们80%都是农村人口，这个趋势很明显。

城市化什么内容值得关注？

更好的认识城市。

我们可能要关注农村要转成城市人口，什么是城市？

我们可能要关注农村要转成城市人口，什么是城市？我们为什么把这个一块空间当做城市，为什么把那个当做农村？为什么要把农村转到城市是一个发展方向，是一个值得推进，值得做的一件事情。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我相信我们关注城镇化问题，还是关注到根本问题上来，我的理解城市世界有各种各样的定义，什么叫特大城市，什么叫超大城市，什么叫都市圈都有不同的定义。有一点是共同的，城市是高密度的居住体，就是单位土地上集聚了更多的人口，集聚了更多资源的能量，集聚了更多的投资，这是通行的。用密度理解城市化、理解城市，可能在我看来比较靠近。

辩证地来看集聚和交通的关系。

现在都知道交通是很重要的，交通投了以后人是更聚了，还是散了？很多人认为交通一发达，半小时经济圈，一小时经济圈，两小时经济圈，我提醒很多领导人，通路高铁也好，高速公路也好，都是双刃剑，可以把资源给你带来，也可以把你的资源吸走。有了交通不一定每个地方都稳定住要素，我们农村村村通基本上帮助几亿人出来，上了学，通了路人就走，这个趋势是一致的。我们访问韩国的新农村，全是老头老太太，说人呢？当年搞村村通建设，修了路，上了学，人就跑了，有了通路不见得这个集聚效果就会减小，本来去很不容易的，我这次北京开车过来有一个鸡鸣山，我看这个山有一个景点叫鸡鸣驿站，以前有马的时候，就停下来喂马，现在有汽车，有火车，有高速列车一下就过去了，不停了。

所以集聚和交通的关系值得我们讨论，现在没有讨论，两种意见都有，因为有人主张分散化，有人主张集中化，我认为集中制势不可阻挡。我这个人不能老说反对发展大城市，意思就是说你们别来了，这个在我看来是不可以的，我自己在大城市，我就认为所有愿意去大城市的人都可以去，容易去，这个包才能鼓起来，这个问题我认为值得我们持久的关注。而且从未来五年、十年的角度看，我们面对超大城市，超大城市核的挑战，北京上海现在很多人说没有承载能力，我要提出一个问题，让认为有承载能力的人来领导北京和上海，认为没有承载能力的人，中国有的是中小城市，你到那里当领导去，领导不了五千万人的人，不能成为中国将来领头的羊，这是我的看法，我希望是错的，但是我也希望大家检验。中国将来年轻人里头要有对付得了超大的人口密度，在狭小的空间有大量的人，投资活动发生的领导能力，管理能力。哪里有这个能力，哪里就代表下一个时代，不行的就想办法退出，这是我的看法。

认识城市化和工业化之间马拉车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独特的现象，中国城市这个马太小，工业这个车太大，拉不动。中国当前工业化指数是47%，城市化率51%，世界平均水平多数？世界平均水平56%，世界平均化率是50%。如果把城市化率做分子，工业化指数做分母来计算的话，美国城市化指数80%，工业化指数是20%，城市化率是工业化指数的四倍；发达国家当中德国是指数最少的，也是2.64倍；金砖五国当中，你看巴西城市化率是工业化率的的3.22倍，俄罗斯是平均水平1.27倍；中国是1.08。

中国城市怎么把工业消费掉？我们是靠开放解决问题的，我们是靠中国的工厂，世界的市场，中国的城市，才把中国庞大的制造品，源源不断地通过物流、批发、营销、服务走向世界市场。这个战略打了十几年，顺风顺水，欧洲危机一来，美国危机一来带来很大地考验。除了外贸问题之外，如果转向内需要靠城市带工业，工业产品现在不能直接卖到家门口去的，工业通过服务业才能变成最终需求的。有人开咖啡厅才能卖得动咖啡豆，不跟服务结合，产品是销不出去的。就这么简单，你既然是没有好裁缝是卖不动服装的，卖不动服装是卖不动棉花的。好的财富、服务业空间表达，在哪里？就是城市。通常城市化指数是工业化指数多一倍左右，这点做不到，如果城市化短腿不上来，我们经济结构上，工业产能问题会成为很大的过剩的问题。

城市化要给市场自主性留下充足的空间。

要给自发性、自主性有足够的空间。我们是后发国家，后发有个优势，可以看别人走过的路，但是杨小凯讲过也要当心变成后发劣势。后发优势就是看明白了，用政府强有力的命令下去就干了，这里头对基础的自主性，市场的自主性没有留足够的空间，很多问题看明白了，但是一做是不明白的。过去八大工业部门，也是很认真负责的部门，最后定了这么多点，今天还有市场生命力的公司有几个？我们过去以为后发优势用计划手段，政府主导下命令可以加快，但是这个下命令可能下错。政府非常重要，但是政府力量往哪里用要讲究，政府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结合得更好，后发优势不要转化为后发劣势。

城市发展目标抽象一点，可能对发展好一点。

我们千万不要把城市的发展简化为几个指标，然后层层去压，比赛。我们国家很容易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为某几个目标，层层的往下压，层层的进行比赛，对于某些方面的问题是见效的，对城市化未必有效。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多面发展的综合体，不单单是个经济，要多个领域复杂的互动，我们要留下自主创新的空间，要给他留下足够的空间。毛主席抓工业的时候抓多少吨钢，邓小平抓的就是抓GDP，GDP就比钢抽象了。高层的领导要注意，城市化目标不能太具体，高层的目标一具体，底层的自由就少了，底层的创新空间就少了，这个辩证关系一定要处理好。当时苏联有一个教训，中央曾点名圣彼得堡等25个城市不能发展，而要往远东发展他理想的布局，实现均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虽然从发展指标上看城市化率上去了，可是经济的活力没有上去。中央指一指，下面动一动，没有一个文明的发育，没有正常的互动，没有对不断地挑战进行回答的机制，中央指示的气一停，底下就没有应对的能力。最后，苏联体制还是垮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