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琨：作为一个建筑师，挫败感就是你的人生

建筑师刘家琨获得了首届“自然建造·Architecture China Award”奖项。他设计了一个新的方式，不讲项目，但大屏幕上滚动播放作品照片和工作室的小伙伴摘出来一些以前的采访和言论

问：喜欢哪些作家？有哪些文章或情节打动过您。

刘：我喜欢的作家太多了。我特别喜欢美国南方女作家，例如波特、麦卡勒斯等，我觉得她们对我影响很大。我还喜欢一个特别的作家，叫列昂尼德·茨普金。他是前苏联的一个医生，也算是一个业余作家，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迷。他写的小说《巴登夏日》后来被苏珊·桑塔格给挖掘出来。我喜欢一些非正统的、非正式的小说，或者说是类小说。

问：近期哪些事情让您很有挫败感又是怎样走出来的？

刘：作为一个建筑师，挫败感就是你的人生。你跑到一个工地去，别人看这个设计，觉得都挺好的，你一看全都是毛病。在汇报的时候往往都讲设计中的好的地方，但毛病其实大家心里都知道，所以下工地的时候也都没有什么乐趣了，看见的全是设计不对的地方。但既然干了这一行，也只好认了。

问：印象最深的未建成的作品是哪个呢？

刘：其实有点多。没钓过的鱼，养死了的花，跑掉的猫和狗，这些都是印象特深的类型。所以每一个我都印象挺深，因为没成嘛。

问：怎样算是失败的设计？您认为自己的建筑作品中还有哪些地方如果重新做会有不同的想法？

刘：不符合“自然建造”的的核心价值的设计就是失败的设计。

问：怎样看待因为管理问题而破坏建筑师原本设定好的流线这种行为？比如西村大院的楼梯和屋顶现在不能上人了。有哪些项目最后没有按设计的初衷使用

刘：各个项目都不一定会按设计的初衷使用。西村大院的楼梯和房顶不能上人，是你运气不好，因为它是有管理的开放，因为一旦打开的话有两个问题，一就是人太多，管理方觉得有压力。中国老百姓是这样的，不管你弄卡或者是设置免责警示牌，当真出了问题都不认的。就像炒股都不能输，如果输了就要找政府，房子买了以后也不能跌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中国问题，只认赢不认输。

问：您认为如今的建筑学教育和您当时比有哪些进步/退步的地方。您觉得学习建筑学最重要的是什么？

刘：进步就不用说了，现在整个的信息和技术都很先进。退步的话就是现在好像不怎么用手画。心手合一这个事情其实挺重要的，对人很有帮助。现在大家都不太愿意手绘，不怎么画草图。有时候我给工作室的小伙伴送笔记本，送了以后也没见他们用。

问：最喜欢的足球球队是哪个？

刘：喜欢的很多。先说说博卡吧。在1996年博卡青年队和全兴队在成都踢球，我就在场边，在马拉多纳的后边。他的一脚传球，在那个视角下，瞬间就让我理解了一个天才球员的空间感。我想在这么平的视角下他怎么可以看见那么远的一个空档呢，跟我们平常俯瞰的视角完全是两回事。现在喜欢的足球队也比较多，比如尤文图斯、巴塞罗那。

问：如果可以时间旅行，您最想生活在哪个时期？

刘：那还是现在吧，因为其他的那些时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好歹还可以应付。

问：您认为建筑需要地域性吗？还是说风格是设计成熟之后的水到渠成。有句话说“中国不缺传统，中国缺少设计”。似乎是指风格会在中国设计师成熟之后慢慢显现。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刘：无论需不需要地域性，反正建筑会盖在一个特定的地方。我们平常都在说“国际化”、“高大上”，但是有一个诗人说了一句话，“如果没有有深度的地方，所谓的国际也是一句空话”。

问：如果不做建筑了，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刘：那还是写作吧。

问：事务所为什么会在玉林路的一个居民楼里？虽然是商用的。还蛮酷的。请问您有没有想过可以像黄声远那样慢慢改变周围环境？您认为建筑师可以在哪种程度上对社会做出改变？

刘：我的第一个工作室是在一个仿古建筑的二楼。它的底楼是一个茶馆，其实空间非常好，但因为人们要经过一个茶馆，才能进入我的工作室，会有些尴尬，所以我就搬到了现在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商住楼，是那一片唯一的一个临街框架、带电梯的地方，所以我的工作室其实是办公的空间，民用的水电，成本很好。工作室楼下还有很多咖啡馆和小酒吧，位置也是特别方便。

问：为什么您的设计中很少使用不规则的曲线？您怎样看待参数化？

刘：这个工具很先进，但我用不了。我觉得直线和曲线没有什么可以或者不可以。如果硬要找理论，我觉得曲线是大自然用得最熟的，而直线好像是人才会用的。

问：能不能谈谈您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甲方都有什么特点和有趣的事情（如果会得罪甲方金主们的话那还是算了）。您怎样看待甲方乙方这种合作关系？

刘：我要说一个特别的人，是我的朋友、西村大院的业主杜坚。他刚刚过世了，我挺痛心。有时候觉得挺像幻觉的，那个经常跟你在一起的人，就这样没了，无常。

问：做过的最天马行空的设计方案？

刘：建筑这事老是受重力的影响，没有什么天马行空。前一阵做二郎镇天宝洞区域改造项目，我觉得要飞一点。当年毕业设计的时候，也做过一个在峭壁上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