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榕：再造文明认同—— “中国十大丑陋建筑评选”的多维价值

周榕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1  作为一种时代批判的“丑陋建筑评选”

从2010年到2019年，“中国十大丑陋建筑评选”(以下简称“丑陋建筑评选”)已举办了整整10届。十年荏苒，蓦然回首，“丑陋建筑评选”已经从最初切磋于小圈子的同行公议，成长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年度建筑传播事件。这一始于非专业网络媒体倡导、略带调侃意味的民间评选，也逐渐生发出严肃的学术意义，并积累起相当重要的历史价值。回顾十年历程，笔者作为从这一评选创立至今历年均参与终审的评委之一，深感有责任对“丑陋建筑评选”做一次全面系统的反思和总结(图1)。

▲ 1  第一届(上，2010年)、第十届(下，2019年)“丑陋建筑评选”结果

回溯起源，作为一个颇为特殊的时空区间内的产物，“丑陋建筑评选”诞生于2010年末，在很大程度上有某种时代的必然性：

一方面，此前近20年的超速城市化进程，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建设量爆炸；2008年底，中国政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推出的“四万亿计划”，更是在此后数年间将大规模基建狂潮推向了历史巅峰。蒙眼狂奔并缺少制约的井喷式高速建设，在一定范围内引发文化失序、思想失范、设计失衡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各类贪大媚洋、崇权炫富、猎奇求怪、粗制滥造的建筑作品间或浮现，一时泥沙俱下，鱼龙难辨，建筑专业共同体内部对此也莫衷一是。

另一方面，2010年又是移动互联勃兴之年，大量新生网络媒体发展迅猛，对于高传播力内容需索无度。在内容饥渴驱动下，以往很多绝不可能出现在正统媒体上的“奇观建筑”和“搞怪建筑”，被网络媒体萃取荟集、大肆渲染，再经链式传播推波助澜，这些原本在实际建设中占比不高的另类建筑，却在公众的信息视域中攫取了相当大的注意力份额，造成社会大众对建筑价值取向的认知混乱。

建筑生产与传播的特殊时代语境，为“丑陋建筑评选”提供了绝好的催生条件与源源不断的素材供给。而今回头看来，与其说这一评选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组织设计，不如说它是社会集体情绪的应激型反应——面对剧烈变动的生活环境，以及无法把控的城市未来，每一置身其间的个体都难免陷入兴奋、躁动、迷茫、焦虑、愤懑、无措等复杂的情绪状态，这些情绪逐渐积聚成强大的社会心理势能，亟需寻找到一个宣泄的突破口。

值此情势下，“丑陋建筑评选”可谓应运而生。由“建筑畅言网”发起的“中国十大丑陋建筑评选”，采用大众与专家相结合的两轮评选方式：第一轮由公众在网站上进行开放式提名，然后在一定时间期限内对提名进行网络投票，初选出前100位候选名单；第二轮邀请7位专业评委进行终审评议，通过讨论和投票，从候选名单中确定最终的十大丑陋建筑年度榜单，继而进行网络发布。由于专家评委的权力，被限定于只能在网络投出的候选名单中进行选择，因此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他们对公众意见的过度干预，同时也保留了专业共同体对非理性社会情绪进行适度调节的能动性。

平心而论，“丑陋建筑”作为社会大众的“情绪标靶”，本身绝非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从社会性角度看来，一座建筑“丑陋”与否，显然不是单纯的审美判断，而首先取决于它是否与社会主体民意相抵触、是否能获得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同。例如，在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的时代背景下，那些赤裸裸拜金炫富的建筑即便设计得再精美，也难免会被归入“丑陋建筑”之列；在官民对立情绪飙升的年代，那些斥巨资修建的豪华政府办公楼，以及政府投资建设的怪异夸张的公共建筑，也难逃“丑陋建筑”的讥刺。“丑陋建筑评选”宛如社会情绪的脉搏，最真实地记录了时代的公共气象，也让建筑话题大大超越了其原本狭义的专业域限。

当历史运行到2010年这一时间节点，建筑的社会属性仿佛被突然放大了许多倍。究其原因，是互联网彻底重塑了“公共空间”这一概念，使得原本实存于现实世界的传统“公共空间”，变身为两栖于现实与虚拟双重世界的“新公共空间”。建筑一旦进入“新公共空间”领域，就与社会大众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原本只对亲历者产生小范围直接影响的建筑物，现在有机会在“新公共空间”中作用于全社会公众。必须认识到，“新公共空间”的出现，根本性地改变了建筑、特别是公共建筑的价值顺位，令建筑的社会性价值跃居建筑的其他传统价值属性之上。建筑不再只与少数使用者有关，而可能关乎天下人的好恶。

缘此，“丑陋建筑评选”无意中打开了“建筑新批评”的大门。当被时代重新放置于“新公共空间”之后，建筑就成为重要的“社会共同体媒介”，其单体性的功能价值、审美价值和文脉价值，越来越逊于其公共性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面对这一根本性的价值重构，建筑批评再也无法囿于对建筑单体的形式评价、使用评价，以及对现实环境的影响评价，而必须扩展到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范畴。因此，“建筑新批评”的着力点，是建筑价值体系的新建构。

十年来的“丑陋建筑评选”，可以被视为“建筑新批评”的持续尝试。在前后10届评选中，对权力与资本过度膨胀的“社会批判”或曰“社会价值观批判”，一以贯之地雄踞最重要的批判层级，接下来是对错引范式、滥用符号、象形媚俗、低劣山寨的“文化批判”。而建筑的审美取向、功能排布、形式操作、环境塑造等狭义的专业评价内容，则始终不是“丑陋建筑评选”首要的价值评估选项。

“丑陋建筑评选”，是中国超速城市化发展到癫狂年代的对立伴生物，也是中国全面进入网络社会的一个时代衍生品。肇因于建筑的行业乱象，受益于网络的爆热传播，“丑陋建筑评选”在因缘际会中，为时代留下了一扇极为生动的批判性观察窗口。从这扇窗口望去，时代的粉饰扑簌落尽，而历史的真实长久持存。

2  作为一种社会协商的“丑陋建筑评选”

每年参加“丑陋建筑评选”，笔者都会因自己在建筑领域的“无知”而汗颜。不夸张地说，每一年网络公众提名并票选出来的100个候选建筑名单，自己亲历或知晓的占比都达不到10%，其余的简直闻所未闻。而这一现象并非笔者独有，几乎每一位终审评委都有类似的同感。可以说，没有任何其他的信息渠道，比“丑陋建筑评选”更能真实地反映出中国建筑生态的丰富性和活跃性。所以参加“丑陋建筑评选”，笔者每次在“新知”方面的“获得感”，要远远高于参加其他各类评优活动的所得。

如果不是因为“丑陋建筑评选”，可能很少有建筑专业人士能主动意识到自身对于建筑资讯的摄取，事实上存在着极为严重的“信息茧房”效应——专业人士自以为自由拾取到的建筑信息，其实是经由建筑专业共同体的“隐形把关人”精心筛选后的定向饲喂，是已经内嵌统一价值预设的信息供给。久而久之，服食这些“配方信息饲料”长大的专业人士，潜移默化中完成了建筑专业共同体的“价值内化”，从而自觉地用共同体统一的内置价值滤网筛选外部信息，并用这些经过价值筛选后的“同质信息”，织构起自己愈来愈密的“建筑信息茧房”。

建筑专业“信息茧房”效应的存在，使得建筑专业共同体从认知的原材料上，就与业外的社会大众产生了明显区隔。对于专业人士来说，大量“茧房”之外的建筑信息是被天然屏蔽的，因此他们对于建筑作为社会现象的认知与判断，相对于公众来说有时候反而更显狭隘和偏颇。这种根本性的认知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专业共同体与社会公众之间，在“建筑”这个大题目下产生意见分歧甚至相互对立的深层根源。

“丑陋建筑评选”与其他建筑专业评选活动最大的区别，就是设计了一个让公众与专家能够针对同一认知材料进行合作评选的机制，从而把专家脑中的“专业信息茧房”打开了一个外部信息敞口，并迫使建筑专业人士针对这些大众提供的“异质信息”，做出不同于习惯套路的判断和回应。

传统上，业外人士对于建筑问题的意见，很难得到建筑专业共同体真正意义上的尊重与重视，因为相对于外行来说，专业人士拥有明显不对称的信息、知识与经验方面的优势。然而面对“丑陋建筑评选”中大量涌来的“异质信息”，评审专家们既有的信息优势、知识优势，甚至经验优势都荡然无存，他们不得不放低自己的身段，认真倾听公众的意见，并尽可能以社会普通一员的凡俗视角去重新审视建筑、理解社会对建筑问题的真实看法，这种体验，在以往各类所谓“建筑的公众参与”活动中前所未有。由此，“丑陋建筑评选”带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只有在打破非对称信息壁垒之后，专家与大众之间，才可能真正搭起一座平等的理解桥梁。

没有真正的平等，就没有真正的协商。长期以来，在建筑问题上，专业人士和社会大众之间一直存在着很深的意见鸿沟，彼此之间也不存在某种交流与协商的机制。而“丑陋建筑评选”，创造了一个让专家与大众站在平等位置“同仇敌忾”的机会，在声讨“丑陋建筑”的同一阵营中，双方达成了难得的默契，从同一个“社会共同体视角”出发，相互理解并协同推进。“丑陋建筑评选”创办以来，社会反响一年比一年热烈。尽管个别人对某项评选结果偶有异议，但却从未遭遇大范围的社会舆论反弹。在这个差异多元、意见纷纭的年代，主题如此有争议的评选却获得社会大众如此一致的认可，其内在原由令人深思。

3  作为一种文化约束的“丑陋建筑评选”

第一届“丑陋建筑评选”结束后，笔者曾担心每年对“丑陋建筑”这么大的消耗力度，或许过不了几年就会出现“无丑可评”的尴尬局面。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的担心显属过虑，“丑陋建筑”的“库存量”足以支撑“丑陋建筑评选”一口气办上10年。

然而，作为连续10年的终审评委，笔者明显感觉到，自2016年以来，“丑陋建筑评选”的难度在逐年加大——入围作品的“水平”持续稳定地提升，前几届扎堆儿涌现、那种一眼可知“众望所归”型的丑陋建筑，逐渐变得可遇不可求，而评委之间对于作品意见的分歧，也开始明显增多。从近几届的评选结果看，入选作品更多依赖于前些年的“库存”，近年新出炉的“丑陋建筑”在数量上日益稀少，在“丑陋”程度上也和“前辈”望尘莫及。与“丑陋建筑评选”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同步，“丑陋建筑”的“出生率”和“成材率”也在不断下降。看起来，“丑陋建筑评选”所培育的舆论环境，已经愈来愈不适宜“丑陋建筑”的生存。

与此同时，“丑陋建筑”作为一个社会性话题却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公众视野，间或引爆舆情，甚至酿成颇具影响力的公共事件。从苏州“秋裤楼”(图2)、昆山“螃蟹馆”(图3)，一直到近期的广州“大莲花体育场”，都会瞬间刷屏，形成病毒式传播。“丑陋建筑”这一概念开始深入人心：许多建筑尚处于施工阶段甚至还在设计酝酿中，就已被热心网民冠以“丑陋建筑”之名在网上发布，或者直接向“丑陋建筑评选”组委会“举报”。笔者在生活中也时常碰到建筑师以半开玩笑的口吻，说自己的设计万一入围“丑陋建筑评选”，千万要手下留情云云。在某种程度上，“丑陋建筑评选”作为一种公共性的舆论“威慑”力量，已经成为悬在地方政府、甲方、建筑师头上的一柄“达摩克里斯之剑”，使他们在设计和决策建筑方案时不得不心有所忌、行有所惮。典型的案例，就是模仿螃蟹造型的“江苏昆山巴城蟹文化馆”，在2018年底入选“十大丑陋建筑”后不到一年，即被当地政府拆除；而广州“大莲花体育场”，也因舆情汹涌而被迫进行方案调整。无法假设，如果没有“丑陋建筑评选”这副无形的缰辔，中国建筑这匹野马要奔向什么样危险的悬崖。

▲ 2/3  江苏苏州东方之门 / 江苏昆山巴城蟹文化馆

与其他建筑评优活动不同，“丑陋建筑评选”具有鲜明的“自组织”特征，很难被少数人的意志主导或控制。对于什么是“丑陋建筑”，尽管从未有过清晰的定义和具体的标准，但经过10年评选的磨合、99个经典案例的“垂范”，社会公众对于如何判定“丑陋建筑”似乎已经具备了“火眼金睛”——既不放过形形色色的“害群之马”，又能对那些具有共同体创新价值的实验作品网开一面。

这种共同体的“自导航”机制，很大程度上源于凯文·凯利(Kevin Kelly)所言的“蜂群智慧”：蜂群飞行并没有预设的明确目标，群中个体蜜蜂往不同方向的飞行意愿，通过一个简单机制——每只蜜蜂不断微调自己的飞行方向，来保持与其他蜜蜂翅膀的距离——传递给相邻的伙伴。庞大数量个体蜜蜂之间的简单协同，形成了蜂群整体的复杂协作效应，从而决定了蜂群的飞行轨迹和目标方向。10年来的“丑陋建筑评选”，也高度依赖于类似蜂群协作的“共同体智慧”，让价值标尺和目标方向在共同体的自组织协同行动中自行浮现，并随时根据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因应调适。

所谓“文化”，其实正是如此这般在个体相互协同的自组织中缓缓浮现并持续演进的“共同体智慧”。正因如此，文化很难被自上而下的指令所主导，也无法由少数人的好恶所规定，文化传达着共同体自身无形而执拗的“意志”。反过来看，文化所体现的“共同体意志”，对于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体来说，也有着强大的共同体约束力。文化约束虽然是软性的，但却具有弥漫而持久的韧性。对于时常表现得傲慢而乖张的权力和资本而言，刚性的力量对抗往往不如柔性的文化约束来得更有效、更长远。

作为当代社会整体文化约束的一部分，“丑陋建筑评选”已经显示出某种“文化戒尺”的强大效能。对于权力和资本在建筑领域时常按捺不住的冲动妄为，“丑陋建筑评选”不仅可以做到事后惩戒，也无形中划下了一道“预警红线”。这道红线在某种程度上标示出中国建筑界的“文化底线”，防止中国建筑在没有底线约束的情况下无止境堕落沉沦。由此，“丑陋建筑评选”承担起了对中国建筑界的“文化顶托”责任，为中国建筑看守底线、修复基座。

4  作为一种认同显影的“丑陋建筑评选”

十年“丑陋建筑评选”，最令笔者触目惊心的，是前几届评选中层出不穷的“官式山寨”现象。其中最典型的，既有“山寨白宫”的南京雨花台区委区政府办公大楼(图4)、安徽阜阳颍泉区政府办公楼(图1)、江苏涟水县环保局办公楼(图5)；也有“山寨天安门”的重庆忠县黄金镇政府办公楼(图1-4)、河南夏邑曹集乡政府办公楼(图6)、山西临汾尧庙广场天安门(图7)。而同类型的山寨式政府办公建筑，在网络提名的候选名单中俯拾皆是，不一而足。

▲ 4/5  南京雨花台区委区政府办公大楼 / 江苏涟水县环保局办公楼

▲ 6/7  河南夏邑曹集乡政府办公楼 / 山西临汾尧庙广场天安门

自汉代起，中国就有着“官式建筑”的悠久传统。与民间相对散漫纯朴的“小式建筑”不同，“官式建筑”有着明确、统一而稳定的形制规矩，为社会共同体的建造愿景提供了可作为“认同样板”的范式原型。两千多年以来，“官式建筑”为民间建造“垂范”这一模式，已经内化为民族的文化基因，深植于全社会的集体无意识。

清末新政，从中央政府层面规定：新建的“官式建筑”须一体采用“西洋式”建筑风格，以此来向天下诏谕清政府锐意变革的决心。“官式建筑”风格这一亘古未有、“以夷变夏”的剧变，引发了全社会建造原型的“范式振荡”，也造成了文明共同体的“认同困惑”。为消除这种“认同困惑”，国民政府于北伐成功全国一统后，倡导宜用“民族固有式”风格设计“官式建筑”，并建设了若干样板供民间瞻仰观摩。惜乎这种宣示和努力很快在连绵战事中化为泡影。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流变，政府主导的“官式建筑”究竟要采用何种风格范式始终悬而未决。1959年以人民大会堂为代表的“十大(官式)建筑”，多采用模糊中西、混淆新旧的折衷主义风格，只能被视为一时的权宜之计。改革开放以来，“官式建筑”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范式冲击”。从1980年代开始，渐成经典的西方现代建筑风格、彼时恰值流行的后现代建筑风格与本土惯性依然强大的折衷主义风格一起，争夺“官式建筑”的范式合法性地位。这一“官式建筑”的风格混战持续且激烈，直到1990年代末仍然未见分晓。

“官式建筑”的风格混战，直接反映出中国社会转型期严重的思想混乱和文明的认同迷失。这种混乱与迷失无形中加剧了中国各级政府的社会维稳焦虑，以及对一种成熟稳定的“官式建筑”风格的渴望。在此背景下，政府办公建筑选择西洋古典或中国古典建筑风格就显得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相比于历史较短、形式尚处于成长期的现代、后现代、折衷主义建筑来说，西方古典和中国古典建筑风格显然更为成熟稳定，特别符合“官式建筑”内驱性“维稳”要求。理解了这一内在逻辑，才能洞悉世纪之交“官式山寨”蔚为流行的深层原因。在不少政府官员眼中，“官式山寨”的魅力远不止是看上去让政府办公楼有一种“衙门”式的威严，更重要的是，稳定的建筑形式秩序会带给社会秩序某种维稳型“空间教化”。

必须承认，“官式山寨”的涌现，某种程度上有其特定的“历史合理性”与“现实正当性”。然而，“官式山寨”的主导者们却极大地忽视了重要的一点——“官式山寨”并不具备起码的“文明合法性”。在“丑陋建筑评选”中，“官式山寨”高频上榜，已经充分说明了公众对政府办公建筑这两种范式选择的反感和鄙斥。

在很大程度上，文明需要通过建筑和城市来使自身“成像”。从文明视角观察，建筑在满足基本的功能要求之外，还有一种重要的隐性文化职能，就是要作为一种环境本底型的“文明认同媒介”，维系文明共同体内部成员稳定的相互认同。原本，共同生活在形式相似、价值取向一致的建成环境中，文明共同体非常容易藉此获得内部认同感和外部识别性。而本底生活环境的形式冲突与价值撕裂，则在潜移默化中消解了文明共同体的内部认同感，“故乡”化作“异域”，“家园”竟成“别处”。

较之民间的商业建筑和私属建筑，政府主导的公共型“官式建筑”更应该自觉、主动地承担起作为“文明认同媒介”的天然责任。由此看来，“官式山寨”的最大危害，在于对文明共同体内部认同感的破坏。直截了当地说：“山寨白宫”，破坏了对中华文明共同体的 “本土认同”；“山寨天安门”，破坏了对中华文明共同体的“现代认同”。因此这二者，一向都是“丑陋建筑评选”重点抨击的对象。中华文明，既要毫不犹豫地融入现代文明，又要在自我扬弃中坚定不移地保持自身的文明特色，这是当代“官式建筑”所必须坚守的文明价值态度，也是从转型期混乱的建筑图景中重整山河、重建共同体文明认同的历史使命。

行文至此，“丑陋建筑评选”最重要的文明价值昭然若揭：作为文明共同体的一种“认同显影试剂”，“丑陋建筑评选”清晰地显示出哪些建筑导向是共同体的“认同禁区”，从而为文明体的建筑生产纠偏、导航，使其规避认同风险，逐渐形成能收获共同体广泛认同的新建筑范式。在近几届“丑陋建筑评选”中，“官式山寨”现象已近绝迹，这说明中华现代文明共同体的自组织认同机制起到了显著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笔者也注意到，与1990年代和2000年代相比，近年来各地政府新建办公建筑的设计，已普遍趋于中正、平和、理性、内敛的现代建筑风格，同时也有一望而知的中国特色。看来经过漫长而痛苦的反复“试错期”，中国“新官式建筑”似乎已经开始建构出某种相对成熟稳定的当代范式。

“丑陋建筑评选”，可以被看作中华文明共同体在社会转型期重建内部认同的一种“博弈机制”。唯有通过试错与批判的反复博弈过程，被打乱甚至击溃的中华文明秩序才能得以健康重构；在时代的喧嚣中无所适从的仓皇个体，才能重新在蓬勃稳定的文明共同体生态中安身立命，丰盛而不矛盾，生动而不挣扎。

作为文明认同的一种“博弈机制”，“丑陋建筑评选”的使命愿景应该是：试错不息，批判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