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安全卫生的现代城市地下基础设施

2020年伊始,中国便经受着一场大劫难。汹涌涌的新冠病毒从武汉源起，短时间内席卷了整个中国，并传向世界多个国家，给我国人民的生命健康、社会生活、经济生产和国际声誉造成了巨大损失。

此次新冠肺炎流行病大爆发,需要我们从政治体制、管理体制、卫生安全和城市建设等多方面进行反思和修正。作者仅从城市公共卫生安全的角度，反思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在城市建设方面的偏差和不足，亟需政府在短时期内竭力完善和解决。

多年来，在盲目追求政绩的理念下，我国的城市建设只顾面子，不顾里子；只顾扩张，不顾城市建设的合理规模。特别是在城市市政公共设施方面，留下了诸多隐患。如不进行大力改造和更新，将会在未来面对类似的流行性病毒爆发，甚至可能的敌国生化攻击中，遭受惨重损失。公共卫生安全是现代社会，特别是在中国的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必须重视的关键问题。

以史为鉴！对比工业革命的起源地、现代城市建设的先驱伦敦在19世纪的几次流行病大劫难，我们能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

1854年，英国伦敦爆发了第三次大规模传染性霍乱。之前的1834年，伦敦的第一次霍乱致6千多人丧生,整个英国死亡人数更高达5.5万多人。霍乱迅速流行而事先没有预兆，加上死亡数字之高，使人们恐惧之极。这种流行病在初发之时，被看做帝国贪婪的象征，但很快便被看做是对现代城市恶劣的居住环境和公共卫生状况的审判。1849年，伦敦的第二次霍乱有超过1.4万人丧生。然而，对于这两次霍乱，当局和专家们都未找到疾病传播的方式，没有采取正确的对策和措施。因此，第三次霍乱不可避免地又爆发了。当伦敦正忍受着煎熬时，一位平凡而伟大的英雄出现了，他就是约翰·斯诺（John Snow，1813-1858）医生。

人类说来也很幸运，每当厄运降临时，总有一位或几位“民族脊梁”英雄出现，拯救众生！就像中国2003年SARS疫情爆发和2020年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时，出现了钟南山一样。

其实，早在1849年流行于伦敦的第二次霍乱中，斯诺就冒着生命危险，对霍乱的起因、来源和传播途径进行了跟踪式调查和研究，证明霍乱不是通过空气，而是带病毒患者的排泄物和粪便通过下水道溢出污染了饮用水来传播的。但市政当局的官员和专家们坚信瘴气传播理论，即疾病是通过垃圾和粪便的污秽恶臭的瘴气传播的。当时的所有报纸也统一口径如是报道，不屑于听取斯诺的意见。过了5年多，致命的霍乱死灰复燃又汹涌而至，导致伦敦的死亡人数高达约1.1万人。这一次，斯诺关于疾病蔓延的判断终于得到核实和认可。

找到了传染病流行的原因，伦敦下定决心要治愈这个城市病。接下来，两位伟人—社会改革家爱得文·查德维克（Edwin Chadwick，1800-1890）和工程师约瑟夫·巴泽尔杰特（Joseph Bazalgette，1819-1891）登场。创造一个城市健康卫生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历来是我们建筑师、规划师和工程师们的使命。

历史如此相似，没有国别之分。当代中国的许多城市，就像维多利亚时代中期最繁荣年代的伦敦，超级繁华的表皮之下却是一座脆弱和隐藏不少隐患的城市。19世纪，工业革命带来的城镇化使伦敦面积急剧膨胀，人口呈螺旋式上升，到1854年已达250万。城市交通拥堵，罪犯率上升，居住环境和卫生状况的恶劣导致疾病经常滋生，城市在超级饱和中挣扎。特别是，大都市的排水管网零碎分散，不成系统，所有雨水污水都直接排放到泰晤士河中，造成严重污染，几乎让整条河流僵化滞塞。而伦敦的饮用水大都取自这条已经污染严重的河流。

为了修建伦敦下水道排水和供水系统，查德维克和约瑟夫·巴泽尔杰特等人与传统既得利益集团、保守派作了不懈斗争。查德维克力排众议，推动成立了大都会工程局。这一机构也是伦敦历史上最早的中央政府，它第一次将城市内无数的教区、地方利益集团、坊里、地方管辖区、伦敦城法团和区镇机构，纳入一个综合性的政府机构统筹管理，以便实施该项目计划。

时任大都会工程局总工程师的约瑟夫·巴泽尔杰特被任命负责实施这项工程。这是一位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工程师，注重细节、坚定并勇于担当。他的贡献体现在看不见的地下：那就是打造疏导泰晤士河的堤道，以及为伦敦建造一整套新型的基础设施系统，包括下水道、道路和铁路等。由此可见，一座城市的辉煌，不仅仅体现于其地上的实体宫殿，还在于其地上和地下的恢弘空间。巴泽尔杰特设计的堤道和下水道系统是伦敦历史上最伟大的公共工程之一，也是在大英帝国的最巅峰时刻对其首都恰到好处的改良。

这项工程的设计方案十分激进和庞大：在市中心区建造一个完整的拦截污水的地下管道系统，并在泰晤士河两岸建造堤道系统。具体做法是，沿泰晤士河两岸由西向东各建3条下水道，下水道系统分高、中和低3层。它们将所有污水汇集后，排放至泰晤士河的出海口。再沿泰晤士河岸修建三条堤道，以确保污水与供水的分离。巴泽尔杰特还结合当时的地铁新技术，沿堤道的路线，规划建造了一条地铁隧道和4座地铁站。

如此庞大的工程在巴泽尔杰特的领导下，经过精心规划和设计，解决了各种复杂的技术问题，特别是与地铁线路的综合协调，并通过层层审批，直至国会的批准。工程于1859年1月开工，历时约15年完成。伦敦下水道隧道总长1800英里。到如今，它们已流淌了140多年。该工程的巨大成功无疑改善了伦敦人的健康，缓解了城市交通，让城市走向了现代。按历史学家约翰·多沙特（John Doxat，1914-）的观点，与任何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公务员相比，巴泽尔杰特拯救了更多的生命。

伦敦大霍乱后，在公共市政设施方面的建设给我国诸多启示。

病毒通过空气、食物污染和水体污染等方式传播。2003年的SARS疫情已证明下水管道的设计不当是造成传染的途径之一。2020年的新冠病毒也能通过患者的粪便传播。如果城市饮用水遭到污染，将造成大面积的公共卫生灾害。而城市雨水排放不畅、洪涝、粪便溢出和污水排放都是污染城市供水管网的最大威胁。因此，通过这些教训，中国的城镇化建设，一定要认识到城市地下工程的重要性和安全意义。为此，作者建议，为防患于未然，要从现在开始，大力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在一段时间内建设相对完善的地下综合管廊系统，保障城市的供水安全和污水排放安全，从这方面杜绝流行病传染的途径。

地下综合管廊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从城市整体出发，进行顶层规划和设计，形成主干和支干结合的网络系统，结合建筑、给排水、岩土、基础、结构、土木、消防、机电、防灾安全和文物考古等专业，精心进行整体规划和设计，分期实施。

为了工程的顺利实施，要任命具有多学科专业知识背景和丰富职业经验的优秀建筑师（不是普通注册建筑师）为总建筑师，结合我国正在推行的总建筑师负责制，与国际接轨。因为只有这样的总建筑师，才具有战略视野和头脑、综合的规划和设计能力，以及协调城市地上和地下空间设施建设、协调其他各专业工种的能力。

地下综合管廊的规划和设计要结合城市地上设施、地铁网、地下空间和人防利用，综合考虑最优方案，避免各种交叉矛盾。最终的设施方案要通过各地城市形成立法文件，在总建筑师领导的团队之下，严格按文件实施建设，形成依法管理依法建设的现代制度。

作者：子川 博士 国家特聘专家 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