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城镇化掺杂了太多地方长官个人意图

邓聿文

上周末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同时召开的全国城镇化会议，是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的一次重要会议。此次城镇化会议提出了许多新的理念和目标，如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要传承文化，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

在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城镇化，是没有先例的，所以我特别赞赏会议的以下提法，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应使城镇化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这对目前某些地方搞的城镇化无疑是一记棒喝。

2013年是着力推进城镇化的一年，城镇化是经济工作的六大任务之一，而且据说城镇化战略要管未来10年。于是我们看到，许多地方都在轰轰烈烈地大搞城镇化，一些地方官把本地经济增长、财政增收、就业增加乃至干部升迁的“宝”都押在城镇化上，从而在现实中演绎出了各种各样荒唐变形的城镇化版本。

根据工业化国家发展的经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城镇化也就势必跟上来。这是一个自然而然、顺势而为的过程，它不是设计出来的。尽管具体的城市建设需要有规划和设计，但城镇化本身不是人们拍脑袋可以设计出来的，它是一个历史过程，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和需要。如果不管有没有条件，强行推进城镇化，“设计”一个城镇化进程，必然会犯历史错误。

而目前，我们的城镇化掺杂了地方主政者太多的人为因素，恨不得一夜之间就变出许多城市来，镇要变成县，县要变成市，小市要变成中等城市，中等城市要变成大城市，大城市要变成国际城市，总之，城市越大越好，越大就表明城市化率高，地方主政者推进城镇化有功。可地方做大城市的手段，无非是大拆大建，把农民赶进城或赶上楼。

因此，很大程度上，正如专家所说，各地搞的城镇化是被GDP主义捆绑的城镇化，使城镇化成为与生态文明时代相悖的高能耗、高浪费、高污染的病态城镇化;是一味以西方城镇为参照系的城镇化，使城镇化成为中国文化缺位、特色不明的城镇化;是在错误城镇化理论误导下，使城镇化成为不计成本的盲目追求大城市扩张的非理性城镇化。一句话，目前的城镇化异化成了在政府主导下的一种非理性的造城运动。这样的城镇化当然是人们所不需要的。因为它会产生太多的问题和后遗症。

要很好地推进城镇化，就需要理解中央所强调的新型城镇化之“新”在什么地方。按照我的理解，新型城镇化之“新”，至少应该体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要有个性特质，二是要有人本气息，三是能够城乡互补。城镇也是有生命的，有自己不同的基础、背景、环境和发展条件，由此孕育出来的城镇应显示出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不能千篇一律，千城一面。此外，推进城镇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是为了使生活于这个城镇的人们日子过得舒心，这就要求我们的城镇化不能见物不见人，为城镇而城镇。也就是说，城镇的一切应当围绕人来展开，使之具有人情味，形成良好的人本氛围，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而不是相反。

总而言之，新型城镇化之新，“新”在人是根本，即城镇化真正要以人为本，围绕城市的一切，都以人的福利和权利为最大化。做到这一步，首先各级地方官员，需要补上基本的权利观念、财产观念这一课。

当然，中央在这方面要发挥引导作用，要预先估计可能出现的情况，采取一些必要措施。例如，不将城镇化作为地方官员的考核目标，引导地方官员尊重历史、尊重自然，进行城市规划时，不要以长官意志拍脑袋决策，而要切实尊重科学，咨询专家，问计于民，并为广大市民提供一视同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可以说，推进城镇化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更要扎实，方向要明，步子要稳，措施要实，要慢慢来，精雕细琢，切忌一窝蜂搞城镇化“大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