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阳：城镇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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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也伴随着矛盾冲突

城镇化也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的历程，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克服或者弱化矛盾，则成为衡量城镇化质量的关键影响因素。具体而言：

首先，从经济层面讲，城镇化过程本身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过程，也应该意味着收入提升的过程。然而，现实中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在城镇化的初期和中期阶段，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可能会远远快于收入的增长速度，这导致劳动者收入占比通常会处于下降通道。这种变化速度的差异通常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在农业经济占据主导的阶段，农产品中绝大部分的成本都是劳动力成本，因此，该阶段劳动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极高。然而，伴随城镇化的进程，随着工业经济的到来，工业品中绝大部分的成本为非劳动力成本，该阶段劳动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开始下降。其二是资本和劳动的议价能力之间的差异。在城镇化快速启动和推进的阶段，大量农村转移人口进入城市部门就业，这改变了原有的城市劳动市场供求结构，导致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大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因此，资本获取收入的能力显然会大于劳动获取收入的能力。其三是制度因素。通常由于不恰当的政策安排，例如户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制度不到位,往往会使农村转移人口与城市居民相比，不能享受等同的公共服务，这是隐性的收入损失。

正是基于这种自然和非自然的因素，劳动生产率提升速度与收入增长速度之间的差距往往会保持一段很长的时间，并会带来几个明显的结果：第一个结果是消费结构转换的速度跟不上生产结构转换的速度，从而使得消费在GDP中的比重通常持续下降;第二个结果是与劳动者收入比重下降的趋势相反，企业收入比重则会呈现上升趋势，未分配利润也会越来越多，这会导致企业储蓄率的提升和企业投资支出能力的增强，最终的结果是投资在GDP中的比重会呈现上升趋势;第三个结果是由于投资和生产能力的扩张无法被国内消费能力所吸收，因此，任何一个快速经历城镇化的国家都必须通过出口来消化产能，出口在GDP中的比重也将自然上升。

其次，城镇化的过程通常也会伴随社会的非包容性和环境的不可持续问题。从城镇化的结果上看，社会的非包容性问题主要表现为收入的不公平性和非收入的不公平性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既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必然现象，也同一定发展阶段的社会经济制度密切相关。收入的不公平性主要体现为城市的贫富差距，包括城市中的贫困问题，以及城乡差距问题。中国是亚洲地区发展最快、脱贫速度也最快的国家。但是中国城市贫困问题依然严重，据有关测算，中国城市贫困人口一说为3000万-5000万。从公平性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要低于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其他亚洲国家。自1990年到2010年，中国农村基尼系数出现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但是城市人口之间的不公平性在持续上升,而且维持在0.3以上的一个水平。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根据中国2004年的数据估计，中国总体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处于令人担忧的高位上。

非收入的不公平性包含很多方面的含义和内容，比如经济机会的不平等、教育的不平等、社会保障的不平等等。非收入的不公平性制约了贫困人口通过努力来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的机会，使得社会马太效应严重，富裕者更为富裕，贫穷者很难改变贫穷的状态。相较于收入的不公平性而言,非收入的不公平性是更为严重、更为影响城镇化可持续性的一个问题。目前在中国，城市中有1/3左右的居民并不能充分享受市民应享受的权利。尽管这种权利的具体内容在不同的城市内涵不同，但是城乡户籍的差异导致存在超过6 0种的社会福利差异，社会非收入不公平问题严重。

环境问题也是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环境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描述了城镇化和环境污染之间的一个实证关系。关于其内在逻辑，一般的看法认为在倒U形曲线的左侧，环境污染程度随着经济增长而上升，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环境破坏，长期增长受制于环境因素而不可持续。倒 U 形曲线拐点和右侧曲线的出现，普遍认为存在着内生和外部两种因素:从内生的角度来看，拐点和右侧曲线的出现可能来自产业升级过程。由于较为清洁的农业的发展，特别容易带来污染的工业转到清洁的服务业，或者随着经济的发展，清洁技术亦在发展;但是，产业升级的过程亦可能意味着重污染的工业转移，在中国，这种转移可能意味着东部城市的污染会被逐渐转移到中西部城市。从外部因素来看，环境政策、人口密度、居民素质等因素亦会影响到倒 U形曲线拐点和右侧曲线的出现。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亚洲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将出现在人均年收入40971美元处，按照2010年亚洲人均年收入为6107美元来计算，目前全亚洲地区离拐点还有一定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