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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斐尔·莫内欧:西班牙建筑之非常十年--80年代

拉斐尔·莫内欧(José Rafael Moneo Vallés)西班牙建筑师

一、那个神奇的夏天

在92年那个特别炎热的夏天,承办奥运会的巴塞罗那和举办世博会的塞维利亚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但相反人们感到了一丝凉意,仿佛一个时代尽了,正如最终充斥那个时代的经济危机和自满自大所揭示的。但最终,这个国家还是完成了其艰难的现代化。80年代初新左派(社会主义党派)通过民选上台执政,使民主体制得到巩固,而整个欧洲的一体化也带来了乐观的期望,似乎欧洲大同近在眼前。

在蒙锥克山[Montjuc]奥林匹克园内,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Santiago Calatrava]设计建造了国家电信塔,从磯崎新设计的主体育馆隐喻的屋顶轮廓线上拔起的这个颇具争议的塔,在当时遭到了绝大多数加泰罗尼亚建筑师的反感。但也许,就是这座伫立在蒙锥克山上自我矛盾的符号,为那段历史的结束做了注脚。

如果80年代的历史有自己的序言,那么它一定写在立场鲜明的70年代里。当时,并不是对教条化现代主义运动复辟之势的修正,而是在重新加入的针对现代主义的国际论战中,发现了自己的立场进而越走越远。于是随后我们看到新崛起的一批建筑师,在学院教育中成长,抛弃传统理论的陈词滥调,从国际环境中吸收新能量,最终,超越了那个脱胎于内战而自足封闭的国家,无比决绝。

所有西班牙现代建筑的新近推动力都指向了对现代主义中浪漫色彩的拒绝。在弗朗哥专政向先进民主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里,巨大的社会压力在建筑学自身的边界上激起了波澜。一种思想上的自闭症似乎可以让人无视60年代政治承诺留下的痕迹,专注于学科内部知识的积累和深化,专业也根据社会需要调整自己的定位,以期成为社会中的客观存在。如果不接受黑格尔的历史决定论(风格是“时代精神”的反映),那么学科内部的自省必然导致理论与形式的碎化。

对场所的思辨,这一80年代最重要的建筑策略,有着两个涵义:一方面它让我们认识到了一种极限,承认通过某种法则控制城市形态的无力;另一方面,它提供了批判现实的工具,一旦建立起内在的理性标准,就会与当下系统运作的混乱保持距离。与传统的积极互动也有着重要意义,它拒绝昙花般的流行时尚,成为抵制现代主义这一平庸琐碎部分的中坚力量。

这一时期的西班牙建筑,引起国际评论的特别关注,但仍被断定为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突现。“夹层”,柯林·罗如此评价:“曾经屈服于消费社会准则的一批建筑师抓住了历史断裂所创造的机会。”

当然,对于这一时期的建筑创作来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被证明是最富创造力的特征,也硕果累累。但是,如果武断的把建筑创作与新民主文化直接联系起来,那我们就犯了一个典型社会学意义上机械论者的错误,我们不能忘记新一代建筑师与老一辈建筑师之间不容置疑的连续与传承,前辈对建筑现代性的独特理解和兢兢业业的教学一直营养着后来人,其中大师如何塞·安东尼奥·科德尔奇[José Antonio Coderch][6]和亚历山大·德·拉·索塔[Alejandro de la Sota]就是典范。

二、为历史正名

拉斐尔·莫内欧[Rafael Moneo],早在70年代,就已经通过西班牙洲际银行大楼的设计建造为一群年轻建筑师树立了榜样,人们把此项目做为学科自我检视的生动案例。此项目是对现代主义片段进行的一次有力整合,现代主义的碎化,正如传统也同样承受的,因此,与其它碎化一起,制造了历史的碎片。

历史感强烈的模砖,弗朗西斯科·洛佩兹·埃尔南德斯[Francisco López Hernández]的浮雕,立面窗洞的精心划分,这些都唤起了对十九世纪马德里或芝加哥的印象。但最重要的,这是一座真正的城市建筑,被分散的体量表达了对基地文脉的尊重。

进入80年代,莫内欧实现了第一批国际大型项目并在国内通过教学被大家认可。1981年, 洛格罗尼奥市政厅落成,一如既往,建筑师在新的提案中整合了各种关联,其独特的诠释出人意料。对角线与方形相对照的形式手法,局部独立性与整体统一性之间的协调平衡,其与城市空间的关系以及用有限的资源营造公共空间的潜力,这些项目中的策略都精彩的回应了当时的理论探索。

但还是在梅里达,1980年到1985年完成的罗马艺术国家博物馆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国际认可。在传统与现代的全新对话中,建筑与历史达成了这一高度和谐,这不仅是因为其象征形式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其明晰的类型学表达。正如路易斯·康的许多作品中那样,此方案也通过一个剖面来讲述自己,此剖面垂直于建筑的长轴(且与那些具古罗马外观的墙平行)。是空,一系列墙面上的洞口,塑造了人为透视准则所无法企及的空间性,揭示了建筑的文学性。

莫内欧所运用的类型是对古罗马基督教早期建筑类型的一种调和。当时叙利亚的巴西利卡,其主要开间采用相似形制,沿建筑立面排列,并通过水平的梁板构筑殿廊空间。

梅里达的罗马艺术国家博物馆为80年代的建筑理论大辩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毫无疑问,这一实践本身,它所开辟的探索道路,拒绝了当时盛行的后现代主义者们平庸的历史主义诱惑,使得与不可避免的历史说教达成和解成为可能。且此作品也不失为一个现代主义的答案。

在最近的谈话中,莫内欧说到:“最后我重申,建筑不仅要忠于其原初的功能,而且还要满足随着时间的流逝,其在使用过程中的运作机制。”

带着这样的认识,我们便可以理解建筑师这一时期内最突出的作品:位于塞维利亚的西班牙保险大楼,于1982年到1988年设计建造完成,在建构类型中运用了当地的历史资源,在尺度和比例上与建筑环境相适应,与基地旁的塞维利亚金塔进行对话,同时在马德里,1984年到1992年完成的阿托查火车站的扩建项目,是地形学、北欧建筑语言、被拖延的工期等因素综合的产物。同样少不了历史的在场,这一更加碎化的建筑,其不同组成部分的联接方式富有教育意义,值得我们回味。

莫内欧的这些城市建筑回应了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延续了西班牙在现代主义领域里的最初试验,它们汇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惠及后人,这些经验中还有很多作品,它们将被载入史册。

1976年,加布列·鲁兹·卡布莱罗[Gabriel Ruiz Cabrero]和安立奎·佩雷阿·加维达[Enrique Perea Caveda]设计了塞维利亚建筑师协会办公楼,并在竞赛中胜出,建筑于1981年落成,无疑建筑师将文丘里修正过的现代主义和基地具体的历史条件揉合在了一起。在赫罗纳,路易斯·克罗特[Lluís Clotet]和伊格纳希奥·巴拉希欧[Ignacio Paricio]于1982年到1989年设计建造了西班牙银行大楼,做为一次冒险的试验,其严肃而具建设性的传统主义策略,与历史主义的简单模仿划清了界限。苛刻的几何学、圆柱体、复杂的功能、基地上城市肌理的严重碎化,和谐的综合上述因素成为此项目的最大挑战,建筑师通过运用历史经验中的元素——墙幕,出色的完成了这一设计。对建构传统的回归是必然的,在20世纪末,它不仅构成了对行业内部的一次检阅,同时也赋予了这个作品一种更好的现代性维度:建构的坦诚。

有一个建筑母题,它和建筑本身一样古老,那就是对已有建筑物进行扩建和加建的需要,这就为践行延续历史这一原则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如建筑师多梅内克·伊·蒙塔内尔[Doménech i Muntaner]于20世纪初完成的加泰罗尼亚音乐宫的扩建,在1982年到1989年由奥斯卡·杜司盖兹[óscar Tusquets]设计完成。语言学意义上的新传统主义,在杜司盖兹之前的一系列项目中即已显现而在之后又得到进一步强化,这种观念让建筑师得以与老建筑展开一种关于连续性的对话,对话中老建筑将建筑师带上正轨,避免了一厢情愿的仿拟。

在诸如此类的情境之下,还有很多建筑师介入的相似案例。如路易斯·莫亚[Luis Moya]和路易斯·费古奇[Luis Feguchi]的当时尚未完成的马德里美洲博物馆,后来由安东·卡比达尔[Antón Capital]和马尔多莱尔·伊·奥尔德加[Martorell y Ortega]最终建造完成,其中我们可以看到莫亚建筑手法的延续。

这种历史倾向,与西班牙现代主义的历久弥新密不可分,而在这种倾向作用下众多成功的建筑作品说明:面对沉浸在粗俗、讽刺画般历史主义实践中的风险,建筑师并不是没有发挥的余地!

三、物即剖面

“物即剖面,这是在物理学范畴内的开放空间中被定义的。把一个物体看作是其材料层次中无差异质量的一个剖面,于是我们很难常规的去分辨其表面纹理与其自身的内部结构,也很难将其形式与其边界联系起来从而强化建构多样性的概念。”这是著名文章《物即剖面[Un ubjeto es una Sección]》的开篇,其作者胡安·纳瓦罗·巴尔德维格[Juan Navarro Baldeweg]近年来的建筑作品有着异常的概念强度。

1982年,他获得了圣弗朗西斯科大公地块规划竞赛的第一名,该地块是马德里科尔尼萨公园未建完的一个城市片段。方案反对原本的设计,拒绝单一介入的可能性,特异建筑元素的置入所引起的关系丛只会让形态上的再生失去控制。而物与其空间位置之间会产生一种张力,这些确定的矢量在他看来也可以是不确定的变量,极个人又极复杂的反映着建筑与场所。

暧昧复杂的“层[Estrato]”的概念,源自于布朗库西,它示意我们在空间的连绵之中,关于恒流、经纬、混乱的各自的塑形法则有着迥异的特质。而这种对于形式的诠释正是顾于其物理本质,以及大自然中普世真理的恒定因素。

纳瓦罗·巴尔德维格的诗意,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向我们揭示了他的思索,地形学的启示、地域知识所揭示的新可能以及传统语汇的抽象重构。在对建构秩序的调和中,在对材料与重力、光与纹理之间关系的处理中,以及在对建筑物物理呈现的抽象去物质化过程中,一种和谐贯穿其中。比如在马德里托莱多之门地区的社区服务中心及图书馆,建于80年代下半页,建筑片段化的证明了其适中的尺度,但管理和使用上的失效破坏了它的整体性。还有,建筑师此前刚刚赢得在穆尔西亚的竞赛,即塞古拉河水磨房改造项目,在1984年到1988年建造完成。

1985年在萨拉曼卡开始建造,1992年落成的卡斯蒂亚-里昂展览会议中心,其对“华盖”这一概念的探索为这个时代做了总结:即悬挂穹顶的使用,它宛若一个自然光与室内空间的中介。作品中成熟的结合了尺度、材料、重力、对场地及其历史的识别这些策略,而从理论的角度看,对这些策略的综合正是这一时期西班牙建筑的主要内容。

四、中间尺度与设计中的新势力

在左派的推动下,1978年的新宪法最终成就了各地市政力量的壮大,即中央权力的下放,毫无疑问,这种在西班牙现代政治历史中的罕见局面,是一个质的变化,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付出了代价,但大家坚定不移。于是,至少是在最初的一个阶段里,新一代的城市规划师们将视野重新对准由社会民主主导的欧洲经验。

居住问题没有被简化为住房问题,而是做为都市营建的重要策略来加以解决,在公共业主的推动下,大量的城市公建设施成为一批优秀西班牙建筑师的试验场。

已确立的城市功能主义信条受到检视,人们意识到城市不是被抽象数字所“理性化”的,任何变量也不能代表真实的城市用地。大众,虽然充满着内在的矛盾,仍然对自己与建筑之间的“城市鸿沟”表达着不满。所以,新的城市规划重视中间尺度的概念,从城市局部的计划出发塑造自身,并考虑其视觉呈现。类型学的研究,城市街廓的分析,都是城市形态学研究的新方向,它们使得十九世纪街道的公共尺度得到恢复。

同样,新的自治区制度大大推动了建筑文化的传播,无论是在教育方面还是在职业管理方面,建筑领域的新势力在这种环境下得以茁壮成长,打破了传统的马德里与巴塞罗那二分天下的局面。

那么,就先从塞维利亚核心的主角开始说起吧。建筑师古耶尔默·瓦兹凯斯·贡苏埃格拉[Guillermo Vázquez Consuegra],其位于塞维利亚的拉蒙·伊·加哈尔大道上的社会住宅,向我们展示了调和现代主义语汇的可能性,建筑师带着对理性主义极其边缘化的理解,对二十世纪初先锋们的建筑类型进行实验。塞维利亚建筑师接手的项目尺度越来越大,于1988年到1992年为塞维利亚世博会建造的航海馆就是一个突出的案例,其对于基地的转译有力的支持了其整体形式的表现力,这是贡苏埃格拉的成熟作品,从建筑师与场地的敏锐对话可见一斑。同样还有建筑师组合安东尼奥·克鲁兹[Antonio Cruz]和安东尼奥·奥尔迪兹[Antonio Ortiz],他们从当地建筑传统中吸收原型,进行类型学研究,设计建造了许多优秀的住宅作品,在80年代末,这对建筑师在无论是量上还是质上实现了飞跃,这就是塞维利亚的圣胡斯塔火车站,该项目在1989年到1992年被建造,还有1989年到1993年建造的马德里田径运动场,二者在同一时期完成,而且都是对城市重要公建设施设计的挑战,建筑师在两个项目中对城市边界进行“纪念碑化”,就城市尺度的建筑这一主题给大家上了生动一课。

为了92世博会这一盛事,整个塞维利亚大兴土木,这其中成就了许多优秀的项目, 冈萨罗·迪亚兹·莱卡塞恩斯[Gonzalo Díaz Recaséns]于1985年到1988年设计建造的安达卢西亚电视台大厦,路易斯·马林·德·戴兰[Luis Marín de Terán]和菲力克斯·德尔·博索[Félix del Pozo]于1989年到1992年设计建造的海军剧院。还有安东尼奥·巴里奥努埃瓦[Antonio Barrionuevo],弗朗西斯科·托雷斯[Francisco Torres],何塞·拉蒙·希耶拉[José Ramón Sierra],他们都是塞维利亚核心中不可忽略的人物,还有毫无疑问做为领袖的维克多·佩雷斯·埃斯科拉诺[Víctor Pérez Escolano],他在建筑批评和职业管理方面都有卓越贡献。

在加里西亚地区,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得益于本土文化和60年代意大利坦丹萨学派[Tendenza]的影响,这其中值得关注的是80年代初期建筑师塞萨·博尔德拉[César Portela]的一些作品。还有建筑师马努埃尔·加耶戈·赫莱托[Manuel Gallego Jorreto],其做为建筑师敏感的洞察力在90年代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巴斯克地区,建筑师在其作品中渗透了对巴斯克文化重新诠释的无限热情,如建筑师米盖尔·格雷[Miguel Garay]和何塞·伊格纳希奥·里纳萨索罗[José Ignacio Linazasoro]。后者在90年代进入马德里建筑学院[E.T.S.A.M.]从事教学,并在随后更加成熟的作品中进行了非常重要的革新。

公建设施和住宅,这些建筑母题以同样的方式为马德里的年轻建筑师创造了大量机会,使他们得以成熟,也使前辈们的传统得以延续。其中,建筑师马努埃尔·德·拉斯·卡萨斯[Manuel de las Casas]在集合住宅方面做出了贡献,是马德里谱系延续的新一代,其建于1980年到1984年在巴罗梅拉斯区[Palomeras]的住宅,做为奥尔加希塔斯[Orcasitas]和南奥尔加[Orcasur]区域城市设计的一部分,表达了重新建构马德里城市边界的意图。在地方自治主义意识形态的推动下,在社会住宅的大量建造中,涌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如同样在巴罗梅拉斯区[Palomeras]的住宅群,于1980年到1984年由建筑师洪盖拉[Junquera]和佩雷斯皮塔[Pérez Pita]完成,还有建筑师哈维尔·弗莱奇亚[Javier Frechilla]、 埃杜阿尔多·桑切斯[Eduardo Sánchez]和何塞·洛佩兹·佩拉埃斯[José Manuel López-Peláez]于1982年到1985年建造的住宅区。

80年代也收获了一些新一代大师的杰作,富于教育意义,如在莱昂由亚历山大·德·拉·索塔[Alejandro de la Sota]于1980年到1984年设计建造的邮政大楼,和萨恩斯·德·奥伊萨[Sáenz de Oíza]在马德里M-30高速公路边上设计建造的极其激进的住宅,引起广泛争议。

建筑师阿尔贝托·坎博·巴埃萨[Alberto Campo Baeza],运用极少主义策略的表现力强化了其纯粹的建筑语汇,发展并驾驭着理性主义的抽象,其作品如1985年建于马德里圣费尔明[San Fermín]街区的公共学校,还有在阿利坎特的奥尼尔[Onil,Alicante]于1982年建成的幼儿园,在坎博·巴埃萨身上我们看到一种独特建筑师的众多可能性,这种建筑师抵制任何宣言,专注而富于耐心,藐视任何来自“大项目”的诱惑。

建筑师马里阿诺·巴戎[Mariano Bayón]和维克多·洛佩兹·科戴罗[Víctor López Cotelo],尽管是更加现实主义的,但其建筑方法仍然是纯粹的理性至上,延续了索里亚人的地域观念。同样,建筑师安德烈斯·佩雷阿[Andrés Perea]在其作品中进行了更加表现主义的诠释和有机的表达,如1981年到1990年建造的堂区教堂,以及稍后的在马德里三曲区[Tres Cantos]的办公楼。

五、城市策略

西班牙建筑走过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四分之一,以塞维利亚和巴塞罗那的盛事-1929年的世博会为其画上句号,空间超越了对它的传统理解方式。似乎是一种必然的偶然,1992年,这两座城市又再度成为主角,极具象征意义的塞维利亚世界博览会和巴塞罗那奥林匹克运动会相继举办。虽然,一些重要的事件相继发生在90年代初,但却是80年代最后几年的建筑实践为其创造了条件。

做为巴塞罗那市政规划部门的负责人,奥里奥尔·博伊加斯[Oriol Bohigas]一上任就表达了一种目标明确且极具野心的建筑策略。“城市规划是可为的。但那些被自上而下的“战略计划”当作傀儡的城市规划是不可为的,它们依据的是过去的陈规陋习,在当下调和以进步的姿态,所谓现代的方法和形式化的操作程序,但是今天,保守的现实主义政治操纵的城市建设到此为止!”博伊加斯据理力争。并不是抽象的理论,无论普世的或独特的,而是在技术框架内的(形式上的)建筑设计相对于行政管理更具优势更有效,尤其是在大型公共项目中。巴塞罗那,从地方主义的立场出发并反对教条的形式论,灵活的运用各种途径来进行试验,来消除历史城市与现代城市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又保持着国际建筑文化的视野。在这一脉络中,出现了80年代新先锋派的一件杰作:桑斯广场,建于1981年到1983年,建筑师是艾里奥·毕农[Helio Pi?ón]和阿尔贝特·毕阿布拉纳[Albert Viaplana]。作品中综合了极少主义形式和超现实主义意境,其先锋派的这一非凡的诠释突出了该城市节点的缺陷与不足。该设计晦涩难懂且不可复制,但却是具有启发性的,它激活了相对于传统立场来说更加激进的现代主义的更多可能性。

由于奥林匹克运动会而增加的公建设施需求实现了许多好作品,如1984年在巴塞罗那的奥尔达自行车赛车场和1987年到1991年建造的巴达罗那综合体育馆,同样位于巴塞罗那,二者均由建筑师埃斯特维·鲍奈尔[Esteve Bonell]和弗朗西斯科·里乌斯[Francesc Rius]设计。还有1989年到1991年建造的艾布隆区的体育馆,由建筑师赫尔迪·加尔赛斯[Jordi Garcés]和恩里克·索利亚[Enric Sória]。

但是博伊加斯的策略有一个参照点,那就是巴塞罗那城市与海的关系,这被负责的市政部门看作是政治内容。沿海的城市延伸区块由于奥运村的建设得以成形,在其中加泰罗尼亚新的建筑文化得以体现,涌现出一批建筑师,如路易斯·克罗特[Lluís Clotet]和伊格纳希奥·巴拉希欧[Ignacio Paricio],奥斯卡·杜司盖兹[óscar Tusquets]和克拉莱斯·迪亚兹[Carles Díaz],埃利亚斯·托雷斯[Elías Torres]和马尔丁内兹·拉佩纳[Martínez Lape?a](马尔丁内特角之家,伊比萨,1986-1988),卡洛斯·费拉戴尔[Carlos Ferrater](卡洛斯一世酒店,巴塞罗那,1988-1992),罗塞尔·阿马多[Roser Amadó]和路易斯·多梅内奇[Lluis Doménech](莱伊达历史中心改造,1980-1988),这个名单还可以列得更长……

同时,城市形态的真正课题似乎在以下设计中找到了答案:西班牙工业广场,建筑师是路易斯·贝尼阿·冈切基[Luis Pea Ganchegui];木枝码头,建筑师是马努埃尔·德·索拉·莫拉莱斯[Manuel de Solá-Morales];巴塞罗那机场的新航站楼,建筑师是里卡尔多·波菲[Ricardo Bofill]。

奥林匹克运动会让传统与现代之间极具张力的争论进一步升级,而这争论,已经持续了一个世纪。

92年那个神奇的夏天,标记了一个时代的终结:面对一个未知的未来,塞维利亚的疑惑和巴塞罗那的探索都反映了一种集体的焦虑,大兴土木过后不得不接受的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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