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中国建筑业畸形现状

建筑是个大事情。无论对于社会还是个人，一幢建筑都意味着巨大的财力、精力。它一旦建成就很难抹去，而当你尝试抹掉它，又意味着巨大财力和精力的付出。

建筑折射庸俗心态

如果不是亲眼见到，你很难相信，“福禄寿”三星像《西游记》中的巨灵神一般站在眼前。 2001年，“福禄寿”天子大酒店刚刚建成，就引发一片哗然。争议持续发酵了十多年。去年，建筑类综合网站“畅言网”将其评选为中国十大丑陋建筑之一。

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副教授董豫赣首次看见这座建筑时发出感慨：“天地良心，当时我不知道它们本身就是天子大酒店的建筑，我以为这肯定是艺术家兄弟们的玩笑，而且这玩笑也不高明。”

建筑是个大事情。无论对于社会还是个人，一幢建筑都意味着巨大的财力、精力

天子大酒店是这个区域最早的建筑，此后，酒店附近建成了一个住宅小区天子庄园。对于这个奇特的邻居，一些流言也在传播，几名老者都相信，“听说这小区不干净，三座佛像是镇宅的”。

2010年，建筑类综合网站“畅言网”发起了“十大丑陋建筑”评选活动。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副所长王明贤参与了评选。“天子大酒店由七位评审全票通过”。王明贤说，上榜的理由是“太过于具象，把民间对金钱、权势的迷恋夸张地表现出来”。

在王明贤看来，“中国建筑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对传统建筑的拆除，二是建造了大量的仿古建筑。天子大酒店并不是对传统文化精神的继承，但它是中国当代建筑历史不可或缺的一座建筑。建筑是石头的历史，天子大酒店把中国当代人庸俗可笑迷恋金钱的心态刻画在了那里。”

建筑成为权力表象

一幢酷似白宫的建筑，两边是宽阔的柏油路，前面是一大片空荡荡的绿地广场。广场上没有一个人，只有升旗台的旗杆上，五星红旗正随风扬起。这一张照片的主角是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那幢因模仿美国白宫造型而出名的政府大楼“阜阳白宫”。

这是摄影师白小刺“政府大楼”系列中的一张作品。三年来，白小刺一直在给全国各地的政府大楼拍摄“肖像照”。

2009年10月的一天，白小刺站在厦门市海昌区委办公楼面前，他强烈地感受到到“壮观”和“渺小”的巨大反差。“想要穿越政府大楼的人，首先要穿过一个巨大的广场，再沿着巨大的台阶拾阶而上，如果从空中鸟瞰，就像大理石盘子上踽踽独行的一个蚂蚁。”白小刺拍下了这一幕，并且从此产生了收集“衙门肖像”的兴趣。平时只要到一座新的城市，白小刺就会去拍政府新建的办公楼。北到呼和浩特、南到深圳、东到上海、西到张掖，白小刺至今走了一百多个城市，拍了七十多张大楼照片。

这些极具特征的政府办公楼照片曾经引起热议，白小刺认为人们反应激烈正是因为从照片中看到了当代中国的基层生态。

白小刺在很多地方拍摄的政府大楼都是像“阜阳白宫”那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山寨货”。他慢慢总结出规律：山寨白宫的往往是法律系统的建筑；而在一些小的县城里，总是能见到模仿北京的痕迹。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季元振常常被邀请担任政府项目专家评审，他也常常碰到那些决策者令人啼笑皆非的决策依据，“在小地方，审美的方式很土，北京有个什么我就建个什么，而大城市的领导出过国，往往对西洋建筑特别青睐。”

久而久之，即使决策者不用提出具体的要求，建筑师们就会习惯在做政府项目投标时投其所好。白小刺的朋友李华（化名）也是一名建筑设计师，他参加过几个政府大楼的项目，对于甲方的需求，李华把握的“精髓”是：“高楼大门大广场，最好的设计就是都把气势恢宏、庄严肃穆表现得最淋漓尽致的设计”。

季元振曾经碰到过一个地方领导，要求在政府大楼前设计一个有95级台阶的楼梯，取法“九五之尊”。“在管理者眼中，建筑是权力的表象。”季元振解释说。

 “陈希同在任时，北京的房子都一定要盖个帽子，因为他喜欢”，李华并不否认建筑师做出的设计是在迎合业主畸形的权力审美需求，“谁有话语权，就可以享有独特的审美权利”。“设计政府大楼就是完成任务，没有任何建筑思想可言，这让建筑师颇为无奈。”

平民建筑匮乏症

清华大学西门有一处建筑工地，施工了好几年。一到夏天，就会有建筑工人躺在工地的围墙下睡觉。工地给这些人安排了宿舍，但是彩布包裹的工棚密不透风，就像一个蒸笼。季元振进出学校时常常看到这一幕，每每感到沮丧但又无能为力。他总会想起老师梁思成的话，“建筑是为平民的。”

季元振从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的职务退休之后就在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担任总建筑师。设计院的办公楼门口有一块铜牌，上面写着“拙匠之门”。“拙匠”是建筑界泰斗梁思成先生的自谦。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梁先生会给每一位新生讲第一堂课：“你们不要觉得建筑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是工匠而已。”1961年秋天，梁先生在讲这句话时，讲台下就坐着季元振。而梁思成的《拙匠随笔》就是季元振进入建筑系以后的启蒙读物。

在季元振看来，今天太多的建筑实现了少数人逐利的需求，但无法满足平民的根本居住需求。在建筑界四十多年，季元振看着自己热爱的事业沦为少数人谋利的工具。他越来越感觉到建筑和“平民”的本质渐行渐远，甚至完全缺失了。“建筑既不为贫民，也不向贫民开放，百姓已经完全失去了发声的权利，成了聋哑人。”

 “那些本该是公共建筑的项目，中国的百姓却没有一点参与意见的权利，甚至没有人想到公民也有决策的权利，”季元振感叹。

畸形追捧洋大师

 “到中国去！”过去十年，大批西方建筑师来到中国。繁多的项目、浩大的预算、宽松的环境，让中国成为西方建筑师的天堂。

 “西方国家已经不需要盖那么多房子”，在美国，建筑设计师Leo接到的项目并不多，美国人都认为盖房子是大事儿，开始一个项目会慎之又慎。而当他来到中国，一切都不一样了。

Leo是中国人，在2003年之前，他一直在美国的建筑设计所工作。在美国，Leo和大多数建筑师一样过着普通工薪阶层生活，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成为大师赚大钱。

2003年，Leo被派到中国，负责南京的一个项目。他惊奇地发现，中国几乎所有城市都在建大楼，只要你愿意，就会有做不完的项目。这里简直是设计师的天堂，业主也不需要项目的详细方案，他们只要一个新奇的概念，不会有人因为超预算而让建筑师修改项目，“所有的建筑思想都可以变成现实”。

没有人能够抵御中国市场的诱惑，Leo很快和朋友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注册地在美国，办公地点在北京。

之所以在美国注册，原因很简单，中国业主们更希望能雇佣一个有着外文名字的事务所。

外国设计事务所不但受到中国业主的欢迎，也受到了中国建筑设计公司追捧。本土公司发现，如果不与外国设计公司合作，他们太难得到项目。

过去十年来，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几乎没有独自拿到过项目，这个国家级设计院必须和外国事务所合作才能拿到项目。

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邵伟平经手过很多大型项目，他和国家大剧院设计师安德鲁、央视大楼设计师库哈斯、顺义机场T3航站楼设计师福斯特等世界级大师都有过合作。有的时候，他也试图与他们竞争。而在竞争中，邵伟平感到的不是设计水平的差距，而是肤色的差距。无论业主是政府还是普通开发商，都下意识地排斥本国设计师。

对于西方设计事务所进入中国，邵伟平相信，这对中国建筑行业的发展是必须的，但由于业主的不理性，“在这个过渡的阵痛期，中国付出了太多的代价”。

大概是在1990年代的中期，更多的业主选择吸引外国设计师参与一些合作项目，那时候本土建筑师和外国建筑师相安无事。外国设计师多参与的是商业项目，而像政府办公楼和基础设施等等公共项目还是“传统大院”的囊中之物。

但到了2000年以后，情况发生变化，中国市场对外国设计师的渴求越来越畸形。

几乎是从国家大剧院开始，邵伟平发现，来自政府的项目越来越倾向于选择世界顶级的设计公司来做，这种偏好甚至从一线城市蔓延到二三线城市。

 “业主越来越有明确的需求利用外国设计师的背景来做一个概念，”邵伟平经常接到项目，要求委托世界顶级公司一流大师来做设计，“这种要求也不都是错误，但表现得过于功利了。”邵伟平认为，这种功利有的时候是开发商的商业需求，也有时候是政府为了炫耀自己的政绩。在这种功利的需求下，业主并不关心最终的建筑是否适合中国的土地。

这个生意如此好做，还催生了“假洋建筑师”。

这畸形的十年里，无论是回归中国市场的Leo，还是经历中外融合阵痛期的邵伟平都见到太多盲目媚外的中国业主，太多真真假假的外国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