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造城运动的两种不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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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是几大直辖市，如北京、上海等，在中国的权力谱系中，地位显赫。“鬼城”好像是不可能出现在这些地方。而事实上，今年十年乃至二十年来，中国最大的新区，就诞生在这里。从二十年前的上海浦东新区，十年前的天津滨海新区，数年前的重庆两江新区等，无不有着明显的国家资本和行政驱动的逻辑。

与此逻辑类似，遍布各地的新城和新区，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各地资本和地方行政权力驱动的结果。

当然，正如前文所述，中国是一种混合体系，说这些新城完全是权力所造就，似乎不太公平。市场的力量，亦举足轻重。如上海浦东，其加快了长三角的开放步伐，上海乃至长三角，亦是中国市场化程度相对比较高的地方。再如两江新区，其市场化运作，亦比较成功。重庆“内陆开放高地”，两江新区就是先锋，所谓的一头在内，一头在外，以及IT产业的逆势兴起，都是借助市场的力量，并非完全靠权力。

同样，在中国市场化最彻底的地方，权力对于当地勃兴，亦起到了正面作用。世人但知广东是中国改革的先锋，深圳是中国改革的窗口和试验田。但是，当初确定深圳为经济特区，也正是依靠权力之手，向使当初深圳没有成为特区，它还有当今这么发达吗?

权力对于资源配置的干预，市场竞争催生的资源自动配置，在中国混合存在，这种体系，使中国的城市崛起，变为更为复杂，城市勃兴的路径选择也更多，在权力分配资源的体系中，可以造就一批城市，在市场竞争体系中，又可以造就一批城市。新城的泛滥，与这种混合体系有莫大关系。

东中西不同区域的新城未来

塞北鬼城，声名远播。

就个人看来，一个城市是否健康合理，需要城、人、产三位一体。而我的这种判定标准，比当下流行的产城一体，更为严格。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区之所以被人称为鬼城，就在于其只有城，没有人，也没有产。更重要的是，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产业与人口，都难以迁移而来，鄂尔多斯不是现在不被看好，而是未来不被看好。

鄂尔多斯被人诟病，是以为在未来不被看好的情况下，还把资本砸在当地，去大建城市，使财富沉没。早在几年前，我即提议，鄂尔多斯的资本，因为更多投资外地，最好是鄂尔多斯的钱，沿海的企业，去沿海控股一些企业，成为控股股东也不错。可惜，遽然得来的财富，往往没有做实业的耐心和远见。

本次城镇化战略规划了多层次城市格局，形成“城市带、城市群、巨型城市、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小城镇、居民点协调发展”的城市发展格局;没有那么复杂，说更直接一点，就是大中小城市各有偏重。

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存在一种怪相，就是城市既集中不够，又分散不够。集中不够，主要就是中东，一些城市和区域还没有满负荷，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集中不够，主要就是中部，外贸立国，使大批内陆城市塌陷，没有形成足够的吸附能力，未来，中国需要重点振兴中东部，在中东部容纳中国绝大部分人口与产业。

最近几年，东部发展减负，部分人认为，东部已经饱和，事实并非如此。纵使在最发达的东部地区，也有很多潜力可挖。广东的粤东，粤北与粤西等非珠三角的广大区域，江苏的苏北，浙江的浙西，山东的鲁南区域等，都亟需全面崛起。

就人口总量而言，中国居住在沿海的人口数量，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尚不及全球水平。而就经济实力而言，东部的占比却远大于其人口的占比。由此，东部还可有更大吸附能力。

若未来中国真的发挥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则东部的人口势必要继续增加，东部的产业，亦尚有一定空间。东部目前的大城市，将变得更大。北京和上海曾经都在规划中都设定了人口上限，结果，市场化的发展结果，总是打破了这种权力之手制定的计划。北京90年代的目标，是控制人口在1000万内，没有保住，2010年之后，人口突破2000万，又打破了计划。上海也是一样。上海曾在80年代制定规划，将人口在2000年控制在1000万左右，结果2000年上海人口就达1300万，2001年，上海有制定规划，要在2020年左右，将人口控制在2000万，结果，2010年时，上海就提前十年达到了2000万。若市场起到决定作用，则东部人口可更集中，出现更多大城市，而在国家规划中，汕头(粤东)城市群、浙东城市群的潜力若变现，将出现大批新城，这些新城，不可能成为鬼城。

未来随着中国大陆市场的统一，内需的振兴，中部崛起，亦成必然，湖北，河南等处于大陆之中的省份，将成为中国资源流动的中枢，武汉与郑州，必然崛起为中国的特大城市。其他一些中部城市，亦可有不同程度的大发展。

由此，东部出现鬼城的几率，远小于中西部，而中部的新城，有很大的希望成为一座未来之城，最值得担忧的，是西部，西部很多地方是限制开发的土地，还有三江源头，如果遵从市场的召唤，则西部人口，应该进一步迁移到中东部，兰州，鄂尔多斯等城市的大造新城，其未来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