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纳·弗莱德曼：即兴建筑不是“乌托邦”

法国老头尤纳·弗莱德曼

“街头博物馆”中彩色呼啦圈和有机玻璃盒子制成的展柜里，是征集来的溜冰鞋、面具、《周朝六舞图》等市民记忆。巨大的三面体铁架、纸盒构成的“空中城市”是凭借建筑师的一纸简单手绘说明图，由志愿者就地取材，复建而得。连一个叫作“塑造神?“的临窗展品，也是由有机玻璃夹着日常随处可见的材料――彩色塑料购物袋构成。

5月15日，尤纳·弗莱德曼的“移动建筑”展览到达上海，带来了一场本土“即兴力量”的建筑试验。这位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被称为“空想建筑家”的92岁匈牙利人，无疑是当今建筑界不可忽视的争议性人物。他的建筑实例仅有印度的一家简单技术博物馆和法国的一所中学。但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就提出“移动建筑”理论，并对之后的新陈代谢派、建筑电讯、蓝天组等实验性建筑团体产生了重要影响。现场展出的一张照片就有记录了弗莱德曼与黑川纪章交好的一幕，后者曾邀请他参加1970年的大阪世博会。

展览现场的陈列，也巧妙地体现了这位建筑师对于社会学、心理学的多重理解。置挂于墙上的不是建筑手稿，更像是寥寥数笔的简笔画，配有“所谓‘城市空间’就是建成体量之间的空隙”等解读，让不少观众直呼“脑洞有点大”。现场还摆着几张绿色的长凳，可以让人坐下来好好“消化”。不过，因为身体原因，弗莱德曼并没有亲临开幕式现场。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策展人龚彦曾是弗莱德曼在2002年上海双年展的助理，她表示：在当下的中国，重提尤纳的“移动建筑”，有着现实意义。“中国建筑语境与现代主义进程越发脱节，尤纳展可以说是一次回望与溯源。通过他的‘移动建筑’理论，几乎可以看到一个公民社会的雏形，这在中国可以启发很多可能性。”本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16日。

以即兴力量主导本地试验

2002年的上海之行，一度让身处异乡又语言不通的弗莱德曼感到迷茫。但靠着涂鸦示意，他很快与上海市民达成了有效的交流，这让他意识到图像是最为基本的功能，促使他开始创造意匠符号(诗文、绘画等的构思布局)。若干年后，他将这些符号集结成册，取名《异乡人寻路宝典》。此次展览中有一张126块羊毛织毯制作的“城市地毯”，上头书写的是《圣经·启示录》开篇。

和《异乡人寻路宝典》类似，弗莱德曼的多数理论来源对社会经验的理解，并且与“居民是城市最基本的使用者”理论密切相关。2007年首次在上海举办个人大型展览时，他就替其中的“上海计划”度身设计了一个未来城市规划。在这个名为“桥镇”的构想中，浦西外滩和浦东外滩以桥梁的形式连接，桥面上汽车飞驰;桥面下方万家灯火。

在本次展览中，弗莱德曼将主题定义为“一场即兴的建筑实验”，在即兴中探讨建筑的可能性。据两次均担任策展人的龚彦介绍，此次展览与2007年的那次最大的不同，在于加入了上海本地的“即兴力量”。“空中城市”和“街头博物馆”的搭建人员并非专业建筑师或搭建商，而是策展人和志愿者一起，在“试错”中共同搭建出从未被实现过的“空中城市”以及上海版本的“街头博物馆”。

弗莱德曼的“街头博物馆”计划，始于2004年，目前已在意大利的科摩市实现过两次。这个活动会邀请市民展示一些意义非凡的物件，可以是情感的，也可以是经验的。每个“街头博物馆”的形态都将随着环境和搭建条件的不同而改变。“‘街头博物馆’的展品是面向社会招募，取消了展品贵贱、来源的差异，以情感叙事为标准，可以说是对美术馆精英制度和‘白盒子’空间的一次颠覆。”龚彦向记者表示。

在首期的“街头博物馆”中，著名建筑师马岩松带来了“超级明星：移动中国城”，公务员陈晓峰带来了一件“手机艺术品”――这个拆掉了屏幕的手机对现代人来说不啻于一样刑具。弗莱德曼的外孙女朱丽叶?波隆斯基也欣然提供了一件7岁时所画的“外公尤纳?弗莱德曼的肖像”。至展期结束前，博物馆将每周邀请20位参与者加入这项活动。

以乌托邦理念反哺现实主义

展馆的七楼，是高技派代表人物伦佐?皮亚诺回顾展的空间，摆放着大量精致的建筑模型与整齐划一的展品。他的代表作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微缩模型前，总是聚集了最多的人流和关注。鲜为人知的是，1970年蓬皮杜中心立面设计竞标时，弗莱德曼也投交了一个零立面的方案，希望美术馆能够为不同展览改变形状，建筑的外观也随之变化，与皮亚诺精英式的方案形成了强烈对比。

早在弗莱德曼刚刚提出“移动建筑”理论时，他就质疑当时的权威勒·柯布西耶“人们必须学会如何在我设计的房屋里生活”的论调，反其道而行，提出“建筑师必须向住户学习，使用者决定建筑和城市规划”的主张。

弗莱德曼曾在《为家园辩护》一书中解释，“移动建筑”最伟大的发明就是“建筑的能力”，适应连续行为变化的能力，继而适应使用者喜好变化的能力。体量、墙体、屋子的位置不再因它们的不可变性而与使用者作对。“想象一栋房子就是想象整个世界。”

“空中城市”便是他最著名的乌托邦方案，也是此前众多理念的综合体。这一设想曾影响了许多人，但几乎没有人能够将之付诸实践。在展馆的一楼，一个15×9×4.5米的大跨度三面体网络框架悬空于地面，个体住宅以纸箱的形式穿插其中。一定的“规则”确保每户人家对采光、私密性和便捷性等的需求。墙上的解说中写道：“空中城市”的本职是空间框架结构的社会化。

在龚彦看来，弗莱德曼总是不遗余力地与主流建筑圈疏离，这种刻意为之的距离伴随着必然的孤立，迫使他本能地启动生存法则――去发明、去创造。“他用简明易懂的绘画，手绘了一本说明手册，教人们如何从零做起，利用身边便宜易得的材料(甚至建筑废料)来搭建家园，以及进一步从事农耕，解决粮食问题。”1980年，弗莱德曼受英迪拉?甘地邀请，在联合国大学副校长的帮助下，着手成立了自理科学知识交流中心，为贫困地区未受教育人群制作连环画形式的生存技能手册。该协会持续运行了8年，后因资金不足而关闭。1992年，他获得联合国人居奖。

弗莱德曼还提倡建筑的低价性，反对金钱和建材的浪费，主张像家庭主妇一样以最小成本做事，主动发现和解决问题。在印度的简单技术博物馆，他使用的材料是竹子和铝箔，每平方米的造价仅为两美元。“从这一点来看，弗莱德曼可以说是非常现实主义，他提倡的观点是具有普世价值的。”龚彦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