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中国未来30年城市化的发展

哈南·雅各比：农村转型和城市化之间有紧密的联系

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86年，想收集一些数据。当时，只有1/4的人口居住在城市，现在50%的人口为城市人口。显然，农村转型和城市化之间有紧密的联系。

现代化、结构转型、农村转型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广泛存在的现象。这意味着劳动力从传统农业转移到现代产业。在美国只有2%的劳动力从事农业，有82%的人口是城市人口。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经济现象呢?

结构转型的分析有一个范式，主要集中于探讨两种力量之间的点相互作用：一种是农业生产率的增长。 同时，存在恩格尔法则，也就是说，当人们的收入增加的时候，他们花在食物上面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会越来越小。这意味着相对于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对食品的需求越来越少。因此，农民们被迫离开了农业，农业已不再需要这么多的农民。他们将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

这就是我们简单的结构转型理论，至于如何转移到了现代经济之中，这依赖于农业的增长速度，也依赖于人们学到制造业所需技术的快慢。所以，人力资本积累在这个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这个理论也有许多问题，比如人的问题。在这个模型中，城市都是相同的，每个城市没有自己的特殊之处。我们找不到为什么人们转移到城市的原因。而城市化正发生在中国。传统理论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农民工转移到城市的原因。

城市是新居民学习现代工业所需新技术的地方。农民工转移到了城市，农民在离开农村的时候并不掌握城市所需的技术，但他们在城市里学会了如何使用现代科学技术。随着技术的积累，他们学习速度也会加快。在现实中，也许农民需要花上很长时间才能学会现代技术。但我们现在讨论的是长期发展。这个模型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说明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城市会更加吸引人，聚集越来越多的农民。

从这个意义上，政府在调整政策的时候，要允许这些过程发生，消除过渡阶段的阻碍，因为这个过程是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对中国而言，要让农民可以自由买卖土地，以适应城市化的进程。

徐立新

徐立新：政府应该做很多事情

当人们谈到为城市化融资的时候，他们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他们需要多少钱来进行城市化。我想换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首先需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但我也想强调，政府的确应该去做很多事情。比如，使政府的财政行为更为透明，给各级地方政府适当的财权与事权，让国有企业提供更为透明的财务信息，保护投资者和公民的权利等。

就金融系统而言，中国是以银行为主的经济体。银行的覆盖率，资产规模等方面确实非常强大。但从另一方面而言，银行也面临着许多问题，比如缺乏竞争。

与银行系统相比，中国在股市上面遇到更多的问题。虽然中国在股市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比如股市的快速增长，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参与都在增加。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股市有着非常大的波动。从2000到2005年，股市价值损失了一半;从2007到2008年，股市损失了3/4的价值;2009年到2010年，其价值再度下跌。

在公共财政方面，重点是1994年的财政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取得了一些成就，比如逆转了税收收入/GDP和中央财政收入/财政总收入下降的趋势，并建立了良好的基础设施，推广了9年义务教育等。但另一方面，分税制改革也带来了很多问题。首先，地方政府对非预算收入的依赖使地方政府的的软预算约束问题更加严重;其次，目前的分税制也带来了巨大的地区收入差距问题。 目前户籍制度的限制也使城市内部居民对公共服务的享受差距巨大，而这也不利于提高中国国内消费。

当前中国不可持续的过分依赖土地财政的情形也是分税制造成的后果之一。土地出让收入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最重要的预算外财政收入来源，与土地相关的税收收入占县级政府财政收入17%左右的比例。地方政府也用土地作为向银行贷款的抵押，以此来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这导致的结果是，地方政府只看重短期后果，而经济增长也演变为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

当前的干部评价体制对宏观经济也造成了重要的影响，这种管理体制鼓励经济增长却不注重环境保护。环境支出占GDP的比例在不断下降，而基础设施投资支出占GDP的比例却不断增加。

根据2000年到2009年的数据，我们发现，虽然环境保护支出对环境有明显的正影响，但城市支出却严重向交通基础设施支出倾斜。这是因为在交通基础设施上的投资与GDP、土地价格存在显著的正影响，前者影响市级党政干部的晋升，后者影响政府的卖地收入。相比之下，致力于改善环境的环境支出与干部的晋升并不相关，对当地的GDP和土地价格影响也很小。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如果环境质量与干部的晋升概率相关，那城市在环境改善方面的公共投资就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