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起鹏：每个“神奇”的背后，都带着对“成规”和“因循”持久的对抗

朱起鹏，神奇建筑研究室主持建筑师

Q1: 您本科取得的是经济学学士，研究生转向建筑学专业，这种专业上的复合化，会如何影响您的设计和对建筑的思考呢？

刚读本科时，专业课老师说：“每个人都得学点跟经济相关的东西，因为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的学问，你不懂点，那资源就配置不到你这来了。”

要说经济学的知识在建筑设计上有什么用，这很难讲，因为那些专业的知识点我也不记得了。但就像曼昆（N.Gregory Mankiw）说的：“经济学在帮你理解世界运行的规律”。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经济学的确是个非常好的工具。

比如一个我讲了很多遍的例子，2012年我们开始观察北京旧城的宏恩观，那本身是个庙，解放后占用做了工厂，后来工厂改制，这里又混入了菜市场、酒吧、高级会所和live house。2012年底，我们看到了一个多样混杂、生机勃勃又充满随机性的结果。这个结果我们可以用建筑学的工具去记录，但它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呢？是什么促使不同的社会阶层在这一方小天地里相互博弈、彼此塑造、最终和谐共处且生产出如此有魅力的空间呢？这个传统建筑学恐怕不容易解释。

很多“迷人”的房子，它展示的面相不仅是建筑学的，更有关于城市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流行文化的东西。宏恩观的案例我观察了10年，它一直伴随着北京城市社会的发展迸发出新的面貌，绝大多数都是传统建筑学视角之外的，但是它们真实发生在建筑的世界里。

到现在我也很难说到底是经济学或社会科学，在这些观察里起了多大的作用，因为我本身也不是个经济类专业的好学生。但当代建筑学的研究根基肯定不能完全建立在本学科的范围内。我也看到过很多建筑学者，尝试用跨专业的工具来分析问题，虽然这些动作可能在对应专业看来，比较初级甚至稚嫩。但这的确昭示着某种方向，几百年来所谓建筑学的架构也正是在这些震荡和自我拓展中实现的。

Q2: 怎么会想到把工作室取名“神奇建筑研究室”？经过这些年的实践，您觉得工作室做到像一开始想象得那么“神奇”了吗？

2017年起这个名字时，就是觉得很好玩，希望带来不同于传统的工作方式。那是个突破陈规的时代，新工作室起名字都挺邪乎的。起这类名字需要心理比较强大，到今天还是有不少甲方觉得叫不出口，或者怀疑我们开不出正规的发票。

“神奇建筑”出发点还是跨学科的思考和创造性的解决问题。我们希望拿出的作品，能让人心中发出“哈，原来这样也行”的一声小感叹。这个要求其实挺高的。在一些项目上，我们应该是实现了。

但建筑设计并不总是意趣盎然的，它需要大量繁杂甚至重复性的工作去支撑最后的结果。每个“神奇”的背后，都带着对“成规”和“因循”持久的对抗，和对细节的不懈坚持。

“神奇”不一定是很另类的形式表达，它的核心应该是高强度的思考和充盈的好奇心。“神奇”的标榜像一个宣言，又是一种提示，甚至是警告。让我总是去检视自己的工作，是否能与这个有趣的名称相衬。

 

Q3: 中国院的大院工作经历，对您有哪些影响？

我的正规建筑教育，只是在天大读的2年研究生。读书时也不算认真，连一天的实习都没有。所以我从一个建筑爱好者变成职业的建筑师的过程，是在中国院完成的。

2010年进入中国院，我工作了5年，前后参与了四五十个项目，主要是做方案，这种强度下，如何理解场地，如何选择策略，如何形成方案，被迅速训练出来了。这是段珍贵的经历。但某种程度上讲，也形成了路径依赖，这是值得我自己反思的。

大院是很有集体主义特色的地方，那时这里汇集了行业中最优秀的人才。那种巨大知识平台的宏阔感是非常震撼的。我记得那时去食堂吃饭，要穿过一条长走廊，墙上挂着中国院设计的各大知名公共建筑，大厅的尽端还有50年代戴先生作品的精致模型。一路上还要和各个工作室各个专业，在职的、离休的不同同事打一遍招呼。一顿饭吃完，感觉见识了半部中国现代建筑史。

但大院又是内向的，很多优秀的人才和成果都习惯于内部交流。一些优秀的作品也不急于拿到公众语境下去讨论。我目睹了中国院当年英姿勃发的盛况，那是与中国大基建高潮相伴相生的。有点可惜的是，那时一些非常优秀的思想和实践并没有被外部所认知。

2013年-2014年，我参与了丝绸之路（北庭故城）和土司遗址（海龙屯）的世界遗产申报工程，不单是设计绘图还要下工地驻场。那时条件比较极端，十几公里的山沟里，诺大的施工面，只有我一个设计在现场。那时的我基本没有经验，但从建筑到景观，从结构到水电的现场问题，几乎都要我来处理，每天差不多都是崩溃的。但也正是这段时间，我才知道了房子是怎么盖出来的，各种突发状况要如何面对和解决。

我很感激当时的领导于海为总建筑师。对于一个大院建筑师来说，拿出几个月专注在偏远小项目上是相当奢侈的。读书时老师总说，一个建筑师对材料的认知和最初的尺度感，来自于他第一个房子。这两堂建造实践课是我职业生涯的转折点，让我真正开始了解建筑的全貌。

 

Q4: 最近在做哪些项目？

我们最新的项目位于北京郊区一个风景区，离长城不远，17世纪著名的文学家纳兰性德曾在这写过一首很美的词。项目的核心内容，是把一个破烂的工棚改造成时下流行的户外营地服务中心。项目在山间台地上，原有工棚的轮廓限制了它的平面，但我们仍然希望塑造一个沉静的“山殿”，就像那种千百年来点缀在北方群山间的寺观行馆。它们与自然相处融洽，但又形成了自己的小环境，它重新组织起与各种地物之间的关系，并且成为人们体验风景的工具和媒介。

 

Q5: 能分享一些，您和业主之间有趣的经历吗？

素人皮具是我们服务了3次的业主，从2018年的五道口店，到今年相继落成的祥云小镇店和国贸店，像一对长期陪伴的朋友。素人是一个原创的皮具品牌，他们的产品设计很有品质，对自己的店面也有很多想法。给产品设计师做空间设计，这个过程是复杂的。因为大家都是设计行业的，看似拥有一定的共同语言，实际上我们又在不断尝试说服对方。这是一个寻找共识的缓慢过程，但也正是这个有点痛苦的过程，可以让意外的火花迸发出来。

在项目告于段落后，素人自己的媒体老师还对我们进行了一次访谈，想让彼此都倒倒苦水，我觉得那是这一年最松弛的一次访问了。访问结束时，素人的老师突然很想看看建筑师的书包里都装了什么？我一下子很紧张，因为我包里还有半个我媳妇前天塞给我的烧饼。于是把我同事金泰霖建筑师推了出来，他们把金老师包里的物品一件件掏出来，当他们掏到一个巨大的灯泡时，所有人都乐不可支。一个正常人怎么会在包里放一个灯泡呢？

可能在人家看来，建筑师就是这么一群奇怪的人，你永远不知道他们脑子和包里装着什么。还是要感谢我们的业主那么包容我们，接受我们奇怪的工作室名字，漫长的周期，时不时冒出来的自我修改。也是这些可爱的业主，让我们能一直保有对设计的纯真和对新事物持久的好奇心。

 

Q6: 在工作室这些年的实践中，有哪些作品让您印象最深刻？

说一个非建筑类项目吧。2020年，我们和Roca Beijing Gallery合作了一个展览，名字叫《前门大街的时间拼图》。我们与影像艺术家朱雨蒙合作，利用ROCA画廊朝向东直门外大街的巨大屏幕，展示了前门大街不同历史时期的街道图像。由于那个装置非常特别，屏幕映像和周围的街道景观几乎融合在一起，所以当前门大街1955年的历史照片和2020年的动态影像交替出现在屏幕上时，产生了一种类似海市蜃楼的效果，街道上的行人都仿佛被拉入奇特的时空重叠之中。

同样一个主题，2021年我们又在深圳的展览上重构。这次换到一架类似传统西洋镜的装置里，人们通过小镜头窥探街道的影像，而装置外部则陈列满了各类前门大街不同历史时期的实物用品。人们在深圳这个遥远的 “异地”，通过各种物品和虚幻的街道景象，重构了人们对一条所谓历史街道的观看经验。

又想到您刚才问到关于“神奇”的问题。如果说“神奇”是一种认知和提供答案的方式，这两个小玩意儿应该是挺神的。

我们是个很小的事务所，做成的房子也都不大，但是我们很喜欢讨论一些大的城市问题，比如如何看待城市的历史遗产，又如何评判我们对历史街区的改造。我们的讨论的并没能给出答案，但是我们的工作，也许能让人们去发现这些“问题”的不同面相。

比如历史街道在城市中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建筑手段能不能塑造的“新”的历史街道？

Roca北京的展览中，有些老人长久的徘徊在展厅之外，他们透过高大的玻璃幕墙凝视着室内巨大led屏上的老街景照片。他们其实并不会走进画廊，当你邀请他进来时，他们还会害羞的躲开。但当一切归于安静，他们又会凑过来，领着孩子或老伴儿，在那些有点陌生的图像间，指点着自己儿时的乐园。

 

Q7: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行业内卷，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神奇工作室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怎样呢？

行业内卷可能对大的设计机构影响比较大，我们这种小作坊反倒在这种变化中比较钝感。不过2020年疫情刚爆发时，确实会陷入一段非常清闲的时间。

我还记得那时只有一些私宅改造的委托会找过来，这其实是我们很少接触的领域。但当时也没什么其他选择，所以我们就真的做起了“家装”，还是电视上总播的老房改造那种。

接触下来发现很有趣。比如北京这座城市，我们习惯性认为人们要不居住在四合院，要不就是住在住宅商品化之后的现代公寓楼里，其实北京的高速建设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在住宅商品化之前（90年代末），北京已经产生了一大批不甚完善的高层住宅。它们上承苏式筒子楼，下启新式单元房，涌现出很多奇奇怪怪的户型。相当一批北京市民就住在这样的建筑里。它们多数没有宽敞的客厅，厨房和卫生间也很局促。最要命的是，由于唐山大地震的影响，这些房屋的隔墙几乎全部由混凝土浇筑，内部界面几乎没什么改动的可能。

我们新完成的博物家2号，就是这样一处僵局中的老式小三居。如何在这螺蛳壳里做好道场，如何让这“过时”的空间，适应新的城市生活方式，是个有趣的挑战。

于是我们从当代北京城市家庭的人员组成开始分析，推演出一个换房周期内，这个家庭的空间需求情况。从居寝尺度到活动娱乐，再到储物收纳甚至是垃圾生产和爱好培养。在80多平米的老式住宅里重新建构了生活的秩序。

回到您的问题，神奇建筑研究室如何面对行业内卷。其实我们本身就很内卷，我们工作的方式就是一种内卷的工作方式。用脚想也能知道，这样来操作一个家装是有些小题大做了。但这就是我们方式。换句话说，脱离了这种方式，神奇建筑研究室的意义就不大了。所以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在这样创作状态下，比较好的活下去，这显然需要点智慧。

 

Q8: 工作室在喀纳斯和湘西的运动营地项目，进展如何？这会是工作室未来的主要关注点吗？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和XTRAIL-远征探索合作。喀纳斯、湘西以及最近即将完成的长城营地都是其中的项目。最早构思的喀纳斯探险公园从2018年就开始筹备了，不过这几年大形势还是对于运动营地建设有了不小的冲击，其中一些项目的节奏也趋于放缓。不过这倒是让我们有了更多时间去思考和完善。

这两年户外营地特别火，京郊的农民伯伯在自家农田里支个帐篷就开始卖露营位了。我们也在考虑运动营地的迭代与进化。不同于传统的户外支持设施或者郊野酒店，我们希望把对地域与乡土的诠释融入其中。这些营地将不只是猎奇的旅游设施，更是植根于在地风土的空间接口。

今年秋天，我们位于苏州太仓的长江林场项目已经开工，一个别致的湿地认知馆将成为人们进入长江湿地探险公园的第一站。我们以长江三角洲在史前时代就已出现的高架长屋为原型，在经过人工力调整的泾浜体系中重建自然的威力。希望人们能凭借它，重新开启对自然力与人工力博弈下的长江三角洲的认知。

 

Q9: 再给您一次机会，您还会选择从经济学转向建筑学吗？

可能还是会转，毕竟要躲开高等数学。但学建筑前，如果能加读个考古学、美术史之类的会更好玩吧，当然前提是我得能考上。

 

Q10: 您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什么期许吗？

前段时间，我们有个重要的项目在进行报规，方案我们花了很多心思，专家会也给出了好评。但我们的房子还是和审批部门的惯常认知有所不同，而且对报规流程的不熟悉也加深了人家的疑虑。相关工作人员特意对我进行了背景调查。然后向业主指出，这位主持建筑师本科可不是学建筑的，专业性上您要注意。

听到这番话，我也是一愣，如果是20多岁时，我会非常气愤，还是恼羞成怒那种。但现在，我倒是挺能理解人家的顾虑。盖房子是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协作，从构思到深化，从图纸到落地，既要协调各方关系，又要处理棘手突发的问题。这能力虽然不是多读几年本科就能学到的。但工程项目里，肯定没有人愿意为他人能力的潜在风险埋单。

好在我们的业主依然非常信任我们。那次经历后，我就在想：神奇建筑研究室，不该只是一个带有理想主义和猎奇质地的标签，从新奇有趣到专业可靠，一个坚持着自己兴趣和工作方式的研究型工作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我今年38岁，按说已经不年轻了。要知道民国时代的平均寿命才35。人在年轻时会给自己画各种大饼，然后变成输送到大脑里的多巴胺，这是有助于他成功的。稍微年长一点，开始认识到有些事可能是你做不了的，这时你可能才开始慢慢自由。所谓对未来的期许，就是徘徊在不断给自己画饼又能时刻认识到自己的局限之间吧，那我还需要再感受一下。

 

作者简介

 

朱起鹏

1984年生于天津，湖南大学经济学学士，天津大学建筑学硕士。2010到2015年任职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2017年与王冲、王斯迪联合创办神奇建筑研究室担任设计主持人至今。现为中国古迹遗址协会（ICOMOS CHINA）会员、中国文物学会会员、工信部工业遗产保护专家组成员。

作为城市研究者，长期关注当代城市问题。2013年以来，陆续发表多篇建筑与城市研究相关论文，同时长期给“大象公会”等自媒体平台供稿。2018年至今，以《北京私搭乱建局部史》（一席演讲）、《如何杀死一个菜市场》等公众演讲，引发公众对于当代中国城市现象的思考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