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我们这一代

创作的出发点

王辉：承孝相先生提供了一个样板，我们这一代才有了参照。我觉得承孝相先生这一代把对建筑的理解放大到了民族、文化、公众，甚至社会责任感以及价值观等的层面。忽然间想到这代人心情应该极度平静，不会像张允圭先生这样戏剧化、个性化。承孝相先生做建筑可能把一个贫者的美学都解决了，说到这些的时候自己非常平静，但是回归现实的时会显得比较空洞。一个问题似乎解决时，蓦然回首又觉得什么也没有改变，希望另外一拨人提出新的问题，这是我对承先生的理解。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现在要反过来看，他们这些人之所以不从空泛的理念出发，反倒回归自己内心的出发点。我想借此机会先让两位韩国建筑师谈谈他们各自的出发点是什么。如果按我现在的定义，他们这一代属于迷失的一代，他们如何在这种迷失中重新找到自己出发的坐标原点。

曹敏硕：承孝相先生可能在精神层面更有背景，而我们则更实际一些。承孝相先生起到一个先驱者的作用，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于他们这个年代的建筑师来说，现实的道德主义可能比理想主义更重要。承孝相先生是自上而下的普适性问题。在我们这个年代，由于看外面世界的机会比上一代人的要多得多，所以我们这一代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更强一些。在二十年前，“贫者美学”这个概念非常具有先锋性，但在现在这个时代可能已经不太适用。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并不是很希望造成社会影响或者是宣传性。我现在想干的主要是在一些特定的环境里创造一些特定的事物，而不是一些机械化的、重复性的工作。在经济化的社会发展条件下，大家慢慢的转变成机器人，但我们还是要感觉到自己的热情和对于灵魂性东西的追求。我觉得，虽然张允圭先生一直在绝望地追求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梦想，但是他这种精神很让人感动。在这个时代下你必须要相信自己、拯救自己，你才能够接着拯救这个社会。

张允圭：承孝相先生对建筑有独特的见解，他对怎样组建整个城市更感兴趣。每个建筑师做什么样的作品是他个人的事情，但是打造一个城市不仅需要建筑师，而且还要有政府官员、文化人、开发商等各个领域的人参与。韩国的很多城市没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方针，因为搞政治或者搞行政的人做建筑时，对城市没有准确的理解，做不出一套整体的计划。打造一个城市，建筑师要通过什么方式介入这个过程，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现在韩国欠缺的是一个以政府层面去培养下一代建筑师的社会体系以及系统。

赖军：什么是创作?我们做设计跟上一代建筑师的关系是传承还是其他?我们更关注当下的一代建筑师所处的社会环境，很多观念跟二十年前很不一样，甚至完全是颠覆性的，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传承原有的思路和方法。可能很多人也完全否定我们这一代做的事，也许这就是发展。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一代建筑师所谓迷茫或者说找不到方向其实是很正常的。换句话说，什么是方向?我们以前在学生时代被灌输的思想类似一种公式，在当时是好的、对的，但现在恰恰不是。承孝相先生将“贫者美学”上升到了一个哲学的高度，我也在想当今社会不仅仅是需要“贫者美学”，可能更需要一些丰盛的美学。正如李兴钢所说，商业建筑很难用“贫者美学”来体现，因为城市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应该用不同的方式来做。

但是我仍然有一个疑问，站在哲学的角度，承孝相先生对事情的入手点跟西方还是有很大差异的，但我看到的是他的分析方法、形式和手法实际上还是很西方化。中国建筑师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传统没有延续下来，我们接受的建筑教育其实是纯西方化的。现在所有的手法都是从形和体上去研究，它可能不是我们的传统思路，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找到一种更好的方法，这也可能恰恰是我认为需要改变的地方。因为现在我看到很多建筑师不管他所阐述的思想多么不同，但是真正呈现出来的方法和形式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这一代建筑师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做一些尝试，寻找到一些新的答案。

李兴钢：承孝相先生企图用“贫者美学”代表“空间”这个关键词，他试图打造一种普适的建筑价值观。到了新的时代，一方面承孝相先生这样的价值观不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另一方面，年轻一代也有自己的愿望。今天这个时代是一种多元的、更强调个人的时代。他们的个人特征很明显，比如说曹敏硕先生就很清晰，他的判断精准而坚定，就像他最后说的，“先拯救自己才能够拯救世界”。我的认识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尊重个人。那么，这些非常多样的个人是不是也需要某些基本规则把他们组合在一起?这个基本的规则是什么?是每个人血液里流淌的文化基因?还是每个人基本的工作方法?等等。我们是不是需要有一些这样的规则，使得这个共同体有质量，同时让生活在共同体里面所有的人的生活也有质量?

曹敏硕：我是一个以西方教育为主的建筑师，因为我之前一直是在美国接受的教育和实践工作的，但是即便如此，我也完全是通过自己的工作和实践来进行理论的积累和验证，而非进行任何学术化的理论研究。我把建筑比喻成围棋，每一步棋都有其他因素对原来构成威胁，我们能做的就是在这个棋盘上的另一角开辟一个新的天地。每一个项目就像是一个棋子，里面每一个棋子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最后终会形成一个大型的基于理论之上的建造，而这些建造都是由之前的逐个项目堆积而成。

我定义了一下自己在近期这个建筑时代的位置，我觉得自己绝对不是像扎哈?哈迪德或者是像弗兰克?盖里那样的建筑师。我并不希望自己做的都是地标性的、受外人敬仰的建筑。我们事务所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项目。但正是因为每一步棋都非常重要，每一个项目所关联的周边以及它存在的缘由都非常重要。因此，找到建筑周边存在理由的联系，而不是这个建筑本身所带来的地标性的影响，才是我个人想要追求的建筑梦想。

从我个人在这个时代的建筑角色来说，我觉得正好我和张允圭先生两个人可以反映出这个时代多元化的影响。我在美国和欧洲工作过很多年，理所当然会体现西方的一些想法和主张;但张允圭先生是没有出国留过学的，然而从他的建筑风格可以看到现在多元化社会下西方的影响，尤其是他建筑体量和形体方面都体现出非常全球化的姿态。在全球化影响的时代下，我作为一个受到多方教育的建筑师，也希望可以找到本土化的设计方向。因为要在一个非常理想化的环境中设计是不可能的。建筑是在社会里的，如果这个建筑要想体现社会的形态，必须要找到当地的特性，同时适应全球的社会形态发展。

对未来的认知

王辉：所有人的故事除了所谓渲染式的宣讲以外，最终还是要落实回到如何通过建筑具体的工具和技术，以及建筑历史所赋予我们的来实现自己的宣言。通过我个人的解读，我理解的曹敏硕先生是通过大量的作品探索回归到一个终点。反过来张允圭先生通过一系列的探索路子越走越宽，建筑给了很多可能性，他的建筑手法是现当代的。如果说建筑是一支笔，可以写各种各样的篇章，那么，曹敏硕先生逐渐在撰写专业文章，而张允圭先生反而走了文学家的路线。

李兴钢：如果我们不能够找到一种新的普适的建筑价值观或方向的话，不如回归建筑本体。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在建筑的本体方面有自己的创造性的工作，我们仍然有可能把建筑向前推进，而且在个人化的工作过程中，反而又可能会形成某种共同的意识。我个人觉得文学化的道路至少不是我个人擅长的。因为建筑在我看来并非文学。

赖军：不同的建筑师有不同的代表方向，比如承孝相先生是从更宏观的角度、从哲学层面思考接近于本源的认知给反映在建筑之上。我更愿意把他看做哲学家，所以他写的是哲学类的“书”。曹敏硕的项目有技术的回归，比如说有结构探索，这更像是科学家，他写的是科学类的“书”。建筑师像艺术家，艺术本来就是各种各样，所以灵感的来源也不限于某一种固定模式，有很多项目都是捕捉于稍纵即逝的灵感，因此应该还是从艺术的角度多多探索。恰恰因为如此，每个人做的工作都有独特的意义。当各种种类的书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会给更多的人以更多的价值。

曹敏硕：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建筑师写了一部著名的作品，他说现代化的建筑进程如何在科学界和技术界有深刻的影响?如果做一些绿色建筑，单单只是靠社会学或者是科学来推动是不可能的。在现代社会之前，其实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等都是多样化的艺术家。我为自己解释一下， Mass Studies的Mass不仅在物理上有意义，而且在社会上、经济学上也有意义，比如说广义上的经济学、广义上的社会学等等。

张允圭：现代建筑受其他领域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我们怎么选择这些影响。我也不知道自己选择的是不是最正确的，但是我是为了改变社会以及城市而工作。所以，我觉得不管这个建筑作品通过什么样的科学流程出现或者是通过即兴的灵感涌现，只要是能改变这个城市或者这个社会的，都应该得到发展。

孔宇航：曹敏硕先生用建筑书写他个人的历史。他抛开理论，通过一个一个建筑作品和人生的历程体验和实现来完成他对建筑的认知。而张允圭先生正好相反，他花了十年时间写“书城”这本“书”，最终实现了冲破承孝相先生独有的体系。这都是对本真的一种清醒认知。一个学术论坛的价值是使我们在茫茫大海里面突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从而更深入的思考建筑，从这一点来讲这个学术论坛是成功的。

王辉：总结一下今天的研讨结果——第一，是以承先生为代表的上一代人如何为当下的一代人打开一个新的空间;第二，是当下的一代人如何在这个空间里面找到自己的坐标;最后，在走向目标的过程中各自找到了各自的工具。

我想引用张允圭先生用过个的一个词叫“俄尔普斯的一瞥”作结。俄尔普斯是一个伟大的音乐家，娶了一个很漂亮的妻子，可惜他妻子被毒蛇咬了，他想到阴间感化冥王。冥王说给你一个条件，踏过冥河的时候，无论他妻子说什么话，他千万不能回头，俄尔普斯就答应了。他一路走，他妻子在背后一直喊他，他坚定的不回头，可惜离岸就差一步的时候，他实在忍不住回了头，他妻子一下子又回了阴间。我想说的是，韩国建筑师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路，我希望他们尽力往前走，不要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