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杰：体验和感受是城市与建筑设计的基础

张杰

ZHANG Jie

1981—1985天津大学建筑系本科

1987—1991英国约克大学建筑学博士

1992至今，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后、教授

2019至今，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

张杰老师曾出版《中国古代空间文化溯源》等专著多部。主持完成陶溪川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美术馆、陶公寓等工程，福州三坊七巷遗产保护及南后街更新、南京老门东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更新等。

曾获中国建筑学会科技进步一等奖，UNESCO遗产保护创新奖，文化部创新奖，多项全国规划、建筑、景观设计类行业一等奖。

 

AP / 自求学和踏入研究领域起，您就与老城、历史保护区的规划与整治结缘，之后又深耕建筑遗产保护领域。这个专业方向的重要性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得到了充分的认可，但35年前国内城市的大规模建设都没有展开，您最初选择该专业方向是出于兴趣，还是受其他力量推动？

张杰

我于1981年进入天津大学学习建筑学，当时国内建筑教育的主流是学习和模仿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现代主义思潮和经典建筑的理论与设计手法，后来开始逐渐接触一些关于城市更新的理论和实践。但当时的学习资料很匮乏，只能接触到有限的翻译文章和原文专业书籍，大部分信息主要是关于建筑设计本身的，有关文化、哲学、社会因素的讨论非常少。

1986年下半年，我在天津大学完成研究生第一学年的学习之后，幸运地获得了第一批公派出国留学的机会，随后在英国约克大学进行了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学习。英国是世界上最早经历工业化和后工业化进程的国家，很多城市遍布老旧的工业建筑，同时又保留之前的古代建筑和城市的痕迹。我读书、生活的城市约克是一座古城。这段留学经历让我脱离开专业的视角，从一个来自遥远东方的普通学生、一个对当地文化几乎毫无所知的外来者的角度，感受陌生城市的建筑和环境。

刚到约克大学的时候，我居住在郊外新校区一处建于20世纪60年代的预制式学生公寓里。以我们今天的观点来判断，这样的校园规划和建筑设计应该是非常新潮的。但我生活在里面却觉得特别寂寞，鲜有与别人交流的机会和场所。后来我搬到老城里的校区附近由老房子改造成的学生宿舍，才增加了与来自不同文化的各国学生的交流，出门便可感受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与最初在新校区的经历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反差促使我开始思考城市设计和历史的关系，也为我后来关注城市遗产保护和更新利用，奠定了一个难得的感性的基础。

有一次我和同学跟随导师去谢菲尔德考察公园山“Park Hill”社会住宅项目。1945年，谢菲尔德这座钢铁城市为解决二战后城市住宅短缺的棘手问题，委托史密斯夫妇为低收入者设计了这个设施完善的现代主义高密度社区。4座长排高层住宅中包含近千套公寓，每两层叠拼的跃层公寓之间都设置了大约10英尺宽的空中廊道，这样母亲们可以在廊道上看到自己的孩子在楼下玩耍，这个富有革命性的设想体现了设计者良好的社会意愿。但1960年代初项目建成之后不久，英国就遭遇了钢铁工业的崩溃。由于物业管理不善，建筑表面的混凝土开始逐渐风化、剥落但无人修葺，谢菲尔德的失业人口曾一度达到当地劳动人口的1/6，公园山成为了城市衰落的象征。在现场参观的过程中，我几乎没有从建筑专业的视角去观察那些富有创造性混凝土构件是如何被设计和建造出来的，反而深刻感受到当地居民忧郁的眼神和愁苦的状态，以及整个环境的压抑感。

类似的经历也发生在伦敦，当时我去伦敦常去东区一位学社会学的朋友家借宿。每次走出地铁站都要穿过一片在上世纪50、60年代进行大规模城市改造时建设的高层住宅，居民以有色人种为主。成片的高层住宅像孤立的幽灵一样站在草地上，偶遇的路人看上去大多是社会底层的无业游民，一种“无人区”的危险感和恐惧感包围了我，给我深刻的冲击。

当然，也有一些积极的案例。在英国的一些被激活的传统街巷、荷兰阿姆斯特丹老城改造项目参观时，我感受到了安全、舒适的空间氛围，在街区里活动的普通人呈现出一种快乐和幸福的状态。这样的所见所闻让我反思：我们在国内努力学习和推崇的现代主义经典建筑，如果真实的城市背景中毫无人气，设计的初衷就会走向它的反面。而当更新和历史街区恰当结合，创造出怡人的环境，可以激活当地的空间活力和社会生活。在这些观察和思考中，我发现了自己非常感兴趣的专业方向。

恰好当时约克大学的建筑保护课程是欧洲范围内规模最大、师资力量最为雄厚的。我阅读了很多城市设计相关的书籍，包括对近百年来现代城市和建筑的批判性思考，与导师深入讨论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不是局限于单纯的建筑保护，而是对整个街区、城市的复兴和活力的思考。我个人的经历，是一个年轻人通过自己对于现实生活环境的感受，再加上一些学习思考，逐渐确定专业方向的过程。

 

AP / 基于您在该领域的研究，国内的政府、学界和社会大众对历史建筑、遗产保护的认知与态度是否经历过某些重大转变？

张杰

我在遗产保护领域工作30多年，见证了这个行业在国内的发展。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大规模的城市扩张还没有启动，城市以拥挤破旧的平房和传统社区环境为主。当时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是希望我们的居住空间更宽敞整洁，城市交通更方便，市民们希望通过居住环境的整体改善来实现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大家向往着一种自己从未体验过的、接近于国外发达社会的生活状态。这一阶段的相关实践大多关注改善房屋拥挤、漏水、院落积水等基础的居住条件，比如当时北京进行的以四合院院落为单位的危旧建筑改造。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随着老城的大规模拆迁，社会上一些有远见的人士开始意识到大规模开发对历史街区的严重威胁，对城市普通建筑遗产保护的思想开始萌芽，作为一种弱势的声音出现了。我于1992年在清华大学做博士后的时候，曾经带着学生去南锣鼓巷、北锣鼓巷、钟鼓楼、白塔寺、国子监等做历史建筑的相关调研，这在当时的学术领域还属于前沿性的研究。到1998年，北京完成了25片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首次提出了以院落为单位的保护改造理念，对全国的历史城市和街区的保护工作影响深远。

1996年6月，历史街区保护（国际）研讨会在黄山市召开，会议针对1982年以来国务院公布的两批历史文化名城在实践中可操作性较低的问题，提出以街区作为保护工作的重点的思路，直接影响了后续保护政策和技术标准的确立。

2000年到2003年，济南市在总体城市规划中提出了全城风貌带的概念，这在国内的规划实践中尚属首次。随后，广州也进行了历史文化名城规划编制，成为了国内第一个在区域尺度上实施文化景观保护和控制的城市。我当时分别与两地规划部门合作，参与了这两次实验性的探索。当城市开发的范围和力度越来越大，只有扩大视野，将保护控制区的面积和要素做相应的扩充，才能更好地融入到城市总体规划，应对城市发展对文化遗产产生的潜在威胁和挑战，并积极创造机遇将二者有机融合，更好地促进发展。

2005年，当时的建设部发布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保护范围、保护层次、保护内容、保护重点、保护方法等方面做出系统性的引导。我在这以后的十几年间主持参与了一系列实践项目，如福州三坊七巷、南京老门东历史文化街区、晋江五店市传统街区等，这些项目都成为当地的城市名片，在全国范围内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2011年底开始，“活化利用”的概念被引入到街区保护的语境中。从此，大家谈论保护更新的话题时，会综合考虑政府、社会力量和专业人士的意见，但基于不同案例的特殊性，要形成统一的认知变得愈发困难。

近期最为重大的转变是国家一系列推动全面文化复兴和遗产保护的相关重要文件陆续出台。这个趋势从2020年起较为集中地体现出来。这反映出我们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社会已形成的一种主流的共识，以及国家对城市和建筑领域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与引领。

 

AP / 景德镇除了地理位置独特、在我国陶瓷工业发展史上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外，还具有哪些潜力，吸引您在此扎根近十年，一直陪伴陶溪川陶瓷文化产业园区成长？

张杰

最初吸引我的是这座千年陶都的历史价值，我认为这里值得长期的投入，当然起初这还只是一种简单而朴素的认知。随着工作的开展，我对景德镇的认识不断加深，总觉得每一次来到这里，对这个地方的神秘和深厚底蕴又多了一层理解，一直有新的东西涌现出来，不是一次能够琢磨透彻的。景德镇独特的资源价值的发掘与活化，在我们国家目前的发展阶段能够代表和引领建筑遗产保护和利用的方向，我认为这是陶溪川最大的潜力所在。

在项目过程中，我们了解到景德镇有很多“景漂”，这是一个以中青年艺术家为主的群体，以陶瓷制品的研究、设计、创作为职业，他们分散在城市的不同角落。在陶溪川项目之前，他们的很多生活和工作诉求没有得到系统性的满足和支撑。陶溪川陶瓷文化产业园区的建设初衷之一，就是通过建立和开拓一个保护更新系统，为“景漂”群体提供一个生活、工作的环境和平台，以此带动城市复兴。

城市更新是综合力量推动下的社会发展的结果。我们专业做的一切工作，都无法脱离社会、经济等独立存在。城市中的任何投入都需要与产出达成一种平衡，否则就不可持续。在景德镇的实践中，我们一直在关注项目投入能不能带动城市发展，这是从项目之初就确立的目标，这么多年来，随着现实情况的变化，我们与业主一起共同谋划，不断调整项目的细节，但陶溪川的价值和目标主线始终没有改变过。

 

AP / 在此类设计、建造、运营等一体化的项目中，您作为建筑师，除了设计本身，还扮演了哪些角色？

张杰

在传统社会，建筑师的身份是工匠，从事的是综合性的工作。现在技术越来越复杂，建筑师有专攻空间设计这部分工作的趋势。但在实际工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多问题，比如工程实施的结果和设计差别比较大，尤其在我国，很多技术体系并不完善，这种现象更加突出。建筑师对很多现实问题的认知只能随着项目经验的累积才能逐步加深，比如如何随着项目的发展，协助甲方确定项目投入方向、策划功能、促进多方参与社会决策、处理改造项目与既有环境的关系等。

我在进行建筑设计的时候，首先会关注建筑所处的整体环境。建筑首先需要存在于周边的环境中，这是它存在的依据。我的设计很少是全封闭的、或者呈现纪念物的几何造型，而是会考虑一个建筑在既有的环境里，是不是对城市的环境足够积极、友好。

其次，我认为城市所需要的大部分建筑应该具有可以与使用者交互的积极界面。我特别关注建筑周边的人流动线、景观设计，关注在建筑周边活动的人是否喜欢周边的环境，能从这座建筑上获得哪些益处，在建筑内部和周边进行的活动对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帮助。

很多情况下，无法完全依靠建筑师和建造者来解决所有问题，有些决策必须拿到政府层面，或争取业主的积极配合，很多时候居民的参与必不可少。这些从宏观角度获得的支持和控制，会反过来与微观层面的设计产生积极的互动，我做的所有项目都经历过这样的过程。

 

AP / 陶溪川陶瓷文化产业园区的“软条件”，包括政府支持、业主配合、设计师投入、居民参与度等，是否比其他项目更好？什么因素会成为陶溪川未来持续成功的关键？

张杰

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个项目的难度比老城更新低一点。废弃的工厂空间已经不再承载生产活动，产权关系也相对简单。项目的重点就在于如何通过设计激活空间，再想办法通过运营把人吸引回来。相较而言，老城的改造更加复杂，老城的居住密度很高，若不进行一定比列的人口外迁，房屋的物理环境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善，这就涉及到很大一个群体的切身利益，事情会变得极其复杂。

但换一个角度来看，陶溪川基本上没有动用政府投资，项目的财务压力是比较大的。在这个前提下，业态规划、功能策划和项目的实际运营就显得格外重要。尤其需要把握前期的预判和运营后实际效果之间的关系。而很多老区改造项目都有政府的投入，经济压力相对小一点。直到现在，很多地方还在探索一个较为顺畅的模式推广居民参与老城复兴，这需要一个综合的途径。

说回到陶溪川陶瓷文化产业园区，我认为这个项目成功与否的关键是这里能不能成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场所，承载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功能，吸引多样化的人群为城市带来活力，由此推动更大层面上的城市发展，不一定非要盖新房子，而是实现产业的更新和升级。这是评判我们所有工作的最终标准。

我们的专业虽然是空间规划和建筑、景观设计，但塑造物理环境不是最终目的，最终是要服务于社会和城市。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偏差，或者说没有达到服务目的，我认为项目就不成功。这就要求我们对项目的业态做精准的把握和动态调整，持续跟踪项目运营状态并提出专业意见，而这一点是最难的。以我自己的项目经验看，很多老城历史街区和改造后的工业遗产都在不断变化的政策环境下进行业态的调整，这种调试能力对于从业者来说是真正的考验。

 

AP / 对老城、建筑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关乎我们如何看待历史，是一个永恒的、动态的话题。在国内城市风貌管控的要求下，您认为应如何把握二者之间的平衡？超越轮廓线、比例、尺度这些形式层面的评判标准，您认为建筑风貌有哪些更深刻的内涵值得我们关注？

张杰

一个城市片区的风貌是以使用者体验的方式来呈现的。当我们在城市里行走，能够感受到的、与身体距离较近的、能够理解和获得的信息和实物，乃至我们厌烦的东西，都是城市风貌的组成部分。

当我们把创造以人为本的城市环境作为城市设计的出发点和归宿时，需要把高度、体量、色彩、材料、绿化综合在一起考虑，而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塑造完一个环境后，要考虑人的使用和感受，这个空间是不是能吸引人在这里购物休闲？是不是有利于商家在这里经营？这些都是对城市风貌必须做出的回应。

文化因素在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我对一个地方的体验能包含超脱物理要素的部分，或者说一种场所感和地方精神，那感受就会完全不同。这种感受往往和历史建筑是否存在、建筑具体的设计语言和材料相关。如果我们创造出来的环境能够鼓励大家在那里活动，这些活动也会重新营造一个场所的人文维度，呈现出一种更丰富的风貌。

如果从技术角度对风貌做更完整的阐述，我认为可以包含三个维度。首先是空间的维度，即空间有多大、多高、长、什么样；其次是时间的维度，一座建筑的设计语言和材料是否继承了当地传统，是否体现了新与旧的内在联系，乃至对未来的想象；最后是人的因素，人是风貌的主角，人的活动让风貌活起来，人也是感受、评判风貌的主体。只有建立起对风貌认知的科学维度，才能避免对风貌的保护走向形式主义，或者过于随意，既看不到过去，又体现不出当下，也无法引向未来；这对于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今天我们谈到了风貌保护，也谈到了整个陶溪川陶瓷文化产业园区保护利用项目，其实对所有空间设计和实践的评价都需要回到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场景去思考：一个普通市民，一个非专业人士，在日常的生活场景下去体验和使用城市空间的感受。这是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