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信、达、怡、雅”的实践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首席总建筑师杨明

 

我对自己作为职业建筑师和日常设计创作都有着同样的要求，争取做到“信、达、怡、雅”，努力为使用者提供“健康、舒适、有趣、体面”的房子…

——杨明

 

您觉得您与建筑设计之间有哪些情感？

杨明：

对我而言，用“情感”这个词来描述自己和建筑设计之间的关系很难说得明白。我更愿意将建筑拟物，譬如一面镜子。在通过设计寻找“什么是建筑？”的过程中，它让我发现了更真实、更丰富的自己。但如果一定要将建筑拟人化，我觉得在自己专业学习和职业成长的不同阶段，建筑扮演着多种不同的角色。

 

如果将建筑拟人化，你希望建筑是什么角色？

杨明：

在早期学校学习期间，建筑像一个有趣的伙伴，与我互相砥砺，互相启发，共同探索着设计之于思考和动手的乐趣。

在工作的中前期，建筑像一个难缠的对手，不断地给我设置挑战，在互有胜负中将彼此看得越来越清楚，也越来越熟悉。

而到了近年职业生涯的中后期阶段，建筑越来越像是一位君子之交的朋友，尽管可能立场不同，但彼此一定能够达成和解，并懂得共同面对越来越挑剔的外部压力。

在未来自己进入职业晚期的时候，我觉得建筑会与自己合为一体，如影随形，设计感也会在生活中自然流露。到了那个时候，即使离开建筑师这个行当，也会设计常在，自由随心。

 

从业几十年，您如今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与正在做的事情？

杨明：

在行业代际定位中，我属于支文军主编定义的中国第五代建筑师。从业近三十年，从城市到建筑做过几百个设计方案，建成了几十个实施项目，对设计的认知已经非常深入成熟。然而就个人而言，我对于建筑师这个身份，却是在近十年里才真正有了比较真切的自我认识。

我们这一代建筑师特点鲜明，就是项目运气好，完美同步了国家三十年辉煌的城市建设周期，获得了超乎常规的实践锻炼机会。但受限于专业起步时的整体性知识平庸和巨变时代的传统理念急速异化，设计中虽然往往能有深度的思考和灵巧的手法，但却无法诞生出真正意义上的建筑大师，我们是摸索着努力重新认识和衔接中西方建筑知识的“过渡一代”。

有了对自己职业身份的这个定位，我现在很愿意做的是“传帮带”工作，以互学交流的姿态与更年轻的建筑师共同面对和梳理当下建筑设计知识体系的重建问题。这件事既是代际职业责任也是个人学习乐趣，值得认真去做。

 

您何时加入的公司，您当时如何理解公司的特色？

杨明：

我1995年研究生毕业后加入了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一直工作到现在。从最基层的设计助理升迁到目前的首席总建筑师岗位，走了一条非常标准、老派的国有大院建筑师的发展道路。

当年入职的时候华东院还不叫公司，而是叫单位。对单位的理解就是一个小时候常听的名词“社会主义大家庭〞，而自己将和其中一些技术人员建立起人生中最长一段时间的人际关联，所谓“大宝天天见”。

那个时候对单位的设计能力和建筑特色所知有限，除了知道单位挺大、有名气，设计过东方明珠，其它都很模糊。对于自己作为一名建筑师在社会当中的行业地位和确切责任也没什么了解，可以说是完全懵懂无知。真正确切地意识到华东院是整个行业中的设计龙头是在后来逐步看到一系列重大城市建设成果落地时才体会到的，这也渐渐澄清了自己对单位的认识，坚定了“从一而终”的职业信心。

 

是否有一些重要的节点对您专业认知的形成或当下从事的工作产生了影响？

杨明：

准确来讲我自己职业生涯中的重要节点都是和建筑设计好坏本身没有直接关系的，它们更多是影响了我在设计活动中的外延角色和思考能力。

比如2003年，我从一个综合设计所被调任建筑创作所的所长，这是一个专注院里重大项目投标且不考核产值的部门。这让我有机会在之后十六七年时间里可以保持相对纯粹的专业设计视角，并能时刻关注到设计市场中建筑同行们的进展状态。再比如2008年，我机缘凑巧地受邀参与到东南大学的建筑专业教学中，并一直延续至今。与后辈学生的交流始终让我觉得清神醒脑、受益良多，能够为自己在国有大型商业化设计企业里打开一扇透视未来职业发展的窗户。

像这样具有启发性的节点在工程项目中也有。譬如2005~2009年，我主持了文物建筑基督教圣三一教堂的修缮，并从此真正开始从设计的角度思考历史之于建筑的意义。这些影响到个人职业发展历程的重要节点，都像是一种持续性专业认知变化的肇始事件，它们在我40岁左右时发生并深刻影响了过去的设计思考，引导着自己不断走向清醒和进步。时至今日，对于建筑师职业，我觉得自己已经基本进入了“五十知天命”的状态，可以比较从容地以抽身在外的心态加以审视，摒弃掉许多年少懵懂时的学术自恋和专业执着。

 

 

您觉得城市当下最应该被关注的问题是什么？建筑师应该做什么？

杨明：

就普遍的城市而言，最应该被关注的永远都是人的使用体验。不过，由于每个城市的发展阶段不同，建设层面的核心议题多少都会有些不一样。就当下的上海而言，我觉得城市建设领域最应该被关注的问题应该是如何让城市建成环境的迭代更新变得更加有效和顺畅。

这里涉及的关键议题是城市如何从更好地“有”转向更好地“用〞。“有〞是针对于空白用地的全新营造；而“用”是针对已经饱满的建成环境，更关注空间运营的可持续性。上海这座老龄化城市，已经几乎完全步入了全既有环境的空间更新时代，建筑师的目标、设计的理念、工作的模式都需要进行深刻的调试转变。

我近几年特别关注长宁区在愚园路、新华路、幸福里等地持续进行的街区改造。这些更新项目吸引我的不是空间形式转化的成功与否，而是在于他们对更新模式和实施路径的积极探索。通过持续不断地小步改良，建设更新过程包容了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行为，专业的社区营造团队出现且不可或缺，政府管理部门、投资人的角色都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就其中的建筑师而言，全方位的沟通职责成为比空间设计更重要的工作内容，而这恰恰反映了前面提到的从重“有”到重“用〞的变化趋势。

 

七十载春华秋实，传承与创新是学会一直以来的前进目标，您如何理解传承与创新？建筑之外，可以有什么？

杨明：

上海市建筑学会成立七十周年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作为这一届理事能从中见证，我自己深感荣幸。

时代在变，但建筑师在社会中的角色基本没有改变，始终需要为公众提供实用美好的空间和舒适体面的环境。上海市建筑学会“服务国家，奉献社会”的团体理念与近百年前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创立上海建筑师学会时的立会宣言：“以“研究学术、互助营业、发展建筑职业，服务社会公益，补助市政改良”为宗旨，以“联络同业、组织团体，冀向社会贡献建筑事业之真谛”为目标…”一脉相承，跨越近一个世纪而精神不变，这就是传承的力量，也是上海建筑师历来比较自主、自信的体现。

至于说到创新，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当下众多建筑师参与乡建的活动，就说明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会自然推动建筑行业放大职业活动的外延，在社会中承担起更为丰富的角色。而与之相较，重新澄清和定义建筑、建筑师在当下快速转型异化的社会中的职业内涵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也更不容易。只有当大多数建筑师能具有独立自省的人格面貌，对建筑的思考能跨越时代表面的消费潮流和管理桎枯，让百年传承的职业精神自然凝立于心，这时的建筑创新才可能真正更有益、有效、自信地回应建筑之外日益丰富的变化需求。